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沧浪歌》是一首清新而悠扬的短歌，歌者名渔夫，一位没名字考证的隐者。在《楚词·渔夫》可以看到作为乱世智者的打鱼人和屈原的那次对白。渔夫对屈原的劝导蕴含者一位哲人和一位诗人的深层的理解及同情，这是基于心灵默契之上的对立和转向，渔人的宛尔而笑意味情长，击桨远去那沧浪之歌依然余音袅袅。后人将其谱成古琴曲，名为《沧浪歌》。并引用了其里面的内容。

　　屈原认为“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而沧浪歌却说：“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是“莲出污泥而不染”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说白者自白是不会被玷污的，（屈原）你没必要以死来表示自己的清白高洁，（既然你无力改变“举世皆浊”的世态）你应该豁然地面对这种世态。

　　沧浪歌早在春秋时期已经传唱，孔子孟子都提到它了。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在楚地流传久远的《孺子歌》不是屈原首创，也不是“渔父”首创。屈原沧浪遇渔父 古时，汉江有一支流流经沔阳，名曰沧浪河。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流放之时，游经沧浪水，在张沟处遇渔父问渡，颇为伤感，渔父唱了一首《沧浪歌》启发屈原如何面对现实，传为历史佳话。

　　沧浪歌具有深刻的人生哲理，目前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有两部长篇小说传承了沧浪歌的哲学理蕴，一部是竺葛卓灵的网络长篇小说《沧浪歌》，一部是作家阎真的官场小说《沧浪之水》，是沧浪歌在当代生活中的新唱。

　　这是《古诗十九首》的第十四首。从题材范围、艺术境界以至语言风格看来，有些近似第十三首《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是出于游子所作。由于路出城郊，看到墟墓，有感于世路艰难、人生如寄，在死生大限的问题上，愤激地抒发了世乱怀归而不可得的怆痛之感。

　　《古诗十九首》虽说不是出于一个作者之手，但这些诗篇却都植根于东汉末年大动乱的历史土壤，而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因为人生理想的幻灭而跌入颓废感伤的深谷的作者们，为了排遣苦闷，需要讽刺和抨击黑暗，这一个惨雾迷漫的外宇宙；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对自己的内宇宙进行反思：既然人生如寄，那么人生的价值观该是如何？既然是荣枯变幻、世态无常、危机重重、祸福旦夕，那么人生的最后归宿又将是如何？

　　虽说《十九首》作者未必是富于思辨的哲学家，然而极尽人间的忧患，促使他们耽于沉思，而道家的辽阔想象空间和先秦以来“名理”观念的长期孕育，多方引导他们考虑生死存亡问题，终于把对人生奥区的探索和对世路艰难的悲歌二者相拌和。这是《去者日以疏》一诗的思想特点，也是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写照。

　　当然，同是探索，同是悲歌，手法也还有不同。由于《十九首》作者的每一篇作品的思维定势不同，因而表现这一种自我反思的核心观念的建构也各有不同：有的是着意含情，有绵邈取胜；有的是一气贯注，而不以曲折见长；有的运用一层深似一层的布局而环环套紧；有的是发为挥洒的笔势，历落颠倒，表面看来，好像各自游离，而却又分明是在深层次中蕴藏着内在脉络。而《去者日以疏》这一首，就思维定势说来，则更有其异守崛起之势。请看，开头的“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起笔之人生高度概括，就已经笼罩全诗，和另外十八首迥然不同。另外十八首，大都是用比兴手法，由自然景物形象之表层的揭示，逐步转为景物的社会内涵的纵深掘发。这种审美心态与其艺术处理，蔚为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因而古人说，诗有了“兴”，则“诗这神理全具”（李重华《贞一斋诗话》）。确有至理。但话又说回来了，诗的得力之处并不能局限于比兴。哪怕开门见山，只要处理得好，也未尝不可成为佳作。开门见山，可以用叙事手法，如“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由“涉长道”而转入四顾茫茫，展开人生如寄的怅触；也还可以用足以笼罩全文、富于形象的哲理性警句作为序幕，那就是接下来要谈的《去者日以疏》的开头两句了。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互为错综的这两句，既是由因而果，也是相辅相成。天地，犹如万物的逆旅；人生，犹如百代的过客，本来就短促万分，更何况又是处于那一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灾难重重的时代。死去的人岁月长了，印象不免由模糊而转为空虚、幻灭。新生下来的一辈，原来自己不熟悉他们，可经过一次次接触，就会印象加深。去的去了，来的来了。今日之“去”，曾有过往昔之“来”；而今日之“来”，当然也会有来日之“去”。这不仅和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所说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相似，此外也更说明一点：东汉末年以至魏晋文人，他们的心理空间的确宽广。他们喜爱对人生进行探索，对命运进行思考。按照这首诗的时间的逻辑顺序看来，作者应该是先写走出郭门，看到遍野古墓，油然怆恻，萌起了生死存亡之痛、人天廖廓之想，然后再推开一笔，发挥世事代谢、岁月无常的哲理。可是作者偏不这样写，而是猛挥其雷霆万钧之笔，乍一开头，就写下了这样苍苍莽莽、跨越古今、隐含着人世间无限悲欢离合之情的两句。从技巧上说是以虚带实，以虚涵实；从作者的思维定势说，则是在诗篇开头，已经凭宏观纵目，指向了人事代谢的流动性，从而针对这一“来”一“去”进行洞察性的观照和内窥性的反思。

