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先是描写蝉的境遇，后面直接跳到自身的遭遇上来，直抒胸臆，感情强烈，最后却又自然而然地回到蝉身上，首尾圆融，意脉连贯。全诗以蝉起，以蝉结，章法紧密，对蝉的刻画与诗人的情意婉转表达到了浑然交融与统一，是托物咏怀的佳作。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首联以蝉的生活习性起兴。“高”以蝉栖高树暗喻自己的清高；蝉的“难饱”又与作者身世感受暗合。由“难饱”而引出“声”来，所以哀中又有“恨”。但这样的鸣声却是徒劳，并不能使它摆脱难饱的困境。这是说，作者由于为人清高，所以生活清贫，虽然向有力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的。这样结合作者自己的感受来咏物，看似把物的本来面貌歪曲，因为蝉本来没有“难饱”和“恨”。作者这样说，看似不真实了，但咏物诗的真实，是作者感情的真实。作者确实有这种感受，借蝉来写，只要“高”和“声”是和蝉符合的，作者可以写出他对“高”和“声”的独特感受来，可以写“居高声自远”（虞世南《咏蝉》），也可以写“本以高难饱”，这两者对两位不同的作者都是真实的。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颔联是说，五更以后疏落之声几近断绝，满树碧绿依然如故毫不动情。
蝉的鸣声到五更天亮时，已经稀疏得快要断绝了，可是一树的叶子还是那样碧绿，并不为它的“疏欲断”而悲伤憔悴，显得那样冷酷无情。这里接触到咏物诗的另一特色，即无理得妙。蝉声的“疏欲断”，与树叶的“碧”两者本无关涉，可是作者却怪树的无动于衷。这看似毫无道理，但无理处正见出作者的真实感情。“疏欲断”既是写蝉，也是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就蝉说，责怪树的“无情”是无理；就寄托身世遭遇来说，责怪有力者本可以依托荫庇而却“无情”，是有理的。咏物诗既以抒情为主，所以这种无理在抒情上就成了有理了。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颈联是说，我官职卑下像桃梗漂流不定，家园长期荒芜杂草早已长平。
颈联来一个转折，抛开咏蝉，转到自己身上，这一转就打破了咏蝉的限制，扩大了诗的内容。作者在各地当幕僚，是个小官，所以称“薄宦”。经常在各地流转，好像大水中的木偶到处漂流。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使他怀念家乡，更何况家乡田园里的杂草和野地里的杂草已经连成一片了，作者思归就更加迫切。这两句好像和上文的咏蝉无关，暗中还是有联系的。“薄宦”同“高难饱”、“恨费声”联系，小官微禄，所以“难饱”、“费声”。经过这一转折，上文咏蝉的抒情意味就更明白了。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又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法写蝉。“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密切结合，而又呼应开头，首尾圆合。蝉的难饱正与我也举家清贫相应；蝉的鸣叫声，又提醒我这个与蝉境遇相似的小官，想到“故园芜已平”，不免勾起赋归之念。钱钟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油然自绿是对“碧”字的很好说明）。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钱先生指出不仅树无情而蝉亦无情，进一步说明咏蝉与抒情的错综关系。
咏物诗，贵在“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首咏蝉诗，“传神空际，超超玄著”，被朱彝尊誉为“咏物最上乘”。诗人借蝉栖高饮露的个性来表现自己高洁的品格，可谓借物咏怀的典型。
诗篇起笔出人意料，前二句先写谢朓诗之优美感人，接着惋惜斯人已逝，第四句笔锋一转，点出殷公。这一曲笔使后情出现跌宕。谢胱虽没，但后继有人。李白是推崇二谢的，曾以“中间小谢又清发”自比，本诗下后又以谢灵运诗句赞友人所赠锦裘之美。此时以谢朓比友人，足见他对友人才华的看重和赏识。
