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周密的《四字令·拟花间》写出了闺中女子思人不见人的那份无可奈何的春愁。
开篇以“眉消睡黄”来开头,描写了闺中女子的状态,其苦相思展露无疑,接着就是一句“春凝泪妆”,加重前一句的深意。“玉屏水暖”承接上一句的“春”字,写了屏风上面所绘之图。“水暖微香”则是通过“香”字侧面写主人。前三句以“静”为主,凸显闺房中的清净也透露出寂寞。第四句“听蜂儿打窗。”一个“打”字打破了这份清净,带着生机盎然,却又让人无法避开那份忧伤。
“筝尘半妆。绡痕半方。”中的“半”字,意在缩减忧伤,“欲情故纵”般越是轻描淡写,却越从侧面加重了女子的感伤之情。无人排解愁绪,唯有门前杨柳可寄,奈何它也是自顾不暇的“忙”? 那个“奈”字是一种对自然的无奈,更是对自己现在的独守闺房,却又无法更改的现实展现。 “伊人浓妆待君王,渐宽衣带怨罗裳。”对现实的无奈,唯有以文字消减相思,以减少现实所带来的自我感伤。
这首诗写心与身、身心与天地关系,表明“心地无私天地宽”的深刻哲理。
诗人首先指出心安的重要,“心安身自安”。心境的平静可以使身体也安静,“身自安”的“自”字,充分表现了心安对身安的必然关系。继而说“身安室自宽”,身安了居室自然觉得宽敞。最后总括言之“心与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身心俱安,则外物、外力都无法干扰了。心主宰着人的思想行为,唐代诗人李颀说“心轻万事如鸿毛”(《送陈章甫》)陶渊明更有具体描写:“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诗》)首先求得思想上的安定,那就不会为世事的纷扰而苦恼,条件的局促而烦忧。
诗的后四句,进而就身与室的关系上讲,一身怎么能说小呢,它安之如泰山;一室怎么能说小呢,它宽如天地间。其中寓含着“谁谓一心小,宇宙可包含”。只有心安了,才会产生不觉室小,不感有碍的效果。
邵雍是北宋理学家,他主张“非唯知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伊川击壤集》)认为“自乐”,才能获得外物的快乐。他在临终的那一年,仍抱定着这一宗旨:“六十有七岁,生为世上人。四方中正地,万物备全身。天外更无乐,胸中别有春。”(《自贻吟》)万物皆备于我,是唯心主义的。而从人的思想观点、品德情操的角度说,先要有个正确的观点,然后才能识别和对付各种外来侵袭,也就是“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的道理,却是可取的。
全诗语言质朴、直白,第一二两句以两个“自”字表明心与身的关系,第三句总绾七两句,第四句予以衍伸。第五、第七同以“谁谓”、“小”相比照,句式全同,而第六、第八则变化句式,显得整齐中有参差。诗意步步深入,环环紧扣,颇为精巧。
这首诗作于“甘露事变”之后,为诗人听闻“甘露四相”遭到杀害后追记之辞,诗人对正直士人的遇难表示出深切的悲哀。首联庆幸自己居官趁早引退,颔联咏“甘露四相”同日遭戮之事,颈联感叹当灾祸到来是来不及后悔的,尾联进一步说明见机引退的必要。全诗语言精练,用典精切。
首联说自己居官早退,好像是掌握了“先知”。其实他的贬谪江州司马也有被王涯所谗的因素。而甘露之变的发生,让他庆幸自己急流勇退,及时避开了朝廷里的政治风波,从而没有像朝中诸臣那样横遭杀身之祸。
颔联用晋人潘岳、石崇的典故,咏李训、郑注、舒元舆、贾餗等“甘露四相”同日遭戮之事,极为精切。潘岳《金谷集作诗》:“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原谓友谊坚贞,至老不变。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仇隙》:“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当时以为潘诗适成其谶。
颈联上句用西晋嵇康的典故。《世说新语·雅量》载: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下句用秦朝李斯临刑前欲牵黄犬逐狡兔而不得的典故。这两个典故都是说明如果没有乘机脱身,灾祸来临是后悔不及的。
尾联上句用“麒麟作脯”的典故,“麒麟”和“龙”有比喻朝中君臣之意;下句引用《庄子》中“曳尾涂中”的典故,比喻在“甘露之变”中李训、王涯等官员遭到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