　　足见开头意象的如此崛起，决非偶然。说明作者在目累累邱坟时被激直的对人生的悟发有其焦灼性。作者确是为眼前图景百触目惊心。也正因为这种悟发和焦灼来自眼前的严峻生活图景以及由此而联到的、长期埋葬在诗人记忆仓库中的决象，所以这开头的涵盖性就异常广阔，气势异常充沛，思维触角轩翥不群。这正是唐代诗僧皎然说的：“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诗式》）作者出了郭门以后，其所见所想，几乎无一而不与一“去”一“来”、一生一死有关。埋葬死人的“古墓”是人生的最后归宿了，然而死人也还是难保。他们的墓被平成耕地了，墓边的松柏也被摧毁而化为禾薪。人生，连同他们的坟墓，与时日而俱逝，而新的田野，却又随岁月而俱增。面对着这样的凄凉现象，面对着那一个“时”，却又偏偏是“世积乱离”（《文心雕龙·时序》）、大地兵戈、生民涂炭之时，诗人对眼前一“去”一“来”的鱼龙变幻，不由引起更深的体会，而愁惨也就愈甚了。既然“来者”的大难一步逼近一步，他不能不为古今代谢而沉思；既然看到和听到白扬为劲风所吹，他不能不深感白扬之“悲”从而自伤身世。历来形容悲风，都是突出其“萧萧”声。为此，诗人不由沉浸到一种悲剧美的审美心态积淀之中而深有感发，终于百感苍茫地发出惊呼：白扬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墓前墓后的东西很多，而只归结到“白扬”；但写白扬，也只是突出了“萧萧”。荆轲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句。借用到这里来，却既成为悲风之声，又成为象征“地下陈死人”的像白扬树的哭泣之声。死人离开世界，是“亲者日以疏”了，然而他们的悲吟分明在耳，这就是“来者日以亲”。一“疏”一“亲”，表现在古墓代谢这一典型景象对比之中，更集中的化作为白扬的萧萧声。这结果，给予诗人的感召如何，这就不用说了。清人朱筠有云：“说至此，已可搁笔”；但他却又紧接着说：“末二句一掉，生出无限曲折来。”（《古诗十九首》）确有至理。

　　所谓末二句，是这样的平平淡淡，但它却饱含着无限酸辛：思归故里闾，欲归道无因。表现看来，这两句好像游离开前文，确乎是朱筠说的“一掉”；介这一个大大的转折，却显示了诗歌的跳跃性，并非游离之笔，它和上文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既然人生如寄，代谢不居，一“去”一“来”中岁月消逝得如此迅速，那么长期作客的游子，则不能不为之触目惊心。唯一的希望只有是及早返回故乡，以期享受乱离中的骨肉团圆之乐。这时，老人该尚未因尽死而疏，而过去未曾见过的新生后辈，又复得以亲近，这将是无比美好的。不过，引人怆痛的是欲归不得，故障重重。这些故障尽管没有细说，而只是一笔带过，化为饱含着无限酸辛的二字：“无因”！但，这位凝神地谛视着满眼丘坟，冥索人生的反思自我的诗人，他的前途茫茫是可以想见的。

　　他只有让幻想委于空虚，把归心抛却在缥缈难凭的宇宙大荒之中。而与此同时，他也只有让长期生活无限延续下去，让还乡梦日日向枕边萦绕，让客中新岁月，一天天向自己逼来。

　　在古今代谢这一个莽莽苍苍和流动不居的世界中，诗人的遭际是渺小的，然而诗人的心理时空却又非常辽阔。他把长期的游子生涯放在一“去”一“来”的时间顺流中，把异乡的“郭门”和故乡的“里闾”放在两个空间的对流中；而更重要的，则是宇宙的代谢引起他主观和悟解，而诗人的焦灼又加深了景物的愁惨气氛中，耸立着一位耽于沉思的、净化了和升华了的悲剧性格的佚名诗人。就这一点说，又可以看做心灵与现实的交流。

