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不知道为什么登高望远、咏史怀古的诗歌总要带上一股浓浓的愁绪,仿佛凭吊历史古迹,眺望莽苍景色必然要“惆怅”。从陈子昂那首《登幽州台歌》中“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到苏轼那两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似乎让人读来浑身上下都裹了一层悲凉。
也许,登高极目时,总会让人感到宇宙的浩瀚与自然的阔大,从而感受到“人”的渺小。凭吊古迹时,总会让人感到时间的流逝与历史的无情,从而感受到“我”的短暂。所以,在时间与空间面前的悲哀、孤独、失落,是人类一种共同的心理感受,它从古到今笼罩着那些敏感的诗人,使他们一登上山峦楼阁,一看见遗址陈迹,就会从心底里透出一种哀伤悲凉的感慨。
杜牧这首诗就是在浩荡的大江面前生出来的无限感慨。有人以为曹操能以布囊盛沙塞断长江,这荒唐的念头真是可笑;苻坚自称投鞭可以断流,这口气也实在狂妄得可以。可是这些荒唐与狂妄的人如今都早已灰飞烟灭,而江上渔歌依然、沙鸥依然,夕阳西下,明月东升,又何尝因为这些狂人而改变半分?就是那位智谋极高、财富极多,进而运筹帷幄、退而泛舟江湖的范蠡,如今又何在呢?还不是一抔黄土、化为清尘了吗?只能让人千载之下感到寂寞而惆怅。江上的好风依然在吹,但曹操享受不上,苻坚享受不上,范蠡享受不上,却都付与了往来江上的商人。惟有长江依然是长江,它千百年来仍是上连巴蜀汉中,下接潇湘吴越,汹涌时惊涛拍岸,叠浪如山,平静时水光接天,明如平镜。
人在宇宙与历史之中永远是一个匆匆过客和一粒小小沙砾,除非缩于蜗角,坐井观天,才能获得夜郎自大的满足,否则就永远会感到存在的悲剧意味。诗人与常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总是在思索一些常人不愿意思索的问题或觉得不必思索的问题,所以他们总是比常人更多地品尝到人生的悲哀。正像杜牧另一首咏史怀古诗《江南怀古》所说:“车书混一业无穷,井邑山川今古同。”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两句的潜含意义。其实,诗人是在叹息,纵然像秦始皇那样使“车同轨,书同文”,建立了一统帝国的伟人,如今又安在呢?井邑山川却仍然是老样子,并不因为一两个伟人而改变。杜牧另一首《题敬爱寺楼》里说:“独登还独下,谁会我悠悠。”这“悠悠”就是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悠悠”,并不是《诗经》中“悠悠我心,青青子衿”的“悠悠”。冯集梧注引《淮南子》:“吾日悠悠惭于影”,也是对的;日影是时间的标志,在时间的无情流逝之前,有谁能不惭愧自己的短暂生涯?在高楼远眺,又有谁能不怅叹自己的渺小?