从读者心理看，李白这样称许友人的才情，接下来该从这个角度生发开去。可是，“粉图珍裘五云色”再另起一头，诗人不再谈诗论后，却说起那五云裘来。这其实是切入正题。前面四句，原来是铺垫。五云裘者，五色绚烂如云，故以五云名之。以下一大段，大笔挥洒，对五云裘作具体描绘。其中亦有变化。“粉图珍裘五云色，晔如晴天散彩虹。后章彪炳光陆离”三句，写裘之色彩斑烂，华美无比，所以断定出自神女之手，是一件神物。这在后意上成一小顿。之后，又回到裘本身，写云裘上的美丽的图案，图案上的松花碧苔、江草江花、大海小岛、远山红霞。这宏大的画图，精微的工艺，显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因而再一次判断为“几年功成夺天造”。神女所制，已是高贵无比，而以神女之巧，方几年完成，又见其构思之精巧、工艺之复杂、工程之浩大，也就衬出这五云裘之弥足珍贵。
对这样高贵的赠品，李白毫不掩饰自己的惊喜之情。他没有故作姿态，矫情拒辞，而是痛痛快快地收下了它，不仅如此，还立即穿上这裘衣，以示对友人的尊敬和谢忱。李白亲切自然，豪放洒脱的形象也顿时跃然纸上。这是一件不但给自己增添风采，也给山水增辉的裘衣。要是谢灵运在世，恐怕也会惊讶不已，感叹自己的诗句被如此完美地反映在图画中。这裘上的画，正是谢灵运在《石壁精舍还湖中》所写的“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的诗意的再现。
至此，诗人已完全进入了想象的世界。穿上这件裘衣，别说一般王公贵人，就连神仙也个个自愧不如，他们远远地观赏着、感叹着，挤满了千崖万岭。美丽的裘衣刺激了他的想象，这位对神仙境界极为向往的浪漫大师的思绪正在仙国飞扬。仿佛自己已经骑上那早已放牧在青崖间供他随时驱遣的白鹿，手擎着用三岛十洲的特产紫芝仙草做成的华盖，正在天空飞驰。这该是何等的快意，何等的潇洒。传说司马相如有一件用鹔鹴鸟羽做的鹔鹴裘，十分美丽，视为至宝；王恭则用鹤羽为氅，常常乘高舆，披鹤氅裘，俨如神仙中人。但比起诗人来，恐怕他们都黯然失色了。在这种自得心态中，诗人继续遐想着，他在飞升，到了高高的天界。风景这边独好。仙境瑶台雪花纷纷，漫天飞舞，这雪景不同尘世，没有严冬的肃杀，却有春天的温暖；没有砭人肌骨的酷寒，倒有沁人心脾的清香。诗人更加兴奋，他要更上一重天，去参见高居三十六天之上的玉皇大帝啦！就在这时，他偶一回头，看见那位给他带来运气的朋友却不能同行，他正羡慕地望着自己，为他们之间的突然分别而伤感。诗人自己也似乎悟出了什么……全诗就这样戛然而止。
这首酬答之作颇能代表李白个性。全诗通过吟咏五云裘强烈地抒发了主体的情感。写五云裘之美，浓墨重彩，金碧辉映，为的是突出友人的深情。而这件彩裘又与自己仙风道骨的形象相得益彰。它刺激了诗人的想象力，在着衣后的短暂时间里，诗人仿佛因这巧夺天工的神奇外衣而飘飘欲仙了。他上天入地，笑傲王侯，临虚御风，上谒玉皇，摆脱了尘世的种种羁绊和烦恼，从而奏出一曲主体的颂歌。诗中的夸张和想象贯穿始终，从他对珍裘的赞叹到披裘飞升上谒玉皇，无不如是，而这正是李白的风格特征。诗中的种种想象又曲折而真实地反映了这位浪漫大师的心态。李白崇尚道教，“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道教的洞天福地多是名山大川，恍如神仙境界在尘世设立的“广告牌”。所以，在李白的思维中，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势，由美丽衣衫上的山水图案联想到清静幽美的自然界，披上这样的裘衣，自己就好象置身于理想中的乐土。他平日梦萦魂牵的一些神仙境界中的道具，如白鹿、紫芝等，也及时地出现在他面前，招之即来，唾手可得，于是终于飘然成仙，乐极一时。似幻似真，而一切皆出于情。一件五云裘让诗人喜悦，而友人的情谊更让人沉醉。这又恰好表明了诗人对友谊的看重。因而，诗人流露出的这激情也就格外感人。
此诗节奏明快，气韵生动，一气呵成。开头以吟谢诗发端，引出殷公，赞其才俊。接着落笔即转，切入“见赠五云裘”，由此美物产生种种联想，直至飞升而去。而最后两句忽又回首，对想象中的分别感到伤悲。本是虚写，却照应了开篇，“结穴”回归友谊，干净利落，结束全篇。此结句颇令人回味。这一回顾，看似在说他人对自己成仙的羡慕，但也流露出了诗人自身对仙界的企羡以及深知天界难以企及的潜意识。因为这毕竟是想象，是幻觉，当诗人清醒过来，面对“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现实，对于理想中的仙境，也会“矫手相思空断肠”。
全诗共九章。首章以“緜緜瓜瓞”起兴，开首八字简洁地概括了周人延绵不绝、生生不息的漫长历史。以下至第八章，全叙太王率族迁岐、建设周原的情况。正是太王迁岐的重大决策和文王的仁德，才奠定了周人灭商建国的基础，如《鲁颂·閟宫》所言：“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篇末便自然而然带出文王平虞芮之讼的事，显示出其蒸蒸日上的景象。
