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半在写景中抒情。首联从扣题入手，绘出一幅孤城风雨图：长江边上贵池孤城，恰逢瑟瑟秋风夹着如烟秋雨，绵绵濛濛下了三日，我无奈滞留小城，集市也因为淫雨而失去了往日车水马龙、街市繁荣的景象，小市人家只能避雨在家以淡饭素菜充饥度日。诗人信手拈来，不假藻饰，富有孤城风雨图的诗情画意。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质朴恬静的小城生活的喜爱。这里纯为写景，但内心情意已曲曲传出。
颔联触物起兴，诗人放眼四顾，无意中有一些景物触动了他的情怀，于闲适宁静中见出内心的波澜。那浩浩江水流向远方，迤逦的山岭，看上去像一双属玉鸟。司马相如《上林赋》说：“鸿鹔鹄鸨，鴽鹅属玉。以上是远眺。近观则是：“身闲心苦一舂锄。”舂锄即白鹭，这种鸟满身雪白，给人以清高闲雅的印象，但诗人却感到它身虽闲而心实苦。这个“苦”字实际是诗人触景生情，而又将情感投射于外物的结果，这里意象中含有兴起，赋中含有比喻，表面写白鹭，而实际则是诗人的自喻。当时黄庭坚面临种种矛盾。他志大才高，但现实政治又使他失望，他只是个闲散无权的学官，只能自叹“少日心期转谬悠，蛾眉见妒且障羞”（《次韵答柳通臾求田问舍之诗》），“蚤年学屠龙，适用固疏阔，广文困齑盐，烹茶对秋月”（《林为之送笔欢赠》）。他不愿屈身事人，渴望归田，但迫于生计，又不得不折腰为官，所谓“尝尽身百忧，讫无田二顷”（《次韵寄润父》），“斑斑吾亲发，弟妹逼婚嫁，无以供甘旨，何缘敢闲暇？”（《宿山家效孟浩然》）都道出了内心的苦闷。但诗在这里只点到即止，给人留下了很多想象的余地。
诗的后半在记叙中抒情。颔联以物为比兴，颈联则是以人起兴。渔翁刚从屋舍来水边收网，这一极偶然的景象却触动了诗人对世事的感慨。他由网而联想到鱼，于是反用“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成语（《汉书·董仲舒传》），表达了不求仕进、自甘淡泊的心境。这一造语也是一种巧思。反用典故成语，古人称为翻案法，如杨万里说：“翻尽古人公案，最为妙法。”（《诚斋诗话》）《艺苑雌黄》说：“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非识学素高，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然蹈袭前人陈迹者，何以臻此？”这种手法受到禅宗的影响，禅宗推重翻却成案，更进一解的睿智，如六祖惠能的著名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惠能对神秀以树、镜来比喻心的偈语的翻案。黄庭坚此联从生活琐事中激发联想，闪耀出思想的火花，类似禅宗的机锋，于寻常事物中获得妙悟。
诗以达道之言作结，表现出超迈脱俗的胸襟。“俯仰之间已陈迹”化用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成句：“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逸少的本意是感叹人生短暂，不觉悲从中来。黄庭坚虽用其字面，其意却相反：世事瞬息万变，面对无常的人生，还是退出争名逐利之场，到书中去寻找乐趣。这正如他在另一首诗中所说的：“功名富贵两蜗角，险阻艰难一酒杯。百体观来身是幻，万夫争处首先回。胸中元有不病者，记得陶潜归去来”（《喜太守毕朝散致政》）。
此诗是作者触景物即兴而作，写景淡雅风致，用语清新奇峭，用典翻出新意，在平常事物中予以名理，将古诗气脉运用于律诗，一洗刻镂饾饤，留下了自然古雅的本色。
霍去病（前140－前117），西汉名将，大将军卫青姊子。年十八，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初从卫青击匈奴，屡立战功，封冠军侯，三年后为骠骑将军。曾与卫青一起击败匈奴主力，对安定边界做出卓绝贡献。此诗咏霍将军北伐，与齐梁之际南北对峙的形势有关，例如南齐武帝欲北伐，多次临琅邪城讲武；又如公元505年（天监四年），梁武帝命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率众北伐。但诗歌的具体作年难于考订。诗人借歌咏霍去病击败匈奴事，抒发了为国建功立业的豪情，尽管凭借当时南方政权的国力希冀北伐成功并非易事，但诗歌所表现的进取精神，在那个时代却是难能可贵的。
