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此诗描述了边海百姓的艰难生活，比较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的惨痛景象，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生活的同情。全诗采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的手法，使边海贫民悲惨的生活图景跃然纸上，言简意赅，寓意深刻。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是“剧哉边海民”的衬托。各地的情况虽然不同，但最艰难困顿的要数“边海民”了。
“寄身”三句，实写“边海民”的悲惨生活。他们没身于“草野”，过着非人的生活。生吞活剥，巢息穴居，所以说“象禽兽”；他们不敢出来，怕被人发现、抓走，每天就钻在山林里边所以说“行止依林阻”。一个“依”字把逃民们的实际活动和恐惧心理都表现出来了。他们要靠在林中采集食物而存活，要靠险阻的坳壑以藏躲，他们怕暴露行迹，白天足不出林莽，黑夜也不敢明火高声。
“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是全诗的精华所在。逃民们每日出没在山林之中与狐兔争食争住，而自己原来的家园却因为无人居住，反而变成狐兔们的自由跳踉纵情嬉戏的王国，非常可悲的现实。这两句扩大了全诗的内涵，它不仅使人想见逃民们的伤心落泪，而且使人看到生产凋敞，村落萧索的更广阔的社会图画；也扩大了全诗的境界，前三句是诗人眼中的情景，这两句是诗中人心里的想像。有此一笔，使短短的八句诗多了一层波折，添了一组形象，是以少驭多的佳构。可惜这一点历来被人忽略，以为这两句也是状“边海民”惨苦生活的，与前三句配合，写住处的荒凉；试想，已与禽兽混迹的“边海民”对“狐兔翔我宇”又何居叹哉。结果使诗的内容和形象顿然减色，因而对这首诗并不是写“边海民”，而是写逃到“边海”之“民”的，也就未能理解。
曹植曾在《谏伐辽东表》中劝曹叡“省徭役薄赋敛，勤农桑”，至此又以他的诗歌直接为民生疾苦而呼吁。建安诗人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题材极少，因而这首诗就更为宝贵。
词的上阕分析宋朝戈金的有利形势，首先刺堂之上有在宴席之中就能战胜列手的智谋之士，而在边疆有骁勇善战的将领与士兵。宋朝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所以说戈金是完全可行的。之所以要这样分析，主要是针对当时朝廷弥漫的自卑、畏敌情绪而言的。虽然已经议定要戈金，但是朝野上下对于抗金的胜利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刘过这首词就是鼓励大家要看到希望，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抗金事业中去。词中引用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盖子·公孙丑下》），其实就是强调虽然南宋的军队实力比不过金国的军队，但只要南宋军民团结一心，共同抗敌，充分发挥人和的作用，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南宋的。
词的下阕瞻望南宋戈金的大好前景：只要执政者治理有方，君臣同心，同休共戚，那么明年一定会取得胜利的，而用不了多久，国家一定会强盛起来，引来四方朝贺的。这从全词的形势说到韩伉胄本人，是对他的强有力的支持，让人充满信心和勇气。
该词运用很多口语化、散文化的句子，大有以文为词的倾向，读来朗朗上口，更增加了词的魅力。全词语言流畅、气势磅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