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奇才，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三次剃度为僧，又三次还俗。尤其是第三次出家后不到一年，又匆匆还俗，甚至连僧衣僧鞋都来不及更换，又以一个和尚的身份与诗人的气质回到尘俗之中。作为对社会改良充满希望的热血青年，他时而激昂，西装革履，慷慨陈辞，为革命而振臂高呼；时而颓唐，身披僧衣，逃身禅坛，在青灯黄卷中寻找精神的安慰。这两首《本事诗》充分表现出了苏曼殊的浪漫才情和内心矛盾。
柳无忌曾指出苏曼殊的《本事诗》十首都是他为其所钟爱的日本歌伎百助枫子所写，但苏曼殊的身世特别，又投身佛门，自知生死无常，不能给百助以家庭的安顿和幸福的保障，故始终未能与百助结婚。此处所选的第一首诗就道出他内心的这种矛盾。 “乌舍凌波肌似雪”是以印度传说中的神女乌舍来比喻百助，说她步履轻盈如凌波仙子，其肌肤又如雪似玉；“亲持红叶索题诗”是指百助对他诗才的爱戴和一片深情，此处用“红叶题诗”的典故也暗示了百助有向他求婚的经历。然而，诗人已经出家为僧了，心中苦衷不能尽道，虽然钟情百助，也只好对这美妙动人的少女加以婉拒了。诗的最后两句正透露出诗人的矛盾：泪本是有情之物，诗人偏把泪说成是无情；相逢是爱的开始，但却留下了恨的遗憾。诗人模仿唐人诗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改“未嫁”为“未剃”，一方面说明他内心深处真爱百助，另一方面又蕴含了无限的无奈与哀婉。
第二首诗则寄寓了诗人的凄凉身世以及对前程充满彷徨迷惘的孤独感。“春雨楼头尺八箫”首先创造了一种凄婉迷茫的雨中境界：迷蒙细雨中诗人倚靠在日本民居的小楼上，正听着百助用尺八箫吹奏着《春雨》曲，竟引出诗人无尽的乡思。“春雨”既指现实中的春景又指箫声所吹曲名，一语双关。“何时归看浙江潮？”既指箫声引起他对故国的思念，亦可指他挂念着当时国内的革命思潮。“芒鞋破钵无人识”则点出诗人自身的僧家身份，又暗含有诗人的凄楚身世。“踏过樱花第几桥！”则道出了生命的伤感和人生似梦的感谓。日本的樱花绚丽而短暂，诗人在漫天的樱花飘洒中孤独前行，亦是一断鸿飘零，不知归往何处。苏曼殊以一种梦幻般的诗境表达了他于乡愁的惆怅和对生命的理解。
上述二诗，极其典型地体现出了苏曼殊的浪漫“情僧”和云游“诗僧”的形象。读此二诗，这位才情横溢、浪漫奇幻、集亢奋与忧郁于一身的青年俊秀就定格在我们的脑海之中。只可惜天不假俊杰以时间，苏曼殊只在人间度过了三十五个春秋，便在贫病中辞世，他以绚烂的生命浇灌出中国近现代文坛的一朵奇葩。
这首诗的主题，旧说大体相同，《毛诗序》说：“《谷风》，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绝焉。”朱熹也认为是朋友相怨之诗，但他没有将伤友道之绝与刺周幽王硬拉到一起。方玉润《诗经原始》认同朱熹的观点，并力驳《毛诗序》“刺幽王”之说穿凿空泛。今人高亨的《诗经今注》、程俊英的《诗经译注》等均取弃妇之诗说。陈子展《诗经直解》虽仍取旧说，但又说：“此诗风格绝类《国风》，盖以合乐入于《小雅》。《邶风·谷风》，弃妇之词。或疑《小雅·谷风》亦为弃妇之词。母题同，内容往往同，此歌谣常例。《后汉·阴皇后纪》，光武诏书云：‘吾微贱之时，娶于阴氏。因将兵征伐，遂各别离。幸得安全，俱脱虎口。……“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风人之戒，可不慎乎！’此可证此诗早在后汉之初，已有人视为弃妇之词矣。”
诗中的女主人公被丈夫遗弃，她满腔幽怨地回忆旧日家境贫困时，她辛勤操劳，帮助丈夫克服困难，丈夫对她也体贴疼爱；但后来生活安定富裕了，丈夫就变了心，忘恩负义地将她一脚踢开。因此她唱出这首诗谴责那只可共患难，不能同安乐的负心丈夫。
诗歌用风雨起兴，这手法同《邶风·谷风》如出一辙，两首《谷风》诗的主题也完全相同，这大概是在风雨交加的时候最容易触发人们的凄苦之情。被丈夫遗弃的妇女，面对凄风苦雨，更会增添无穷的伤怀愁绪，发出“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哀叹。
此诗语言凄恻而又委婉，只是娓娓地叙述被遗弃前后的事实，不加谴责骂詈的词句，而责备的意思已充分表露，所谓“怨而不怒”，说明主人公是一位性格善良懦弱的劳动妇女。这也反映了几千年以前，妇女就处在被压迫的屈辱境地，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
柳宗元的《雨晴至江渡》，只有短短的四句话，二十八个字。初读起来好像很容易理解，诗的前两句，写他在雨后初晴的一天傍晚，独自到江边散步。后两句写他在愚溪渡口旁，雨停水退后所见到的景像。
河里的洪水太大，大到连村旁的小路都被淹没了。而且，水中漂浮的木筏，也被冲散了，有的高挂在岸边的树枝上。说明这场雨下得太猛，下得太久，自己在屋里憋的时间太长了。久雨初晴，才迫不及待地要到江边来走一走，放松放松自己被压抑的心情。第二句中有一个“独”字，用得非常巧妙，不仅是写实，也是写虚。写实，是指他独自一人到江边来散步；写虚，是指当年一起参加“永贞革新”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都被发配到偏远的州府，自己孤身一人来到永州，势单力薄，难以再成气候。第四句中有一个“在”字，用得鲜活。因为木筏所处的位置，应该漂浮“在水中”，此刻却被漫天洪水冲到岸边的树上，“在高树”三字，让人叹然思然，不胜感慨。真是几多凄凉，几许伤感。
