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作者表白自己的艺术主张的诗。指出文艺批评应提倡有独到的见解，不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评论诗词的好坏优劣，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哪个，而不能像文坛艺苑中的某些人一样，心口雌黄。马克思哲学认为，要做到独具慧眼，深刻地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一是必须在实践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而是必须善于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实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发展。
前二句点出在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这时 需要的是独具慧眼，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当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学养和阅历，成为“高人”。
后二句作一形象的比喻，用矮人看戏作比，矮人看戏时被前边的人挡住目光，哪里能看到戏台上的场景?戏散大家一起谈起来时，只能是附和人家的说法。这就好比我们自己对“艺苑”的看法，如果自己学力浅薄，不能“独具只眼”，那就只能“随人说短长”了，这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行为作者是坚决反对的。
这首诗继承以诗歌体裁论诗歌的传统，见解卓异，说理畅达。全诗看似佶手拈来、随手而出，但却具有极为精辟深刻的理论内涵。李白、杜甫被称为诗中仙圣，在唐代即受到推崇，如韩愈在仕由逝世时才3岁，后来他熟读李杜诗篇，作有《调张籍》一诗，其中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等语，可谓敬佩得五体投地。而后世特别是明清两代，对李杜的崇拜更是前所未有，并且普遍地认为诗自唐以来诗道不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人还提出从《诗经》以来每况愈下、自宋元以来无诗之论，这种看法在明清诗歌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
诗人开篇即总论概述了这一普遍现象，以李杜为代表指出了他们的诗作固然光耀千秋，流传万古，其崇高地位与普及程度已是脸炙人家传户诵。接下来却陡然转笔，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另外的弊端：熟极而流，不仅令人觉得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新意，而且还隐隐含有这一现象在某一程度上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新之意，其见解之深刻，笔触之辛辣，思虑之周到，足以发人深省。前两句并非真足在贬低李杜，而是为下文略作铺垫而已，以下即转入主题的抒发。
一、二句写眼前的望夫石，云鬟烟鬓，语言简单明了，描写形象逼真，把云烟比作望夫石头发。“云鬟烟鬓与谁期”中的“与谁”用了反问的语气，体现出望夫石对丈夫的归来抱有深深的期待，并引起读者思考望夫石像所想的内容。
三、四句转写另外一个“望夫”的传说，引用了“二妃望舜，本意在望其生还。”的典故。通过舜帝妃子期待舜帝归还来烘托诗人所要表达出向往国家美好政治的前景。在诗人者看来，舜还是上古圣明之君的一个代表。望舜实是向往圣明之治。希望国家未来的政治路途能够光明，国家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全诗没有国家方面的描绘，却通过运用妻子期待与丈夫相聚的典故，来表达对未来国家兴盛的向往。诗中通过“还”字把“望夫石”和“二妃望舜”的典故相连，借以妻子期待丈夫归来的故事，共同表达出诗人对未来美好的生活的期待和向往之情。
《范增论》属于史论，是一篇翻案文章。苏轼善于读书，能从书缝中看出问题。一般人读史，见项羽与范增君臣不能善始善终，常为之叹息，认为这是楚失败的原因之一。苏轼却相反，独恨范增不早离开，认为项羽早有杀增之心，还认为义帝之存亡，关乎楚之盛衰，也关乎范增之祸福。全篇并没有贬低范增，篇末还高度肯定范增是人杰，只是惋惜项羽和范增的关系早有裂痕，范增不明“去就之分”。