秦始皇派蒙恬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余里，使胡人不敢南下牧马。可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北方和西北边患又变得严重了。汉武帝先后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战争，才基本确保了边地的安全。霍将军曾多次与匈奴接战，长驱二千余里，击败左贤王，封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建功而还。诗歌首四句记出征，并描绘长城地势的险要。霍将军仗节拥旄，肩负国家重托，率部北伐，远出长城。“汗马”，或释为战功，似不确。据诗意，汗马当是西域名贵汗血马的省称。将军乘骑高大的汗血马、拥旄使节，军威何其雄壮！“万里与云（一作阴）平”，承“地势险”，不仅写出长城的气势，长城外地域的广漠辽阔，而且创造出一种悲壮苍凉的氛围。“凉秋八九月”六句追叙师出长城之由。秋高气爽，马肥人壮，正是匈奴用兵的大好季节。敌骑南践幽、并两州，严重威胁西汉边地。飞狐战云密布，日色格外昏暗；瀚海兵事迭起，云雾阴霾若愁。“飞狐”，塞名，其地约在今河北蔚县东南;“瀚海”，又写作翰海，一般认为在今蒙古高原。此诗所用地名均为泛指，不必坐实。“白日晚”、“愁云生”，以边地之景渲染战事的紧急，并跌出“羽书”、“刁斗”。羽书不时断绝，军情不达，足见道路已为敌人所阻。“刁斗”，昼炊之具，夜则击之以警戒，为行军两用之物，此言昼夜为敌所惊。敌入之速，来势之猛，战事之急迫，由此可见。霍将军就是在这样警急的形势下出师长城的，他系国家安危于一己之身，责任何其重大！
“乘墉挥宝剑”八句，描绘破敌，慷慨淋漓，扣人心弦，用笔高壮。在这严峻的关头，霍将军从容不迫，登城指挥将士却敌。宝剑所向，旌旗遮空蔽日，勇士良将，无一不奋勇争先；兵法阵法，出奇制胜。“挥宝剑”，生动地描绘出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主帅形象，同时还暗用楚王登城挥太阿宝剑，晋、郑之师围楚三年一朝破败的典故，已寓克敌制胜之意。“七萃士”，周代禁军，此指勇士。“云屯”，如云屯聚，一状士多将广，二形容全军上下凝聚一心。“鱼丽”，古兵阵，见《左传·桓公五年》。“六郡”，据《汉书·地理志》，汉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多出名将。真是将精卒勇，锐不可当。“胡笳关下思，羌笛陇头鸣。”这两句是破敌过程的小插曲。“胡笳”、“羌笛”，边地少数民族乐器。“高秋八九月，胡地早风霜”（吴均《胡无人行》），远离中原，北出边关，深入荒漠，羌笛一曲，胡笳数声，未免牵动征战将士的乡思之情。气候的恶劣，条件的艰苦，更见将士对国家的忠良气节。在铺叙紧张的战事中插入“胡笳”两句，文势起伏，回肠荡气，避免了行文的平板，更能打动人心。“骨都”、“日逐”，均匈奴侯王名。“自詟”，自惊慑；“亡精”，丧精亡魄，丢魂失胆。在霍将军的指挥下，击败了匈奴，北伐获得全胜。“自詟”、“亡精”，反衬霍将军的胆威及非凡的军事才能。上一节用“羽书”、“刁斗”，这一节用“胡笳”、“羌笳”，上一节用“飞狐”、“瀚海”，这一节用“骨都”、“日逐”，步步相为映发，相互照应，遣词谋篇用心良苦。
“玉门”至篇终，回师后事。“斥候”，今言侦察兵。玉门一带，战火已停。武帝为霍将军营造最好的住宅，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遂传为千古美谈。“万庾积”，言其位尊禄厚;“百行成”，言其才高望重。“玉门”四句，极形容霍将军屡建功勋后受到国家的优宠。天长地久，但是人生短暂；将军虽然功成名就，但享福未多，人已迁化（死时年仅二十四）。“激楚”，楚歌曲;“高台倾”，指霍去病之死。“位登”，“功立”后嵌入“天长”四句，沉郁低回，紧接着又用“当令麟阁上，千载有雄名”两句振起作结，先抑后扬，顿挫跌宕，情调慷慨激昂，高亢有力。“麟阁”，即“麒麟阁”，在未央宫中，汉武帝获麒麟时作此阁，图画其像于阁，遂名为麒麟阁。公元前51年（汉宣帝甘露三年），曾图画股肱之臣的形貌，署其官爵姓名于阁，以思其美。此诗借宣帝事，指出骠骑虽然过早谢世，但名雄千古，为后人所敬慕。
虞羲作品今存不多，但其诗作在南齐时就以其独特的“清拔”风格受到永明代表诗人谢朓的嗟赏称颂。后人评此诗曰：“高壮开唐人之先，巳稍洗尔时纤卑习气矣”（《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八）；“不为纤靡之习所困，居然杰作”（《古诗源》卷十三），都较准确地指出它与齐梁之际众作不同的特色在于不纤弱，在于高壮有气势。的确，齐梁间诗坛上能结合时事，寄寓作者高怀壮志，昂奋激发人心的诗作并不多见。此诗《文选》归入“咏史”类，篇幅还是较长的，何焯云：“妙在起伏，非徒铺叙为工”（《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由于诗人善于驾驭，避免咏史诗较常见的平铺直叙，写得起伏跌宕。诗中描写边塞的一些语词、典故，多可回味，有的甚至为后代边塞诗所习用。此诗上承鲍照描写边塞的诗作（如《代出自蓟北门行》），下开唐人边塞诗之先，虽然情调尚不及唐人的俊快刚健，但如何焯所指出，实为杜甫《前后出塞》所祖，在边塞诗的发展过程中有积极的意义。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