永州，在湖南省的西南部，每年的春夏两季，雨水格外繁多。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舜庙祈晴文》，其中有几句的大意是：“浓云密布，阴雨连绵，洪水泛滥，不仅河岸崩塌，而且冲断河堤，淹没了稻田和菜地，百姓遭灾，苦不堪言”。因此，祈盼舜帝体恤民情，赶快诛杀妖龙，驱散云雾，使阳光重新普照大地，不再让雨水危害百姓。结合这篇文章，再读《雨晴至江渡》，反复咀嚼，诗人久雨蛰居之苦、远谪漂泊之痛、同情百姓遭遇的忧患意识、感叹自己空有经国济世的抱负，却又无法施展的愤激心情，皆在不言之中，凸显出来。诗人采用了小中见大、平淡之中寓含深意的写作手法，从表面上看来，四句都是写景，其实字字皆在抒情，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柳宗元这首作于永州溪居的七绝诗，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解析。如，有的注“槎”为“折、木筏子”，视该诗为一首闲散诗（《柳宗元诗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3 月版），有的注“槎”通“楂”即“水中浮木也”，视该诗为“渡口退潮之景”、“偶然景”（《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有的不作任何注释只是笼统地视该诗为“抒写孤寂忧愤的心境”（《柳宗元在永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诸多的解析给读者带来了诸多的疑窦：“槎”究竟是什么意思？诗的旨趣究竟何在？等等。笔者带着这些问题，怀揣有关资料，凭着世居愚溪之源和长期工作在永州的有利条件，一脚踏进柳宗元溪居遗址，目光投向千百年前，实地进行了连续几个暑假的细致考察，经过一番贴近生活的理性分析，似乎找到了一种全新而又真切的理解。
我们从柳子的《愚溪诗序》得知，柳子“永州溪居”是一座“八愚”（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园林群景。由于柳子诗文直到他死后两百多年才公之于世，所以这群景点对当时人来说就根本不晓得，因而也就没有认传下来。加之后代人们未看到其能表明的“八愚”群景位置的关键一景“愚亭”之所在，所以这座群景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就成了一个谜。这了解开这个谜，永州学人做了大量的考寻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专家考证，发现柳子永州溪居“八愚”群景就在今天永州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之间的愚溪北畔注①，背山面水，座北朝南。笔者曾反复实地察看，看那“八愚”各景点方位与《愚溪诗序》所述吻合，唯一空缺的就是“愚亭”，但见得“愚亭”所在位置正处于愚溪北滨，其址是一座用青石方料铺筑起来的呈圆形（直径约 五米 ）的码头——但决不是什么码头。因为在“其流甚下……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连小舟也进不去的愚溪，当地老百姓不会也没有财力去砌这样一座规模甚大的码头闲置在那里或专作洗衣用。笔者认为，它是“愚亭”基址无疑。想必是筑在这个位置上的三面环水的“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罢了（注②）。
“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了呢？有没有被洪水冲毁的事呢？请看下面的分析。“愚池”正北约 十米 远的小山坡上（今天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街道靠北）建有一个当地人们世代相称的“十五亭”，据 张绪伯 先生考证就是柳子重建的“愚亭”（注③）。何以知之为柳子重建？从其命名以知之。因为柳子有“以数代名”的习惯。例如他称刘禹锡为刘二十八，称周韶州为周二十二，称娄图南为类二十四等。“愚”乃十三点画，怎么用“十五”称之？ 张绪伯 先生说，柳子写有《永字八法颂》（《外集补遗》）。同朝文人卢肇云：“永字八法，乃点画尔”；《翰林禁经》亦云：“八法者，永字八画也……古人用笔之术，多于永字取法。以其八法之势，可通一切字也”（注④）。由此可见唐代文人是把“愚”看作十五点画的。这样看来，“十五亭”即“愚亭”之别称无疑，既是柳子命名又是柳子所建也无疑。而柳子把当初建在“池之南”的“愚亭”迁建到“池之北”去的事，便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其亭的确被大水冲毁了，毁于哪年夏天，我们不得而知，但毁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无疑。
研究家们认为，《雨晴至江渡》诗大致写于元和六年的夏天，即是说，谁也无法知晓其诗的准确写作时间，但写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则是可靠的。那么，“池之南”的“愚亭”被洪水冲毁可能就成了《雨晴至江渡》诗的写作背景。