周人早先所居的邠地，人们遭遇强悍游牧民族昆夷的侵扰，促使古公亶父举族迁移。《孟子·梁惠王下》记载狄人入侵，意在掠地，古公亶父事之以皮币、珠玉、犬马，均不得免，乃“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以其仁而“从之者如归市”。全诗以迁岐为中心展开铺排描绘，疏密有致。长长的迁徙过程浓缩在短短的四句中：“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而“爰及姜女”一句，看似随笔带出，实则画龙点睛。姜女是当地平原民族姜族的长女，周与姜联姻，意味着古公亶父被承认为周原的占有者和统治者。同时，此句又为后文在渭水平原上的种种生活劳动的刻画，做了铺垫。
在“堇荼如饴”的辽阔平原上，周人怀着满腔喜悦和对新生活的憧憬投入了劳动，他们刻龟占卜，商议谋划。诗人以浓彩重墨描绘农耕、建筑的同时，融人了深沉朴质的感情。他们一面“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亩”，欢天喜地安家定宅，封疆划界，开渠垦荒，一面“筑室于兹”。与落后的邠地相比，平原文明的标志便是建造房屋。走出地穴窑洞，在地面上修屋筑室，是一个质的飞跃，是周人安居乐业的开始，是周族初兴的象征，也正是古公亶父迁岐的伟大功业。对建筑的描摹刻画，正是对古公亶父的热情歌颂，故而诗中最精彩生动的描写正集于此：“陾陾”“薨薨”“登登”“冯冯”四组拟声词，以声音的嘈杂响亮表现了种种劳动场面，烘托了劳动的气氛。洪大的鼓声被淹没在铲土声、填土声、打夯声和笑语声中，真是朝气蓬勃、热火朝天。“百堵皆兴”，既是对施工规模的自豪，也暗示了周民族的蓬勃发展。“皋门有伉”“应门将将”，既是对自己建筑技术的夸耀，又显示了周人的自强自立、不可侵犯的精神。由此歌颂武功文略便是水到渠成：“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表现了日益强大的周族对昆夷的蔑视和胜利后的自豪感。文王平虞芮之讼，突出表现其睿智与文德。结尾四个“予曰”，一气呵成，既是诗人内心激情一泻而出的倾述，又是对文王德化的赞美，更是对古公亶父文韬武略的追忆，与首句“緜緜瓜瓞”遥相呼应，相映成趣。
诗章以时间为经，以地点为纬，景随情迁，情缘景发，浑然丰满，情景一体，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自邠至岐，从起行、定宅、治田、建屋、筑庙到文王服虞芮、受天命，莫不洋溢着周人对生活的激情、对生命的热爱、对祖先的崇敬。结构变幻，开合承启不着痕迹，略处点到即止，详处工笔刻画，错落有致。
作诗嘲弄人并非完全以直接的方式，还有可能借题发挥，就事论人。李休烈《咏毁天枢》：天门街上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计合一条麻线挽，何劳两县索人夫。题注：“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余万斤，铁一百三十余万斤，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纪革命之功。……金彩荧煌，光侔日月。”
据《新唐书·本纪第四》：“延载元年腊月甲戌，突厥默啜寇灵州，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败之。二月……己卯，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及吐蕃战于冷泉，败之。五月甲午，加号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改元，赐韫七日。”
可知武后耗费如此大的代价造这一座天枢，于她本人是十分有意义的。但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化，“（开元二年）毁天枢，发匠熔其铜铁，历月不尽。先是，韦后亦于天街作石台，高数丈，以颂功德，至是并毁之。”（《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卷二百一十一）统治者的朝令夕改，实质就是劳民伤财，这也才是诗人要真正批驳的。
诗的后半章戏谑性地用“一条麻线”与“两县人夫”作对比，把对统治者的怒骂宣泄得酣畅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