《三国演义》开篇的一首《临江仙》,有几句是“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其中的苍凉正是“人”对生存意义的困惑。同样,当读杜牧《西江怀古》时,便不由感到这个诗人当时眺望长江、缅怀古人,心里一定也在想人在无垠的空间与无际的时间里那尴尬的处境。
诗歌里有几类主题常常是老生常谈地被人反复吟咏,像什么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包括爱情与友谊),什么理想与事业,什么山水自然的美丽等等,千人道过来,万人道过去。人生的短暂、个人的渺小与宇宙的永恒、自然的阔大,也不知道有过多少诗歌写过这个主题,像《古诗十九首》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都是这一主题的咏叹调。可是,为什么诗人总是乐而不疲地反复咏哦,而读者总是不觉其烦地愿意捧读呢?这是因为这个主题永远牵动着人类心灵深处的一个暗结,即“人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人活着就是要建功立业,那么当他生命结束化为黄土之后这功业又有什么意义?但如果人存在于世不是为了建功立业,那么他活着又有什么意义?人生如果是一场戏,那么每个人似乎都成了牵线木偶式的傀儡。人生如果不是一场戏,那么表现了一番身手之后又由谁来评是说非?人生为什么只有百年之期,而宇宙却为什么永世长存?自人的角度看宇宙,那似乎是一个永远解不尽的巨大的谜,而从宇宙的角度看人类,是不是会觉得人类像忙忙碌碌的蚂蚁或不知春秋的蟪蛄?于是,这个主题在人们心中就成了一个“原型”,每当这一原型出现,人心都会发生共鸣,因为古人也罢,今人也罢,东方人也罢,西方人也罢,都有着这么一个心灵共震频率。
所以,当杜牧的《西江怀古》以浩瀚宏大、亘古不变的长江及江上古今咏唱的渔歌、江面飞去飞回的沙鸥、永远东升西落的日月反衬人类英雄智者的渺小时,人们就不由自主地感到了一阵“人”的哀伤。尤其是当想到曹操、苻坚、范蠡虽是英雄豪杰。却不过是匆匆过客徒留笑柄,因而反观更加渺小的“我”时,这心中的怅惘便更加上了一重愁思。
此诗以桃李比方女子红颜,说花虽然零落,尚有重开的时候,而一旦红颜老去,便会欢爱永绝。
本来,花落花开是大自然的永恒的法则,正如四时的周而复始,前后相续。通常人们总是习惯于将花开花落比女子年华的盛衰有时,却很少从两种自然现象的差异之处着眼作比。诗人从这一角度处理题材,自然出人意表。诗人的这一思想从属于他对整个人生的思考。他由落花感悟到青春易逝,盛颜难驻,于是借采桑女子而发。这类人生短促的感叹,是一种时代思潮,在当时的诗文中时有抒发。因此,采桑女的忧伤也就是诗人自己的“愁肠”,采桑女的感叹与诗人的人生感慨是相通的。
《董娇饶》在汉诗中别具一格,和汉乐府民歌有所不同,这从开头的六句即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篇章多数是一开始便直咏其事,也有少数篇章用大段铺叙介绍人物以引起故事,如《陌上桑》。《董娇饶》的开头则是描写景物,作为人物活动的环境。这样,既做到了人物和环境的统一,又使开篇和全诗紧密关联。《董娇饶》的开头一段与全诗的关系极大,诗意即此生发,层层展开:由采桑女攀折花技引起“花”的诘责,继写采桑女的回答,再写“花”的反复辩驳。开头这一段景物描写其中包含抒情成分,因而也写出了某种意境,颇合于闻一多在论述汉末诗歌的发展时说的“事化为境”的意思。如《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写诗人的悲愁,从描绘秋夜的景色入手,写皎皎明月、历历寒星、促织的悲吟、寒蝉的凄切,这秋夜的景色即是诗人情感的外化,景亦情,情亦景,则已臻于情景交融的境界。就《董娇饶》的全诗看,虽说并不以抒情为主,但其情感的抒发和景物的描绘也还是一致的。
在写作艺术上,此诗风格独具,意境幽深。其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成功地运用了心理映衬的手法。