依据这样的情境，再来品读柳宗元这首七绝，我们就不难理解其内容了。“江南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你看，“江雨初晴”，诗人首先想到要出去走一趟；已经到了“日西”时分，诗人却还“独”自一人向愚溪渡口（愚溪入潇水处）走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雨初停，时近黄昏）出去？一个“思”字，表现出作者心中有一桩难以割舍的心事。什么事？且看后面的诗句：“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诗人踏着刚露出水面的泥泞小路，艰难地走到愚溪渡口一看，只见一些木料和稻草已经“撩乱”变成“浮槎”并挂在愚溪两岸的高树上！原来，诗人是寻找因下大雨涨大水而被冲毁的“愚亭”来了！愚溪“幽邃浅狭”，“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愚溪诗序》），小舟也不能进，无运放竹、木筏子事，自古至今皆然。所以，末句诗中的“槎”既不是“竹、木筏子”，也不是其他“水中浮木”，而是“愚亭”被大水冲毁后散落的那些“木头和草料”。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这首七绝既非“闲散诗”，又非“偶然景”，更非“抒写孤寂忧愤之心境”，而是一首即事兴怀诗，它记叙了“愚亭”被大水冲毁瞬间瓦解的真实怀景，流露出一种对“愚亭”被毁的十分惋惜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实质上表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怀念与追求。
柳宗元诗的总特色可概括为“冷峻”二字（前人有所谓“秾秾纤简淡、清峭森严”的说法），这是诗人谪居永州十年“恒惴栗”的主观心绪和那“南夷”“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自然环境相互交织在诗中的必然反映，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每一首诗都如此。在他的永州山水诗中，也有一些写得“冷”而不“峻”，“清”而不“峭”的，如古体诗《渔翁》和这首《雨晴至江渡》的七言绝句就是这样，它文笔简淡却描写传神，画面清幽而意境深远，给读者以广阔的空间想象美而绝无丝毫森严峻峭之感。
这首诗总承一、二两首，把牡丹和杨贵妃与君王糅合，融为一体。全诗构思精巧，辞藻艳丽，将花与人浑融在一起写，描绘出人花交映、迷离恍惚的景象，显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
起首二句“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倾国”美人，当然指杨妃，诗到此处才正面点出，并用“两相欢”把牡丹和“倾国”合为一提，“带笑看”三字再来一统，使牡丹、杨妃、玄宗三位一体，融合在一起了。
由于第二句的“笑”，逗起了第三句的“解释春风无限恨”，春风两字即君王之代词，这一句，把牡丹美人动人的姿色写得情趣盎然，君王既带笑，当然无恨，烦恼都为之消释了。末句点明玄宗杨妃赏花地点──“沉香亭北”。花在阑外，人倚阑干，十分优雅风流。
这首词是一篇叙事言情之作。是在记叙一次与恋人携手游湖的真实经历，同时刻画了一个感情生活异常愉快的少女形象。
词的一开头道出了游湖的时间，是夏日的清晨，如烟一般朦胧的雾气和晶莹剔透的露球将消未消之时，作者用了一个“恼”字，一个“撩”字，便为“留我须臾住”找到了理由，呆了一会儿，才携手走上满开荷花的湖堤。一霎时工夫黄梅细雨下起来了。这种情景在江南的五六月间黄梅成熟季节是常见的景象，这时游湖。烟雨茫茫，格外增添一份朦胧的情趣。
词的下片是写躲避细雨和作者当时的心态。“娇痴不怕人猜”转得好，朱淑真自是朱淑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和衣睡倒人怀”六字，原作“随群暂遣愁怀”，是根据四印斋本校改的，因为上片有“留我须爽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上句又有“娇痴不怕人猜”故改作“和衣睡倒人怀’’才相应，如果是“随群暂遣愁怀”便不好解释了。在黄梅雨降下之时，他们或许是躲避在树荫下，她的娇憨之态不怕别人猜度，干脆不解衣服睡倒在他的怀抱里。最令人难忘的是分手时的情景，待她回到自己家里之后，不想急忙去靠近梳妆台看自己的模样。真是千情百态，描绘尽致，沈际飞《批点草堂诗余四集》续集卷上选收此词时，将其与《地驱乐歌》相比较，那是一首刻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的民歌：“枕郎左臂，随郎转侧，摩捋郎须，看郎颜色。”这是一位较为成熟的女性形象，不比此词所写两小无猜更有趣味。
通过对此词的欣赏，似乎更加理解作者婚后之孤独生活带给她的苦闷，对她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折磨，难怪她“独对孤灯恨气高”（《闷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