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作者晚年回归故乡时路过薇山亭时所作。该诗主要通过南云、北雁寄托自己对家乡的思恋,通过单独询问故乡篱笆下菊花抒发了诗人思乡欲归的急迫心情。全诗即景抒情,感情比较含蓄。
诗的首句就云“心逐南云近”,在这一句当中,寄寓了丰富的含义。首先是诗人对家乡的思念,然而思念却不得归还,于是仰天长叹,奇情于南去的白云,就是陆机所说的“指南云以寄款”。但是只云去而未去,思乡之悄愈苦,只得心追逐南去的白云飘逝。江总在思乡情浓时,总是仰望那南去的白云,在《遇长安使寄裴尚书》中亦云“去云目徒送,离琴手自挥”,表达的仍然是这种思乡的感情。如果说在《寄装尚书》中表达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情的话,那么,在这里,作者着重表现的就是一种归还家乡的焦急心情。因为此时诗人已经行走在回家的路途之上了。
第二句是“形随北雁来”,在上句表达思乡之苦和归乡之焦急之后,这一句流露了一种来到南方的欣喜。伴随那从北而来的轻快的大雁,诗人来到了南方。因为归家乡的感望就要实现了,所以欣喜;因为心中欣喜,因而脚步也就轻快。“形随北雁来”五字显得自自在而飘逸。
前二句加在一起,就产生了第一个波折,从对比中表现出诗人对家乡的深深的思念。从格律和用词上看,这二句对仗工整,表现出诗人语言技巧的高妙;在语势上,语句轻快急促如行云流水很好地表现了诗人归家的心情。
后二句是“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作者通过这个问题,把思乡的感情变得深沉了。在回故乡的途中,在思乡之情急切的时候,也是在家乡就快要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诗人突然想到了故乡篱墙下的菊花,这种思维过程非常符合感情发展的逻辑。篱墙下的菊花是一个具体的物像,而且是诗人在故乡时常常能见到的东西,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埋藏在诗人的潜意识当中,所以在归乡的感望就要实现的时候,它就突然从潜意识里跳了出来,诗人对故乡的印象也清晰起来。诗人这时想到了篱下菊,但并不是只想到了篱下菊,从前常常见到的物像必然附著着许多其他的事件、感情,所以想起了篱下菊,那些篱下菊上的附著物也自然就联想起来了。因此,诗人通过对一个单一而具体的物件的回忆下子唤起了对家乡的整个的印象。可见这两句诗使全诗的感情得到了深化。而此二句的语势变得缓慢,也正好村托了这种深化的感情。
湖山雪霁,皎洁晶莹,犹如玲珑剔透之冰壶,在此清寒之境探寻梅花,可谓清雅之至。而探梅目的,又在寻求林逋诗意和王维画境的同时,流露出作者追攀古人高远超脱的风雅。“雪晴天地一冰壶”,以比喻写出了湖山雪霁的皎洁晶莹。“竞往西湖探老逋”,“老逋”,以人代花,显得别有情味。“对酒”三句,复以不负好景的豪兴,抒写了与唐代诗人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相似的情怀,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点。“醉倒在西湖”,是诗人摆脱一切拘束而沉湎于极乐境界的写照。
曲中作者写到两次“笑”,“笑王维作画图”:作者踏雪寻梅之美景雅趣远非王维画笔所能形容,是自我得意之笑。“对酒看花笑”:自己与梅花相对,两情相悦,是花下饮酒陶醉的笑。
上片写黄州、黄石一带山光水色和田园风味。三幅画面组缀成色彩斑斓的乡村长卷。“西塞山”配上“白鹭飞”,“桃花流水”配上“鳜鱼肥”,“散花洲”配上“片帆微”。这就是从船行的角度自右至左依次排列为山—水—洲的画卷。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青、蓝、绿配上白、白、白,即青山、蓝水、绿洲配上白鹭、白鱼、白帆,构成一种素雅恬淡的田园生活图,这是长江中游黄州、黄石一带特有的田园春光。
下片写效法张志和,追求“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答李端叔书》)的超然自由的隐士生活。“自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勾画出了一个典型的渔翁形象。“斜风细雨不须归”,描绘着“一蓑烟雨任平生”乐而忘归的田园生活情调。下片还是采用“青”(箬笠)、“绿”(蓑衣)与白(雨)的色调相配,烘托出了苏轼此时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全词虽属隐括词,但写出了新意。所表现的不是一般自然景物,而是黄州、黄石特有的自然风光。所表现的不是一般的隐士生活情调,而是属于苏轼此时此地特有的幽居生活乐趣。全词的辞句与韵律十分和谐,演唱起来,声情并茂,富有音乐感。
此诗主题在于忧谗忧谤,同时揭露了谗言惑国的卑鄙行径。作者应是饱受谗言之苦,全诗写得情感异常激愤,通篇直抒胸臆,毫无遮拦。起调便是令人痛彻心肺的呼喊:“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幠。”随即又是苍白而带有绝望的申辩:“昊天已威,予慎无罪!昊天泰幠,予慎无辜!”情急愤急之下,作者竟无法用实情加以洗刷,只是面对苍天,反覆地空喊,这正是蒙受奇冤而又无处伸雪者的典型表现。
二、三两章,情感稍缓,作者痛定思痛后对谗言所起,乱之所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揭露。在作者看来,进谗者固然可怕、可恶,但谗言乱政的根源不在进谗者而在信谗者,因为谗言总要通过信谗者起作用。谗言如同鸦片,人人皆知其毒性,但它又总能给人带来眼前的虚幻的快感。因此,如果不防患于未然,一旦沾染,便渐渐使人产生依赖感,最终为其所害,到时悔之晚矣。作者在第四章中的描述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道理:天子的独特处境、地位使其天生地缺乏这种免疫力。故与其说刺小人,毋宁说在刺君子。可谓深刻至极。此二章句句如刀,刀刀见血,将“君子信谗”的过程及结局解剖得丝丝入扣,筋骨毕现。“盗言孔甘,乱是用餤”是送给后世当政者的一付清醒剂。盖因听谗者比之进谗者责任更大,故先刺之。可见愤激的情感并未使作者丧失理智。
四、五两章,形同漫画,又活画出进谗者阴险、虚伪的丑陋面目。他们总是为一己之利,而置社稷、民众于不顾,处心积虑,暗使阴谋,欲置贤良之士于死地而后快。但险恶的内心表现出来的却是花言巧语、卑琐温顺,在天子面前,或“蛇蛇硕言”,或“巧言如簧”。作者的描绘入木三分,揭下了进谗者那张赖以立身的画皮,令人有“颜之厚矣”终不敌笔锋之利矣的快感。
末章具体指明进谗者为何人。因指刺对象的明晰而使诗人的情感再次走向剧烈,以至于按捺不住,直咒其“既微且尰”,可见作者对进谗者的恨之入骨。那“居河之麋”的交待,使读者极易联想起躲在水边“含沙射影”的鬼蜮。然而,无论小人如何猖獗,就如上章所言“跃跃毚兔”,最终会“遇犬获之”。因为小人的鼠目寸光,使他们在获得个人利益的同时,往往也将自己送上了绝路。从这个角度看,作者不仅深刻地揭露了进谗者的丑恶,也清醒地看到了进谗者的可耻下场。
此诗虽是从个人遭谗人手,但并未落入狭窄的个人恩怨之争,而是上升到谗言误国、谗言惑政的高度加以批判,因此,不仅感情充沛,而且带有了普遍的历史意义与价值,这正是此诗能引起后人共鸣的关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