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炉造化驰，不畏寒暑酷。
虽同一世尘，超然立於独。
飞泉上崑山，赫日升旸谷。
我今涉津涯，宴坐成休复。
不材终天年，庶比山中木。
神炉造化驰，不畏寒暑酷。
虽同一世尘，超然立於独。
飞泉上崑山，赫日升旸谷。
我今涉津涯，宴坐成休复。
不材终天年，庶比山中木。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上片第一、二句为第一层。
首句画出了一幅凄美的“千里暮春图”，把读者带入了一片充满悲哀的广阔空间；第二句“故国春心断”的“春心”，是被春景所引发的一种美好的意愿。不过要注意“春心”这个词，古人常常把它和“伤”、“损”一类的词连用，更是充满了理想幻灭的悲伤与迷惘。这两句直白悲凉心境，其中流露着一种深深的眷恋之心和幻灭之感。
上片第三、四句为第二层。
此两句就写出了这样一幅开阔雄豪的画面。不过应该注意到：结合开头两句来看，这幅画面应该不是眼前所见，而是故乡夜潮景象在作者心中的留影。它在开阔中有苍凉，雄豪中有孤寂，奔放中有执著，而且还叠加了一个复仇幽灵的幻象，因此并不完全是现实的再现，而是心灵对现实景象的折射。那月下的海面和潮头的幽灵已经有一种悲壮之美，而“依旧”的百折不挠又有一种誓不屈服之意。这两句以一种开阔豪放之致使这首词从低回走向高昂，为开拓下片作引线。“皑”、“来”相叶，“月”与“夜潮”相应，有境界。
下片第一、二句为第三层。
这两句宜视为午夜心潮澎湃的内容，主观上对山川、人物的看法。所谓“山川城郭都非故”，只能是王氏感情激动的叹息；王氏认定，人世间人情陡变，有反清的思潮涌起。“故”、“误”相叶，使所抒之情进一步展开。
下片第三、四句为四层——结束语。
“人间孤愤最难平”，是全词抒情的顶点，其内涵指其他人倾向于革命，而作者却着意维护满清。作者从拥戴满清看问题，那是他所谓的“国是”。他愤恨时代潮流前进，因而他只能向隅而泣。末句视为疑问句，自有无穷感慨在内。钱塘江潮落又潮生，是永恒的，王氏为“国是”忧心如焚。“平”、“生”相叶，也正道王氏平生的心潮。
《九歌》是一组祭歌，共11篇，是屈原据民间祭神乐歌的再创作。《九歌·国殇》取民间“九歌”之祭奠之意，以哀悼死难的爱国将士，追悼和礼赞为国捐躯的楚国将士的亡灵。乐歌分为两节，先是描写在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楚国将士奋死抗敌的壮烈场面，继而颂悼他们为国捐躯的高尚志节。由第一节“旌蔽日兮敌若云”一句可知，这是一场敌众我寡的殊死战斗。当敌人来势汹汹，冲乱楚军的战阵，欲长驱直入时，楚军将士仍个个奋勇争先。但见战阵中有一辆主战车冲出，这辆原有四匹马拉的大车，虽左外侧的骖马已中箭倒毙，右外侧的骖马也被砍伤，但它的主人——楚军统帅，仍毫无惧色，他将战车的两个轮子埋进土里，笼住马缰，反而举槌擂响了进军的战鼓。一时战气萧杀，引得苍天也跟着威怒起来。待杀气散尽，战场上只留下一具具尸体，静卧荒野。
作者描写场面、渲染气氛的本领是十分高强的。不过十句，已将一场殊死恶战，状写得栩栩如生，极富感染力。底下，则以饱含情感的笔触，讴歌死难将士。有感于他们自披上战甲一日起，便不再想全身而返，此一刻他们紧握兵器，安详地，心无怨悔地躺在那里，他简直不能抑止自己的情绪奔进。他对这些将士满怀敬爱，正如他常用美人香草指代美好的人事一样，在诗篇中，他也同样用一切美好的事物，来修饰笔下的人物。这批神勇的将士，操的是吴地出产的以锋利闻名的戈、秦地出产的以强劲闻名的弓，披的是犀牛皮制的盔甲，拿的是有玉嵌饰的鼓槌，他们生是人杰，死为鬼雄，气贯长虹，英名永存。
依现存史料尚不能指实这次战争发生的具体时地，敌对一方为谁。但当日楚国始终面临七国中实力最强的秦国的威胁，自怀王当政以来，楚国与强秦有过数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并且大多数是楚国抵御秦军入侵的卫国战争。从这一基本史实出发，说此篇是写楚军抗击强秦入侵，大概没有问题。而在这种抒写中，作者那热爱家国的炽烈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楚国灭亡后，楚地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屈原此作在颂悼阵亡将士的同时，也隐隐表达了对洗雪国耻的渴望，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从此意义上说，他的思想是与楚国广大人民息息相通的。作为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第一位伟大诗人，他所写的决不仅仅是个人的些许悲欢，那受诬陷被排挤，乃至流亡沅湘的坎壈遭际；他奉献给人的是那颗热烈得近乎偏执的爱国之心。他是楚国人民的喉管，他所写一系列作品，道出了楚国人民热爱家国的心声。
此篇在艺术表现上与作者其他作品有些区别，乃至与《九歌》中其他乐歌也不尽一致。它不是一篇想像奇特、辞采瑰丽的华章，然其“通篇直赋其事”（戴震《屈原赋注》），挟深挚炽烈的情感，以促迫的节奏、开张扬厉的抒写，传达出了与所反映的人事相一致的凛然亢直之美，一种阳刚之美，在楚辞体作品中独树一帜，读罢实在让人有气壮神旺之感。
余杭道，即今日的杭州市。余杭之名相传为“夏禹东去舍舟航登陆”而得。“航”“杭”谐音，故为“余杭”。
“四月余杭道，一晴生意繁。”四月里的杭州，天空晴朗，万物复苏，一派勃勃生机。“生意”即生机的意思。
“朱樱青豆酒，绿草白鹅村。”绿树上挂着红樱桃，红艳欲滴，青豆配着琥珀色的美酒，爽口宜人。村头田外，满眼的绿草铺成垫子一般，白鹅就在上面嬉戏。简直就是画。朱、青，绿，白，颜色明丽喜人，相为映衬，烘托出一种清新的四月乡间独特的风貌，传达出诗人愉悦而闲适之情。颔联运用了对比、渲染、列锦等手法，采用意象叠加的方式巧妙地将乡间独特物象樱桃，豆，草，鹅排列在一起，勾勒出一幅生动的乡村春意盎然的图景，烘托静谧的气氛，表达了诗人的闲适而悠游的情怀。
“水满船头青，风轻袖影翻。”春涨水满，船行水上，轻快如飞。微风轻拂，薄薄的衫袖翩翩起舞，在水中映出美丽的影子。面对如此怡人的美景，人的心情也飞起来了吧。
“几家蚕事动，寂寂昼门关。”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养蚕，为防外人冲犯，门户闭得紧紧的。
整首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春日乡村风俗图。风景如画，不见人影，却处处可见人的活动。正是如此，全诗才弥漫着一种生机、静谧、祥和，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