表现人物心理这一部分(从第七句至第二十句)构成全诗的主要内容。其中“纤手折其枝”一句作为全篇关节。对采桑女为什么要拗折路边的花枝的问题,诗人没有作交待。接下去从对立的一方“花”写起,借“花”的诘责引出矛盾:“何为见损伤?”“花”的责问有理:我开我的花,你采你的桑,彼此互不相干,你为什么要来损害我?采桑女却是答非所问:“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言外之意是:请不要顾惜现在这一点小小的损伤吧,反正你早晚是要殒落的。这个回答并未说出折花的心理动机。采桑女不作正面回答的原因无非是不愿剖白内心某种隐秘的花西,这种隐秘的花西或许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然而,她的回避反倒容易使她的心理活动被人窥测到。正由于她无意中表露自己对盛衰的看法,招来了“花”的驳难。“花”的盛衰观和采桑女有着根本的分歧,生活的真谛告诉它:“秋时自零落,春日复芬芳。”如果说采桑女回答“花”的诘责时尚能平静处之,那么,当她听到“何如盛年去,欢爱永相忘”的讥嘲,便难以自持了。这话正触到她的隐忧,令她闻之心惊:花虽然凋落,可还有再荣之期;作为一个女人,青春却是一去不返。她不敢想等待着她的未来究竟怎样,她将碰到一个什么样的命运。不敢想,却又不能不想。她回答“花”的话,说的是“花”的荣枯,实则成了自伤。这隐在的自伤的情怀造成她折花的复杂、微妙的心理。在万物得其时的明媚春光中,采桑女手提桑笼走在幽僻的小路上,繁花不时地拂过她的头顶,她不能没有感触。大约她看到那炫耀似的开着的烂漫的桃李花,即勾起心头的烦恼,并带一点本能的忌意,心里想这些花虽没,但到了露结为霜的季节,还不是照样枯萎、凋谢。这样想着的时候,纤手不知不觉地已经攀住了花枝。
这一段文字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层见迭出。又由于诗人运用了以花写人、借物传神的笔法,全诗显得含蓄蕴藉,宛转动人,而有别于乐府民歌的质直和单纯。
《董娇饶》一诗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抹煞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应有其地位。但是它在艺术表现上的创新是基于对乐府民歌的借鉴。比如诗中设为问答的形式就是直接来自乐府民歌。在叙事中穿插对话,是乐府民歌经常采用的形式,《花门行》、《艳歌何尝行》和《陌上桑》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采用这种写法可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感,避免叙事的单调和平淡,且有助于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划。《董娇饶》中的对话在表现心理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同时,由于这一方式的采用,也造成诗意的层层递进,因而在组织篇章结构上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此外,以花拟人的写法也是受了汉乐府民歌中寓言诗的影响。汉乐府民歌中有为数不少的寓言诗,如《乌生八九子》、《艳歌行》(其二)、《蜨蝶行》和《枯鱼过河泣》等。寓言诗的基本特点是取义双关,意在言外。《董娇饶》不同,它的主题是通过正面形象的描绘直接表现的。虽亦拟物为人,但那是为了表现人,表现人与“花”的某种特定关系,而非全篇用寄托,所以这里的花并没有独立的意义。
此诗在语言的运用上则更多地保留了民歌的朴素、自然的本色。比如开头的两句“洛阳城花路,桃李生路旁”,就如同脱口而出。“高秋八九月”以下四句也是如此。把此诗同建安诗人的某些作品一比较,二者之间的差异立即就可以看出来。曹植的《美女篇》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词采的华丽和对偶的讲究。《董娇饶》的句子并不怎么修饰和锻炼,其中也有一组对偶句,即“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这虽然已是在有意追求,但仍不免有些笨拙,不像魏晋诗人用起来那样得心应手。
