这首别诗共八句,分为两层,前四句写景,景中寓情,后四句抒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比兴寄托,浑厚流转,雄浑悲壮,意境高远。
诗的前四句是触景生情之作,“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晨夜赴沧海,海流亦何抽。”上两句状出黄河九曲,奔腾不已的雄伟的形象。下两句则又是写实与幻想并用,丰富与具体化黄河形象。前浪催后浪,倾泻入海。一个赴字状出水流之急,更赋情韵。一个迹字,承接赴字,状出大海从容不迫之貌,不停地接纳河水。一急一缓,摇曳生姿。景象壮观,意境阔远,气魄宏大,动人心魂。作者笔下的黄河形象,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它的主要特征,源远流长,波涛汹涌,曲折入海。尤其是状写黄河动态,更赋情韵,耐人寻味。赞叹、惊异、畅快之情,从笔底流出,而又深有寄托,比衬出下面的夜里之行,亦寓有子 (孔子) 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之感。为后四句抒情张目。
后四句写远适夜里,而又不能归之情。“远适夜里道,归来未有由。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古人追求功业,重名利,以光宗耀祖,夜古流芳。汉末文人常发出类似感叹。“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铖轲长苦辛。” 人生短暂,应先取高官厚禄。因为“荣名以为宝”。当然仕途并非平坦大道可走,朝廷中重要官位也不是唾身可得。因此他们感叹“立身苦不早”,“虚名复可益”,“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等等,不一而足。因此并非是应玚不能归家,而是理想、事业的原因。思亲怀乡,时光流逝,求仕焦急,齐聚内心,矛盾冲突,日夜折磨,难以排遣,致使五内俱伤。逢景遇事,即进发而出,如同开了闸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诗人以自已感伤的形象作结,意味深长。
应玚的二首《别诗》,起调都很高昂令人感奋。“朝云浮四海,日暮归故山”、“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莽莽苍苍奔突而来,多么的壮美,又是多么的饱含深情。这种高亢的起调,使诗歌在短篇中开拓出扩大的境界,扩大了感情的容量,且使它所领起的下文,也被高唱的基调多笼括。建安诗歌,以慷慨悲凉著称,而建安诗歌多自高唱起调的表现方式,则是形成这种慷慨悲凉诗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拼将热血洒疆场 ”,这是一首边塞诗,写于1906年。当时作者从日本回国,曾北上游历,在吉林、辽宁一带察看形势,一路走来,有许多感想,于是就留下了这首七言诗。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这开篇的两句,诗人便是直抒胸臆,直接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而且这两句,也是非常好理解;对于出征的士兵来说,应该要高唱着战歌,然后胜利归来,只有要决心,一定是可以把胡奴赶出玉门关去。其实这更多的是诗人一种内心的表现,由于当时的满族从关外,入主中原,使得很多的文人,都有这着这样的一种抱负,但是徐锡麟这首诗,则是显得更为独特,也更加的霸气。
第三句在前句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深化出征战士的思想境界,把他们出征的雄心和壮志上升到为国牺牲的高度。“只解”是说心中所存唯一的念头,排除了其他的种种想法。古人在对待“死”的问题上,很崇尚为国而死,为朋友而死,为公而死,为义而死,等等,其中尤以为国捐躯被看作无上光荣的事,尤其是战场上为国牺牲,更是高于一切的莫大荣幸。这句诗正好体现了上述内容,强调了“为国”二字。
末句,总领全诗,从反面讲,为国牺牲、战死沙场,既然是人生最大的荣幸之事,那么,对于尸体归葬的问题,就不必考虑了。“徐锡麟把东汉时期马援“马革裹尸”的思想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用了“何须”两个字,认定了只要为国牺牲不问其它;至于尸体归葬故土的问题,并不重要,所以才说“何须……还!”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义无反顾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把一腔报效祖国、战死疆场的热忱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写下了这首诗的一年以后,作者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清政府要他写口供,他挥笔直书:“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尔后,慷慨就义,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最后一句“何须马革裹尸还”,写出了他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总之,这是近代边塞诗中难得的一首好诗。
