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此诗描写作者率领军队与入侵的吐蕃军队进行激烈战斗的情景。前两句描绘的是一幅初秋边关阴沉凝重的夜景,寓意边境局势的紧张;后两句表现了作者作为镇守边疆的将领,斗志昂扬,坚信必胜的豪迈情怀。全诗表现了边防将帅在对敌作战中的警惕性,以及刚毅果敢的性格和蔑视敌人的豪迈气概。格调高昂,读来使人振奋。
这首《军城早秋》,一方面使读者看到严武作为镇守一方的主将的才略和武功,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这位统兵主将的词章文采,能文善武,无怪杜甫称其为“出群”之才。
“昨夜秋风入汉关”看上去是写景,其实是颇有寓意的。我国西北和北部的少数民族的统治武装,常于秋高马肥的季节向内地进犯。“秋风入汉关”就意味着边境上的紧张时刻又来临了。“昨夜”二字,紧扣诗题“早秋”,如此及时地了解“秋风”,正反映了严武作为边关主将对时局的密切关注,对敌情的熟悉。
“朔云边月满西山”接着写诗人听到秋风的反映,这个反映是很有个性的,他立即注视西山,表现了主将的警觉、敏感,也暗示了他对时局所关注的具体内容。西山,寒云低压,月色清冷,再加上一个“满”字,就把那阴沉肃穆的气氛写得更为浓重,这气氛正似风云突变的前兆,大战前的沉默。“眼中形势胸中策”,这是一切将领用兵作战的基本规律。所以诗的前两句既然写出了战云密布的“眼中形势”,那胸中之策就自不待言了,诗中略去这一部分内容,正表现了严武是用兵的行家。
“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更催”二字暗示战事已按主将部署胜利展开。两句一气而下,笔意酣畅,字字千钧,既显示出战场上势如破竹的气势,也表现了主将刚毅果断的气魄和胜利在握的神情,而整个战斗的结果也自然寓于其中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
如果把一、二句和三、四句的内容放在一起来看,就会发现中间有着很大的跳跃。了解战争的人都知道,一个闭目塞听、对敌情一无所知的主将,是断然不会打胜仗的,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战前主将对敌情的敏感和了解的程度。诗的一、二句景中有情,显示出主将准确地掌握了时机和敌情,这就意味着已经居于主动地位,取得了主动权,取得了克敌制胜的先决条件,这一切正预示着战争的顺利,因而,胜利也就成了人们意料中的结果,所以读到三、四句非但没有突兀、生硬之感,反而有一种水到渠成、果然如此的满足。这首诗写得开阖跳跃,气概雄壮,干净利落,表现出地道的统帅本色。
首联“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写的是凌晨部队出发的场景:雾气弥漫,北风萧萧,偶尔传来马的阵阵嘶鸣,给人以苍凉宏大之感。这两句写部队凌晨出发。马匹在行进中,是顾不上叫的。而在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或突然停下来时,则会发出习惯性的嘶鸣。例如“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李白《别友人》)、“马嘶俱醉起,分手更何言”(李白《鲁郡尧祠送吴五之琅琊》)、“吹角动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马嘶乱,争渡金河水”(王维《从军行》),便是这种情形。这首诗写马不写人,是因为大雾弥天,一切都笼罩在浓雾中。写马,是因为听得见马嘶,不写人,是因为征人保持着肃静。雾作为一种物候,其特点是弥漫性,诗人用“琼宇”这个词来形容雾晨,可见当天的雾很大。“征马嘶北风”,容易使人联想到《古诗十九首》的“胡马依北风”,原句有禽兽亦恋故土的意思。这也比较符合人们离开一个驻地,哪怕是暂住地的时候的心情。何况每到一地,老乡都会给自己的部队以极大的帮助和支持,临去时难免依依不舍。
“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两句写张冠道中行军的情形。“露湿”、“霜笼”是互文,兼管上下句。《诗·秦风·蒹葭》有“白露为霜”的名句,所以诗中“霜”、“露”往往连带出现,这里偏重于霜。由于雾天霜重,空气潮湿,尽管部队在通过,道上却不起尘埃,树林里也听不见寒鸦的叫声。特别提到“鸦不惊”,是因为作者在长期的军旅生活中,习惯了早行中听见鸦叫,在月夜尤其如此。骤然听不见鸦叫,反而使征人感觉异样。
“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两句写到官兵的感受和形容,突出的感觉是寒冷。“戎衣”即军装。古代军人穿铠甲,唐代诗人岑参写白雪的奇寒,有“都护铁衣冷难着”之句。解放军的军装是棉布制作的,比“铁衣”或“铁甲”保暖性好一些。然而由于太冷,感觉上却接近,故云“犹铁甲”。紧接着以一个精彩的细节来表现天气的寒冷,那就是官兵的眉毛、胡子上挂满了银白的冰粒。写出这样的细节,就使人感到冷得新鲜,寒得有趣,流露出一种乐观的精神。这些诗句颇使人联想到岑参笔下的“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及“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写环境的艰苦,同时就突出官兵的不怕艰苦。
后两句是抒情。“踟蹰张冠道”对前六句是收束,描写行军,却用“踟蹰”二字,这是耐人寻味的。“踟蹰”,在词典中的释义是犹豫、徘徊的样子,这表明在张冠道上的行军不是急行军而是慢行军。为什么会慢行军呢?这就必须提到毛泽东的“蘑菇”战术了。毛泽东撤出延安后曾发电报给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兵团,确定西北战场作战方针为“蘑菇”战术——“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踟蹰”就是“蘑菇”。“蘑菇”是老百姓的语言,就是磨蹭,磨磨叽叽,消耗,牵制。不过,“踟蹰”还有一读,就是“踌躇”——不是踟蹰不前,而是踌躇满志——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怎能不踌躇满志呢。
张冠道的这段路,让诗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塞上风光。天气的恶劣、敌人的追剿都难不倒众志成城的将士,诗人以豪迈的笔调写出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充分体现出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