第一首写深夜听唱《竹枝》。四句之中没有介绍是什么人在唱《竹枝》,是男还是女,以及他因为什么要唱这样一种凄凉哀怨的曲子。而只是说在瞿塘峡口,白帝城头,月亮西沉时,烟雾迷漫,一阵阵歌声远远传来,悲凉凄楚,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唱到声情凄苦之处,音调梗塞,致使周围宿猿栖鸟,齐声悲啼,更烘托出这一曲哀婉动人的悲歌。
“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交代地点、时间和周围的环境。“水烟低”描写江面上烟雾迷漫,营造一种压抑的气氛;“月向西”说明时间之晚。在这烟波江上,深宵夜半,竟有人吟唱一首悲歌,应该是遇到了极其悲伤的事,郁愤不能自已,故发而为歌,声调凄惨。末句“寒猿暗鸟一时啼”以环境烘托歌声的悲哀。《水经注》引渔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猿鸣鸟啼原本似人之哭泣,悲凉的歌声牵动了鸟啼猿鸣,而猿鸟鸣啼又成为《竹枝》的协奏曲,更加倍衬托出悲歌凄怆的情境气氛。诗歌写得如此凄婉动人,与当时诗人寂寞的心情有关。
第二首写静夜听唱《竹枝》。前两句写哀怨如泣的《竹枝》歌声时断时续,打破了夜静空山的沉寂,同时问这幽怨恻怛之歌怨的是何人。以问语说,不直接道出,发人思索,而更觉沉痛可伤。第三句谓这《竹枝》怨歌并非独唱,而是“蛮儿巴女齐声唱”。恋儿巴女,当时对湖北、四川一带男女青少年的一种称谓,因古时称楚国为荆蛮、四川为巴蜀。这齐声所唱之怨歌,遭贬谪、受打击的诗人听了,更勾引起自身的愁怨之情,因此末句诗人喟叹云:可愁煞了江楼上的我这个忠州病使君啊!上首借景寓悲,这里则无穷羁愁尽在“杀”之中,倾怀而诉,不嫌直致。
第三首集中重墨描绘诗人于江楼上所见的“竹枝”歌乡之雨景。前两句描绘舟行风雨中。三、四两句由第二句生出,绘水边景致。“冷花”、“湿叶”,雨气逼人;“红簇簇”、“碧凄凄”,描绘歌乡雨景,乡土色彩浓郁而体物入微。
第四首写听江畔唱《竹枝》。前两句写不知何人在江畔唱那《竹枝》歌,前声曲断咽后声调迟迟,状写《竹枝》歌法,声口宛然。后两句写诗人始悟曲调凄苦,因所唱多为通州司马“词苦”诗。元稹任监察御史时,因得罪了当权派,被贬江陵士曹参军,后迁通州司马,遭遇类似白居易。他在通州心情甚悲愤,(白居易曾有《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因成四章》诗安慰他)因而可能亦曾拟《竹枝》抒其“沉愁”(白诗语),通州司马“词苦”诗中所含寓的志士们流离迁谪之悲,及响彻《竹枝》组歌中的辛酸心声,均蕴于苦调、溢于言表,因而,组诗虽语言通俗流畅,却并不失于率直,而颇得蕴藉之神。
这首诗歌开篇表明诗人常来终南山游玩,“数朝至林岭……气远天香集”描写终南山的景色,罕有人至却事物盎然,别有闲情雅致。“虚洞策杖鸣...…回路倏而及”写诗人在山上的活动,诗人拄杖登山,衣襟被打湿。偶遇农家,上前拜访,农人很热情地招待诗人,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山的时候了。“烟色松上深……悠然赋斯什”中,诗人先描写下山之景,之后借景抒情。表达了诗人对官场生活的厌烦,对自然田园风光的喜爱以及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
这是唐代诗人王湾的一首五言律诗。这首诗情以景生,景与情合,情景交融地阐释出作者在面对此情此景时的心态,也揭露出了作者对仕途中的苦涩、艰辛的强烈不满,以及自己对山野自然自由的无限向往。 文人们到京都应试,求功名,栖息游赏之中,接触终南山最多,对终南山也别有情感。这些人大都有诗家手笔,吟咏之间,染翰之时,自然把诗文化与帝京文化、隐士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终南山文化的别致。
在王湾的《奉使登终南山》中,诗人叙登山过程,绘山中“ 潭深鸟空立” 、“ 烟色松上深” 登清幽之景。登山及所见触动作者的心弦,“ 峰在野趣繁,尘飘宦情涩。辛苦久为吏,劳生何妄执。” 作者认为自己的本性是向往山野自然,仕途对于他只是一种苦涩、一种艰辛。这首诗是终南山秀美景致与诗人内心细腻情感的完美融合,历代文人雅士都对其交口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