这首词是言志之作,表达了作者匡国济世的凌云志向。1903年中秋节,秋瑾与丈夫王子芳发生冲突,从家出走,寓居北京阜城门外泰顺客栈,后由吴芝瑛出面调解,而秋瑾下决心冲破家庭牢笼,投身革命。不久即东渡日本留学。
词的上片写与王廷均结婚八年,表面上过着富贵人的生活,实际上是“奴仆不如”的生活,如今与其决裂,突破家庭束缚,实现了“求自立”的愿望。“苦将侬,强派作蛾眉”进一步说明表面上过着贵妇人的生活,实则奴仆不如的“八年风味”。“殊未屑”表明作者对贵妇人的生活,并不留恋,相反加以蔑视。上片主要表达了作者自己初离家庭时的矛盾心情,别具匠心。
词的下片写词人虽有凌云壮志,但知音难觅,不觉泪湿衣襟。作者平日虽以肝胆相照,真诚恳切,但不为世俗所了解,因此生活中常受折磨。离家以后,在大千世界中,不知去何处去寻找知音。找不到知音,又将会受折磨。想到这一点,作者不觉伤心落泪,也是很自然的。这种担心和忧虑,真实地反映了一个革命者刚踏上革命征途的思想状况。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这四句是深入浅出的鉴湖女侠的自我写照,她运用“身与心、列与烈”两句四字谐音和意义不同的显著变化,来表达她的抱负、志向和思想感情的转变,正是上接“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这两句进一步的思想发展。紧接着表明她是一个“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的富有感情的人,但不幸偏遇着这么一个庸夫俗子的丈夫,因她穿着男装独自去看了一次戏,竟遭丈夫的辱打,不由她不发出“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这样的浩叹。
这首词是韦庄在公元九世纪(唐僖宗中和年间)避乱洛阳时的作品。韦庄客居洛阳,正是国家多事之秋,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自己则浪迹他乡一事无成。所以词一开头,就以排比偶句写景抒慨。上句写景,洛阳多花,春光确实很好;下句抒慨,洛阳多才子,但他们却因为生不逢时而垂老他乡。洛阳的大好春光未能使之陶醉,反而触发了他的隐忧,可见这位“洛阳才子”此时感慨颇深。这里,“春光好”是淡写,“他乡老”却是重笔,情景两两对举,比照十分鲜明,以情景的反差表现了心理的反差,突出了“春光”却在“他乡”、虽“好”可惜已“老”的矛盾心境。明代戏剧家汤显祖读到这里说“可怜可怜,使我心恻”(汤显祖评本《花间集》卷一),可见“他乡老”一语,既是韦庄一类晚唐士人的慨叹,也是历代失意士人胸中共有的块垒。三四句承上,一句写景,一句写心。魏王堤即魏王池,因“贞观中,以赐魏王泰”而得名,它是东都洛阳的游赏胜景。但安史乱后,东都已失去昔日的魅力,更何况此时游赏,就更有一番今不如昔之感了。句中着一“暗”字,虽是烟笼柳堤的实景描绘,但也确是作者的虚笔映衬,从中透露出一种历史与人生的迷蒙感,所以下句就直接托出“此时心他迷”的心态。眼前所见的是春光缭乱、烟柳迷茫之景,胸中翻腾的是怀才不遇、心志凄迷之情。眼迷心迷,景迷情迷,使他又一次陷入迷惘忧伤之中。这也正是他在《中渡晚眺》一诗中所写的“魏王堤畔柳如烟,有客伤时独扣舷”的情与景,不过这里情景更为密合,意旨更为蕴藉。
过片与首句呼应,具体描绘春光之好:桃花红艳,春水清澈,鸳鸯双双,嬉戏水上,一片明丽的春色,一派盎然的春意。写到这里,作者似乎已从上片心迷之情中解脱出来,陶醉于融洽的春光之中了。其实并不,后面两句说明他又一次以情景的反差来表现自己心理的反差,又一次表达自己的心迷:“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这里,词人面对残晖,一方面是恨意郁结,家国之痛,身世之悲,都化成恨在心头凝结。下一“凝”字,极共沉重。另方面是深切忆念,故国之忆,亲友之忆,都化成怨在心底激荡。下一 “忆”字,格外深挚。“君不知”三字,以怨对方的不知、无情、无动于衷,曲折表达自己的忆念之深、之切、之诚、之纯,真是“无限低徊,可谓语重心长矣”(丁寿田等《唐五代四大名家词》乙篇)。吴蘅照在《莲子居词话》中说:“韦相清空善他”。这首词,以恨他忆,以景迷他心迷,以情景反差他心理反差,就此一端,也可看出吴蘅照说他“善他”是不错的。
洛阳是词人的第二故乡,因而他对洛阳有着深厚的感情。此词开头,即叠用“洛阳”二字,而且突出地把它放在句首,就是这种感情的具现。“洛阳才子”是词人自指,因为他的成名之作《秦妇吟》就是在洛阳写的,并获得了“秦妇吟秀才”的美誉。洛阳的春光好在:一是魏王堤上阴翳的垂柳,上蔽天日,下荫游人;二是桃花水暖,鸳鸯双浴于澄波碧水之中。杨柳依依,更添离别之情;鸳鸯喁喁,益增寂寞之感。这些都是词人在洛阳所习见的景物,因而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心底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