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燕歌行》是高适的代表作。虽用乐府旧题,却是因时事而作的,这是乐府诗的发展,如果再进一步,就到了杜甫《丽人行》、《兵车行》、“三吏”、“三别”等即事命篇的新乐府了。《燕歌行》是一个乐府题目,属于《相和歌》中的《平调曲》,这个曲调以前没有过记载,因此据说就是曹丕开创的。 曹丕的《燕歌行》有两首,是写妇女愁思,由他首创,所以后人多学他如此用燕歌行曲调做闺怨诗。高适的《燕歌行》是写边塞将士生活,用燕歌行曲调写此题材他是第一个。此诗主要是揭露主将骄逸轻敌,不恤士卒,致使战事失利。历来注家未对序文史事详加考核,都以为是讽张守珪而作。其实,这是不符史实的。此诗所刺对象应是受张守珪派遣、前往征讨奚、契丹的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
诗大体可分四段:首段八句写出师。其中前四句说战尘起于东北,将军奉命征讨,天子特赐光彩,已见得宠而骄,为后文轻敌伏笔。后四句接写出征阵容。旌旗如云,鼓角齐鸣,一路上浩浩荡荡,大模大样开赴战地,为失利时狼狈情景作反衬。“校尉”两句写抵达前线。羽书飞驰,见军情紧急;猎火照夜,说敌阵森严。
第二段八句写战斗经过。其中前四句写战初敌人来势凶猛,我军伤亡惨重,后四句说至晚已兵少力竭,不得解围。“山川萧条极边土”,说明战场地形是无险可凭的开阔地带,这正有利于胡骑驰突,故接写敌军如暴风骤雨之袭来。“战士”两句用对比方法写出了主将骄惰轻敌,不恤士卒,一面是拚死苦战,一面仍恣意逸乐。这是诗中最有揭露性的描写。大漠衰草、落日孤城的萧飒景象,为“斗兵稀”作衬托,同时写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身当恩遇常轻敌”,正面点出损兵被围的原因,是诗的主旨。
第三段八句写征人,思妇两地相望,重会无期。诗虽古体,多用偶句,此段因内容需要,而犹着意作对仗。又此诗平仄转韵,一般四句一转,独此段八句全用仄韵,与表现双方摇摇不安的心绪相适应。杀气成云,刁斗传寒,都是极力渲染悲凉气氛。
末段四句,两句写战士在生还无望的处境下,已决心以身殉国。“岂顾勋”三字,仍是对将帅的讽刺。两句诗人感慨,对战士的悲惨命运深寄同情,诗以“至今犹忆李将军”作结,再次点明主题。盛唐时,殷璠评高适曰:“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此诗确实可以作为代表。
《燕歌行》不仅是高适的“第一大篇”(近人赵熙评语),而且是整个唐代边塞诗中的杰作,千古传诵,良非偶然。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高适曾北上蓟门。二十年,信安王李禕征讨奚、契丹,他又北去幽燕,希望到信安王幕府效力,未能如愿:“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可见他对东北边塞军事,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开元二十一年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经略边事,初有战功。但二十四年,张让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二十六年,幽州将赵堪、白真陀罗矫张守珪之命,逼迫平卢军使乌知义出兵攻奚、契丹,先胜后败。“守珪隐其状,而妄奏克获之功”(《旧唐书。张守珪传》)。高适对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的两次战败,感慨很深,因写此篇。
诗意在慨叹征战之苦,谴责将领骄傲轻敌,荒淫失职,造成战争失利,使战士受 到极大痛苦和牺牲,反映了士兵与将领之间苦乐不同,庄严与荒淫迥异的现实。诗虽 叙写边战,但重点不在民族矛盾,而是讽刺和愤恨不恤战士的将领。同时,也写出了 为国御敌之辛勤。主题仍是雄健激越,慷慨悲壮。
《自君之出矣》是乐府旧题,题名取自东汉末年徐干《室思》诗句,《室思》第三章:“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自六朝至唐代,拟作者不少,如南朝宋时的刘裕、刘义恭、颜师伯,陈朝陈后主,隋代陈叔达等,均有拟作,唐代作者尤多,见于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这些拟作,不仅题名取自徐干的诗,技法也仿照徐干的诗。雍裕之这首诗(《吟窗杂录》载辛弘智《自君之出矣》与此诗相同,并收入《全唐诗》),模仿的痕迹尤为明显。这首诗表现了思妇对外出未归的丈夫的深切怀念,其手法高明之处在于立意委婉,设喻巧妙,所以含蓄有味。
自从夫君外出,思妇独守空闺,整日相思怀念;平日梳妆打扮,都是为了让他看了满意,而今他走了,便不必再去对镜簪花了,她想:“这宝镜为谁明呢?”意思是宝镜既不为谁明,也就自然不明了,是“明镜暗不治”的进一层说法,比李咸用《自君之出矣》“鸾镜空尘生”说得更为委婉。这种表达方式,不只是徐干《室思》的继承和发展,其源可上溯到《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意思是:“妆扮美容,只是为丈夫;丈夫不在,何必梳妆?”这就是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说的“女为悦己者容”,正表现了女子对于丈夫的忠贞。
思念夫君,就像陇头的流水,长流无极;听到陇水呜咽的流声,让人肝肠断绝,感伤悲泣。在徐干《室思》中,只是说“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是一般化的说法;雍裕之则将“流水”具体化为陇水,这就如同北朝无名氏的《陇头歌辞》中的句子:“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四野。”以及“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这首歌刻画了一个漂泊他乡的游子的形象。“思君如陇水,长闻呜咽声”,因为暗用了《陇头歌辞》,便使所思念的夫君在外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内容,即在外过着凄凉漂泊的生活;这个“思”字,便更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主人公简直要声泪俱下了。除了“陇头流水”的联想之外,这里还保存着徐干《室思》“思君如流水”这一巧妙的比喻。这种比喻是将感情物化,即以有形的物体的形象来比喻无形的内心的情思。以流水喻思君之情,可以兼含多种意思:第一,以水流不断,比喻日夜思君,如“无有穷已时”即取此义;第二,以水流无限,比喻思妇情长。如李白“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以流水之长比喻情意之长,即取此义;第三,以流水呜咽,比喻情意凄切。如果说前二义可以在流不断与思不断、水无限与情无限之间直接找到“相似点”,那么水流呜咽与情意凄切便很难直接找到“相似点”,必须加以联想,由流水联想到水声,由水声联想到呜咽哭泣之声,由呜咽声再联想到感情的凄切。这是超越“相似点”的比喻,是“不似之似”,修辞学上称为“曲喻”。李贺《天上谣》“银浦流云学水声”,即属于此类比喻。由于《自君之出矣》后两句的比喻十分巧妙,不仅化无形为有形,增加了诗的形象性,而且具有多种含意,这就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联想天地,使读者读了感到余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