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在仕途上可谓一波三折，但在政治上、人格上，却是一位不妥协的斗士，是一个硬骨头。公元805年（唐顺宗永贞元年），正是诗人春风得意的时候，王伾、王叔文、韦执谊等人在新即位的顺宗李诵支持下进行政治革新，实施一系列具有进步倾向的政治措施。刘禹锡深受王叔文的器重，积极参与谋议，并担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协助杜佑、王叔文管理财政，成为革新集团的重要成员。改革触及了一大批权贵人物的利益，他们疯狂反扑，仅五个月后，“永贞革新”遭到失败，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到公元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召回长安，诗人看到一批趋炎附势之徒，不可一世，提笔写下了《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的讽刺诗，又触怒了权贵，再度遭贬，贬连州刺史，转夔、和二州。又过了十四年，到公元826年（唐敬宗宝历二年）才被召回，又挥笔写下了《再游玄都观》，宣称“前度刘郎今又来！”诗人的硬骨头精神令人敬佩。这首《咏史（其一）》就是诗人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
“骠骑非无势，少卿终不去。”这两句充分肯定任安的不趋奉权贵的可贵精神。诗中的“骠骑”，古代将军的名号。指汉代骠骑将军霍去病。“非无势”，并非没有权势，意谓权势显赫；“少卿”，任安，字少卿，曾任大将军卫青的属官。褚少孙在《史记·田叔列传》后面补叙任安事，载武帝语：“任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尝活之。”后死于北军护军使者任内。“终不去”，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卫将军）。诗人在这里运用了对举的方法来叙事。上句写霍去病，称其官职而不称名姓，说道霍去病的官位显赫，接着用双重否定的词句，进一步写出霍去病的权势很大。在一般情况下，一般世俗之人，如蝇逐臭，改换门庭，纷纷投靠骠骑。可任安却不是这样。下句写任安，称其字而不呼其名，字里行间有一种亲切感，充满着敬重之意。《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是大将军卫青的外甥，年轻时跟随大将军出击匈奴，后来独自领兵出战，取得赫赫战功，深得汉武帝信任，跟随他出征的军官都封侯拜将。后来，汉武帝“乃益置大司马位，大将军、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诗人所写的就是这样一段事实。一般人读《史记》，一般都不太重视这一段的记载，都注意卫青、霍去病的立功封侯以及他们的贵幸，所谓“将军不败由天幸”。可诗人对这一段记载却十分在意，十分感慨。可以说，任安身上有诗人的影子在。
“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这两句是诗人的感慨。诗人说：如今的世道有如流水直下，只有我的心像中流砥柱一样，毫不动摇。句中的“剧”急剧，厉害的意思；“颓波”，大河决堤时从堤口奔泻而下的洪流；“砥柱”，山名，在黄河三门峡中。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云：“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山。”诗人回到现实社会中来，感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官场上更是如此，落井下石，互相倾轧。诗人的两次遭贬，就是最好的说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诗人对任安情有独钟，任安的这种行为，如今更是难能可贵。诗人把任安视为知己，他不向权贵屈服，永远不向邪恶势力低下那高昂的头。形势越是险恶，他越是坚强。“我心如砥柱”，是诗人的真心表白，是诗人与邪恶斗争的宣言。着实可佩可敬。
这首诗借史说话，抒发感慨，将叙事、议论、抒怀融为一体。《史记》中短短的一句话，诗人撰写成一首诗，运用白描的手法，娓娓道来，既赞扬了任安，又表道了心志，感情强烈，志向坚定，是一首流传千古的好诗。
“贾生道王道，卫绾工车戏，同遇汉文时，何人居高位？”刘禹锡的《咏史》（其二）别出心裁，让人有深远的回味与联想。晚唐时宦官擅权皇权旁落，朝廷用人唯宦官之喜好，道于治乱之士无不痛恨，宦官亦忌惮正直之朝臣，所用之人大多无能之辈，戏嘘之人。这首诗是他的早年之作，诗中流露出了对朝庭用人制度的不满和怀才不遇的感叹。
上片写姜女庙的凄凉与冷落。“海色残阳影断霓，寒涛日夜女郎祠”，词因景而起，落日残阳挂在薄薄的西天，余晖映在海面上，贴着涌动的浪涛，组成了一段虚渺的霓虹。冷冽的潮水不辞疲惫，姜女祠里日日夜夜听闻浪涛拍打礁石的动静。纳兰所处的时代距那痴情哭动长城，投海而死的孟姜女的年代已去甚远，汪洋与孤守的祠堂桕望也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夜，所以“翠钿尘网上蛛丝”，庙中的孟姜女，盘髻上的翠翘金钿依然网上层层细密的蛛丝与尘埃，翠玉光鲜的着色随着女子投海，一同沉没在历史长卷之中。姜女追随爱人而去，光鲜的历史随时代终结而去。