　　顺流，对流，交注，一切都表明这首古诗作者，他有着炯炯双眸。他不止是“直视”丘坟，他面向的是茫茫宇宙中的奥区。他怀着愤激和焦灼的心情，进行观照和冥索。

　　一般以绝句体裁写的篇幅短小的宫怨诗，总是只揭开生活画图的一角，让读者从一个片断场景看到宫人悲惨的一生；同时往往写得委婉含蓄，一些内容留待读者自己去想象，去玩味。这首诗却与众不同。它展示的是一幅生活全图，而且是直叙其事，直写其情。　

　　诗总共只有二十个字。作者在前半首里，以举重若轻、驭繁如简的笔力，把一个宫人远离故乡、幽闭深宫的整个遭遇浓缩在短短十个字中。首句“故国三千里”，是从空间着眼，写去家之远；次句“深宫二十年”，是从时间下笔，写入宫之久。这两句诗，不仅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有强烈的感染力；不仅把诗中女主角的千愁万恨一下子集中地显示了出来，而且是加一倍、进一层地表达了她的愁恨。一个少女不幸被选入宫，与家人分离，与外界隔绝，失去幸福，失去自由，本来已经够悲惨了，何况家乡又在三千里之外，岁月已有二十年之长，这就使读者感到其命运更加悲惨，其身世更可同情。与这两句诗相似的有柳宗元《别舍弟宗一》诗中“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一联，也是以距离的遥远、时间的久长来表明去国投荒的分外可悲。这都是以加一倍、进一层的写法来增加诗句的重量和深度。　

　　后半首诗转入写怨情，以一声悲歌、双泪齐落的事实，直截了当地写出了诗中人埋藏极深、蓄积已久的怨情。这后两句诗也以强烈取胜，不以含蓄见长。过去一些诗论家有诗贵含蓄、忌直贵曲的说法，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应当说，一首诗或曲或直，或含蓄或强烈，要服从它的内容。这首诗的前半首已经把诗中人的处境之悲惨写到了极点，为逼出怨情蓄足了力量，因而在下半首中就势必让诗中人的怨情喷薄而出、一泻为快了。这样才能使整首诗显得强烈有力，更能收到打动读者的艺术效果。这里，特别值得拈出的一点是：有些宫怨诗把宫人产生怨情的原因写成是由于见不到皇帝或失宠于皇帝，那是不可取的；这首诗反其道而行之，它所写的怨情是在“君前”、在诗中人的歌舞受到皇帝赏识的时候迸发出来的。这个怨情，联系前两句看，决不是由于不得进见或失宠，而是对被夺去了幸福和自由的抗议，正是刘皂在一首《长门怨》中所说，“不是思君是恨君”。

　　这首诗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四句诗中，前三句都是没有谓语的名词句。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曾指出，诗句中“实字多，则意简而句健”，而他所举的“皆用实字”的例句，就是名词句。这首诗之所以特别简括凝炼、强烈有力，与运用这种特殊的诗句结构有关。另一特点是：四句诗中，以“三千里”表明距离，以“二十年”表明时间，以“一声”写歌唱，以“双泪”写泣下，句句都用了数目字。而数字在诗歌中往往有其特殊作用，它能把一件事情、一个问题表达得更清晰，更准确，给读者以更深刻的印象，也使诗句特别精炼有力。这首诗的这两个艺术形式上的特点，与它的内容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与张祜同时的诗人杜牧非常欣赏这首诗，在一首酬张祜的诗中有“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句。这说明，张祜的这首诗道出了宫人的辛酸，讲出了宫人要讲的话，当时传入宫中，曾为宫人广泛歌唱。

　　这首诗为即景之作，体现出诗人追求美的执着和拥抱生活的热情。 桃花凋谢飘散本为常情、常景，作者却能写出一个新境界，让和泥的花瓣随飞燕登上画梁边，令人惊喜。全诗笔调明丽，情韵悟适，布局精巧，观察细腻，联想自然，颇堪玩味。

　　诗人在敷浅原所见的桃花，并非阳春烟景中盛开之花，而是花期已尽时的落花。落花总是报告着春将归去的消息，因此诗人看花时节当是暮春。春去花落，在多愁善感的诗人的笔下，或则描写惜花、怜花的心肠，或则发抒惜春、伤春的感情，情调多是低回凄婉、哀怨悲切的。然而刘熙载说：“诗要避俗，更要避熟。”（《艺概·诗概》）诗人在这里即一反常情，自出心裁，生动地表现了暮春残红的另一番风韵。

　　一二句的描写很精彩，在那“雨横风狂三月暮”的季节里，桃花身不由己，纷纷离开枝头，和着雨水一个劲儿地往下落，所以说“桃花雨”。这是从李贺诗“桃花乱落如红雨”句化出。待雨过天晴、清风徐来时，那些花瓣（碎红）又都被风扶起，飘拂纷飞，蒙蒙乱扑行人面，来与人亲近，逗人喜爱，妩媚之极，动人之极。舞罢以后，才悠悠下坠，“半逐溪流半染泥”——一半去追逐清清的溪水，仿佛要随那清溪流回桃花源去；一半尽管力不从心，委落尘土，也依然芳香如故。把落花写得极有血肉，极富灵性。