全文围绕“去就之分”这一中心论旨，逐层展开：首先，简叙历史史实，提出论点：“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其次，具体论证观点。文章反复分析了项羽杀掉宋义之后，势必要谋害义帝，而范增必然力谏，项羽肯定不从，最终必然疑忌范增等等情势，论证了范增应当在此时离开项羽的主张，批驳了那种认为陈平反间计离间项范二人的传统看法。然后，作者替范增设想，“合则留，不合则去”，“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仍然不失为大丈夫作为；批评范增不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最后，又从另一侧面论述：“增不去，项羽不亡”，“增亦人杰也哉”。作者对范增的谋略、才干表示了肯定，实际上批评了项羽的不知人、不善任。
该文学《公羊传》《谷梁传》解《春秋》经文的表现手法，设为问答，层层推论。如由义帝之立，范增为谋主，推断义帝之兴废关乎范增之祸福，又进而推断项羽弑义帝，范增必反对。由义帝之明推测项羽之杀宋义，义帝必不能堪，又推测义帝必杀项羽，项羽故必杀义帝。一环套一环，有很强的逻辑性。作者征引史料不多，才识、才气胜过才学；在语言表达上多用反诘句，多用感叹句。全文共有七个反诘句、六个感叹句，冷静的理性思考与热烈深切的赞叹、惋惜相结合，使文章笔调变幻无端，抑扬顿挫之至。
杜甫流寓于荒僻的山城，面对霁江壮丽的夜景，听到悲壮的鼓角声，因而感慨万千，由眼前的情景想到国家的战乱，由历史人物想到自己的境遇，并力图在内心超越这些人生的感慨，因作此诗。诗中虽有悲凉哀伤之情，却亦有壮情和超然之意。
开首二句点明时间。岁暮，指冬季；阴阳，指日月；短景，指冬天日短。一“催”字，形象地说明夜长昼短，使人觉得光阴荏苒，岁月逼人。次句天涯，指夔州，又有沦落天涯之意。在霜雪刚停的寒冬夜晚，雪光明朗如昼，诗人对着凄凉寒怆的夜景，不由感慨万千。
“五更”二句，承次句“寒宵”，写出了夜中所闻所见。上句鼓角，指古代军中用以报时和发号施令的鼓声、号角声。晴朗的夜空，鼓角声分外响亮，正是五更天快亮的时候，诗人忧愁难眠，那声音更显得悲壮感人。这就从侧面烘托出夔州一带也不太平，黎明前军队已在加紧活动。诗人用“鼓角”二字点示，再和“五更”、“声悲壮”等词语结合，兵戈未息、战争频仍的气氛就自然地传达出来了。下句说雨后天空无尘，天上银河显得格外澄澈，群星参差，映照霁江，星影在湍急的江流中摇曳不定。景色是够美的。前人赞扬此联写得“伟丽”。它的妙处在于：通过对句，诗人把他对时局的深切关怀和三霁夜深美景的欣赏，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诗句气势苍凉恢廓，音调铿锵悦耳，辞采清丽夺目，“伟丽”中深蕴着诗人悲壮深沉的情怀。
“野哭”二句，写拂晓前所闻。一闻战伐之事，就立即引起千家的恸哭，哭声传彻四野，景象凄惨。夷歌，指四川境内少数民族的歌谣。夔州是民族杂居之地。杜甫客居此地，渔夫樵子不时在深夜传来“夷歌”之声。“数处”指不只一处。这两句把偏远的夔州的典型环境刻画得很真实：“野哭”、“夷歌”，一个富有时代感，一个具有地方性。对这位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来说，这两种声音都使他倍感悲伤。
“卧龙”二句，诗人极目远望夔州西郊的武侯庙和东南的白帝庙，而引出无限感慨。卧龙，指诸葛亮。跃马，化用左思《蜀都赋》“公孙跃马而称帝”句，意指公孙述在西汉末乘乱据蜀称帝。杜甫曾屡次咏到他：“公孙初据险，跃马意何长？”（《白帝城》）“勇略今何在？当年亦壮哉！”（《上白帝城二首》）。一世之雄，都成了黄土中的枯骨。末尾一句说，人事与音书，如今都只好任其寂寞了。结尾二句，流露出诗人极为忧愤感伤的情绪。清代沈德潜说：“结言贤愚同尽，则目前人事，远地音书，亦付之寂寥而已。”（《唐诗别裁》）像诸葛亮、公孙述这样的历史人物，不论是贤是愚，都同归于尽了。现实生活中，征戍、诛掠更造成广大人民天天都有死亡，作者眼前这点寂寥孤独，根本算不了什么。这话看似自遣之词，实际上却充分反映出诗人感情上的矛盾与苦恼。“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古柏行》）“英雄余事业，衰迈久风尘。”（《上白帝城二首》）这些诗句正好传达出诗中某些未尽之意。前人认为此诗“意中言外，怆然有无穷之思”，是颇有见地的。
此诗向来被誉为杜甫律诗中的典范性作品。诗人围绕题目，从几个重要侧面抒写夜宿西阁的所见所闻所感，从寒宵雪霁写到五更鼓角，从天空星河写到江上洪波，从山川形胜写到战乱人事，从当前现实写到千年往迹。气象雄阔，有上天下地、俯仰古今之概。明代胡应麟称赞此诗：“气象雄盖宇宙，法律细入毫芒”，并说它是七言律诗的“千秋鼻祖”，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