下片抒发自己的感怀，情蕴景中。“澄海楼郎空极目，望夫石在且留题”，立于澄海楼上眺望苍茫之景，望夫石一如往昔等待之妻，坚守于南宁海城上。传说孟姜女当年苦等丈夫不归，几番立于此地守望远方，又抱寒衣远赴寻找爱人，久之于此化为望夫之石，从此不论风雨部将停留于此，等候一个归期。归期无尽，望夫石伫立至今，已然可见文人墨客参观游览时：写下的观感题诗，点滴墨迹都是岁月流淌的痕迹，随着这长久坚守在此的石像一同见证历史长河，流淌不息。一转眼，“六王如梦祖龙非”，纳兰感叹，六王毕四海归一的大业，恍然只如梦了一场，悄无痕迹，秦始皇的英姿也业已长眠于地下。
这词词题为“姜女祠”，写尽壮闹之景，博大之感，但事实并非单纯纪游之作，而是借游此庙发往古之幽思，批判残酷的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疾苦：抒今昔之感，欲抑先扬。全篇深厚别致，感慨良深，意蕴悠然，是不可多得的咏史佳作。
这首诗通过描写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之事，来抒写作者病中的感受。首联描写焚香坐禅的情景，中间两联写凄凉与孤寂的生活情景，尾联自己对佛理的感悟。全诗运用逆挽的手法，从细微处入手，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
此诗首联所描写的是焚香坐禅的情景。诗人安坐一室，焚香供佛，回念所遭遇的种种，默思佛祖的教训。清香四散，意念渐渐入冥，心境渐渐平静，既然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必然承受，就不须怨天尤人而哀苦无已。诗以“病身”与“道情”相对，说是病越重，修道之心就越诚恳；而修道之心越诚恳，感悟的佛理就越重深。这是一层意思。而“病”不仅是指生理之疾，更有经历遭遇带给人的心理以及精神的创伤，故用一“身”字总括。佛教以苦为生命的本义，于是苦也就不成其为苦，受苦正是修行的途径之一，劝导信徒承受现世而寄望于来世。因此，诗人焚香敬佛的修行方法就是“思自任”，所体悟的佛理就是“病身坚固道情深”。这是又一层意思。这两句若从逻辑顺序讲，应该是“宴坐清香思自任，病身坚固道情深”。诗人先说后，再说前，将事情发展的顺序倒过来，正是为了强调此时的觉僭。文章家将这种写法称为“逆挽”。
诗的中间两联写生活情景，一片凄凉与孤寂。夜间，清冷的月光照着空庭，四周静静，唯有捣药的声音，持续而单调地在院中回响，向院中人提示着无边的落寞。不仅夜间如此，白天也一样。主人无访客，院门紧闭，堂庑深深，除了鸟叫，不闻人声。偶尔有医生前来诊病，也不过说些不切病情的废话，除了加重慵懒的心情，并无治疗的功效。身体日渐衰弱，扶着小婢起来走走，却深感力不能至，脚步难移。在这样的生活之中，不能不回想当年，而所有的回想都是痛苦，更令眼前的情景有不堪的残忍。于是诗人回转过来向自己道庆幸：若不是有佛祖的指引，若不是有佛理的开导，那人生的烦恼将会不由途径地涌来将自己包裹，将会铺天盖地地扑来将自己淹没，生活当无法继续。这种自我开释，在诗人或许有一时的宽解，通篇读来，读者仍然会感到内在的悲哀。
尾联回应首联的修行之事，用“知气味”写此刻对于佛理的感悟，上承“病身坚固道情深”。因此可知“道情深”的二层意思中，重在后者，不是说自己的修行已经达到的境界，而是指佛理本身的深刻。同修佛教的白居易有诗曰：“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闲吟》）可以帮助李煜所说的“道情”。诗人在“赖问空门知气味，不然烦恼万涂侵”两句中点明，生活全靠在佛法中寻找乐趣，否则早就被万般烦恼吞噬了。
这首诗中有“庸医”“小婢”，还有清风、明月、飞鸟等具体的事物，可使读者通过感知这些人物和景物体会到诗人的内心感受。此诗与《病中感怀》内容相似，皆描写病中感受，但此诗宗教情怀更浓。两首诗的不同之处在于，前首诗侧重抒怀，抒发病中情怀；这首诗侧重叙事，叙写病重的诸琐事，诗里所写之事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满洞苔钱，买断风烟。笑桃花流落晴川。”满洞苍苔，可见历时已久，人迹罕至。苔虽形如钱，只能点缀风烟。但它代表了一种清贫自赏自然超俗的情趣。古洞苍苔，高人逸士独来独往，片片桃花随溶溶川水流出，向人间传送出一丝洞天的消息。世外人并不知道此处别有桃源仙境，故“笑”之，笑桃花多情，笑世人无识。“石楼高处，夜夜啼猿。
“看二更云，三更月，四更天。”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唯有空山声声猿啼，使人警省。此时此地，修道之人，静坐默想，独观云月，拥抱宇宙，体悟宇宙奥秘，直观生命真谛，自得其乐，意静神旺。这几句将道家山中生活的自然环境与辞别尘世，静处修炼而至内心聪慧的生活情趣勾画了出来。所谓“二更云，三更月，四更天”，实际上写的是消除尘念的修炼过程。开始犹存世念，如行云蔽月，继而虚室生白，表里空一，终而至人无己，湛然空明，如片云除尽，空中唯皎皎孤轮。
“细草如毡，独枕空拳。与山麋野鹿同眠”，这几句写“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山中生活。在这种时空的交错中，人似乎回到大自然中，回归到太古时代，枕拳卧草，幕天席地，遗世独立，鸟兽相亲，没有荣辱得失，没有人我差别，甚至没有人与物的差别，一切均与自然相融。
“残霞未散，淡雾沈绵。是晋时人，唐时洞，汉时仙”，又是一天开始了，晨霞未收，群峰淡雾绵延不尽，千姿百态，山中风光，洞中岁月，自有一种绵绵不尽、长久不变的实在感，显示出大自然永恒的风貌。结尾三句写罗浮山的悠悠岁月，显示出山中人“不知魏晋，无论汉唐”的优越感，山中人在寂寞之中感受着精神上的超脱和欣慰。
总之，这首词将山中风光的悠长，洞中岁月的洒脱，自然的美好和永恒，以及摆脱人世负担后的轻松，一一展示出来，富有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