　　如果说诗歌一、二两句主要是侧重从人爱花、人惜花这个角度来描绘意境，展开诗意的话，那么，诗歌三、四两句则是从燕惜花、燕爱花这个独特的视角来抒发诗人的情思。一、二句流露悲伤、凄切之情，三、四句表达惊喜、庆幸之意。正当诗人为桃花流水而发愁的时候，正当诗人为桃花染泥而担忧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飞来双双燕子。它们也懂得陪春怜香，它们也懂得呵护美丽，它们将那些凋零在泥地上的花瓣小心衔起，然后轻盈起飞，落到人家华堂，画梁西畔。燕子多情，衔花上梁，筑巢相伴，备加珍惜；桃花有知，化为燕泥，与燕相伴，无怨无悔。花与燕，交相辉映；情与意，相生相随。燕子是有灵性的，有情趣的，它们想留住桃花，留住美丽的春天；桃花也是有灵性的，通情意的，它们虽然凋零破碎，但还是找到了安身之处，栖息之所。它们应该感到幸运。诗人描写飞燕惜花，花有归宿，其实是在婉转表达自己的怜惜之意，呵护之心。“何处”是意想不到的发现，是扑面而来的惊喜，也是情不自禁的激动。“一时”是敏锐的发现，快捷的反映，还是担忧、顾虑，这些可爱的燕子啊，生怕桃花被污泥浊水玷污了，一下子把它们衔起，存放在画梁之上。“画梁”一词暗示华堂之上，雕梁画栋，彩绣辉煌，燕子在这儿筑巢定居，桃花在这儿遇到知己。桃花原本是美丽高洁的事物，当然只能存放在这些华美尊贵的场所。这种安排，体现了诗人的爱心和智慧。如果诗歌结尾不是写燕子衔花飞上画梁之上，而是穷苦人家的破屋朽梁，这可能就要委屈了桃花，摧折了桃花。细微之处见匠心，诗人的确是用心良苦，爱心感人。

　　该诗“避俗避熟”、自出心裁：一，立意新颖，跳出借落花写惜春或伤春之情的窠臼，通过写飞花的活泼灵动和美好际遇来抒写情志，不落俗套。二，构思独辟蹊径，别出心裁，将桃花飘落与燕子衔花联系起来，写飞花的经历曲折有致。三，发现独到，捕捉飞燕衔花的细小情景，并从中发现其审美价值，独具慧眼。

　　刘次庄这首小诗布局精巧，构思别出心裁。从诗中可见诗人热爱大自然，观察细致入微，对风雨、落花、溪流和燕子都充满爱意，而且心情平和，得《庄子》濠梁间趣。

　　此诗内容不加雕饰，语言流畅，如行云流水一般，真实自然地表现了唐朝贾客（商人）及其亲人的所遭受的悲惨命运。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表达了诗人对唐朝中晚期的社会经济凋敝的悲哀和伤感。

　　“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中，通过“起”、“言”、“行”等动作，写商人为了谋利，天不亮就起来赶路。从“暗行”照应“灯下起”，口口声声“发已迟”到“终不疑”，都可看出诗人炼句是颇费斟酌的。

　　“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两句承接上面，写贾客“暗行”引出的后果。“猛兽来相追”：既写出寇盗的凶残，又自然地引出商人可悲的下场。

　　“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歧”，这里不写贾客性命如何，却只说了钱财被抢光。其实写钱就是侧写人，而且是更深刻地刻画了人。

　　“扬州有大宅，白骨无地归。”古人认为客死异乡是很可悲的，一般只有穷困潦倒的人才会遭此不幸。“扬州”是当时极为繁华的城市，死者家住扬州，有朱门大宅，竟落到如此下场，实在难以想象。仅此两句，已使诗的意境更为深邃了。

　　不料诗人笔锋一转，出语惊人：“少妇当此日，对镜弄花枝。”这一方尸骨已抛弃在荒山僻野，那一方尚对着镜子梳妆打扮，等待贾客归来。“当此日”三个字把两种相反的现象连接到一起形成对照，就更显得贾客的下场可悲可叹，少妇的命运可悲可怜。

　　诗人这种抒发感想的方法很值得借鉴，比直来直去地发一番议论强得多。这四句诗仿佛在讲客观事实，并不带丝毫主观的色彩。诗人通过几个很妥贴的意象来表现，表达了诗人对当时社会经济凋敝的悲哀。这种技巧，在唐诗中是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