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抒情诗,赋中有比,象中含兴,情景交融,凄楚动人。
一二句先写登楼的所见所感。“城上高楼”之“高” 字,显示出诗人一到柳州,就迫不及待地登上城楼远望友人之迫切心情。站得愈高,望得愈远,足见思之甚切。因为他们五人同遭迫害,命运休戚相关,友谊真挚,虽天各一方,但相思之情不能自已。“接大荒” 写眼之所见,是说柳州城周围都是荒凉偏远之地,写出他们谪所之艰苦。望到极处,海天相接,一片茫茫。一方面写出他们四人所贬之处都是近海之地,另一方面也暗示自己的 “愁思” 如同 “海天” 一样,茫茫不断。这是由实而虚的写法。
三四句“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写的是近处所见。惟其是近景,见得真切,故写得细致。就描绘风急雨骤的景象而言,这是“赋”笔,而赋中又兼有比兴。屈原《离骚》有云:“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又云:“擥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謇吾法大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在这里,芙蓉与薜荔,正象征着人格的美好与芳洁。登城楼而望近处,从所见者中特意拈出芙蓉与薜荔,显然是它们在暴风雨中的情状使诗人心灵颤悸。风而曰惊,雨而曰密,飐而曰乱,侵而曰斜,足见对客观事物又投射了诗人的感受。芙蓉出水,何碍于风,而惊风仍要乱飐;薜荔覆墙,雨本难侵,而密雨偏要斜侵。这不禁使诗人产生联想,愁思弥漫。在这里,景中之情,境中之意,赋中之比兴,有如水中着盐,不见痕迹。
五六句写远景。也是“赋”而兼有“比”、“兴”的。试看重重绵亘的叠嶂层林,这是西南地区风景的写实,岂不也象征顽固势力的层层包围禁锢么?江流的蜿蜒盘旋,岂不也联想到作者经历的人生道路与前途的曲折么?汉代司马迁《报任安书》说自己受刑之后“肠一日而九回”,形容心情抑郁之极;盛唐王之涣《登鹳雀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表现一种豪迈意气。本诗则更有发展。尽管岭树重遮,却由于登高望远,仍能逾越障碍,放眼千里,视线并未被遮住,这是从下句遥看九回江流的描写中得到答案的。尽管河道曲折,江水毕竟奔腾前进,这是从一个“流”字中可见分晓的。因此,两句反映作者遭遇许多阻碍与挫折,仍然怀着冲破牢笼的不屈不挠意志,精工的对偶中兼具沉郁与豪放之致,意境是深远的。
最后两句从前联生发而来,除表现关怀好友处境望而不见的惆怅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望而不见,自然想到互访或互通音问;而望陆路,则山岭重叠,望水路,则江流纡曲,不要说互访不易,即互通音讯,也十分困难。这就很自然地要归结到“音书滞一乡”。然而就这样结束,文情较浅,文气较直。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先用“共来百粤文身地”一垫,再用“犹自”一转,才归结到“音书滞一乡”,便收到了沉郁顿挫的艺术效果。而“共来”一句,既与首句中的“大荒”照应,又统摄题中的“柳州”与“漳、汀、封、连四州”。一同被贬谪于大荒之地,已经够痛心了,还彼此隔离,连音书都无法送到。余韵袅袅,余味无穷,而题中的“寄”字之神,也于此曲曲传出。可见诗人用笔之妙。
全诗用 “赋中之比” 的手法,通过对眼前景物的描写,托物寄兴,以 “惊风”、“密雨” 喻恶势力,意在抨击政敌; 以 “岭树” 重重,“江流” 回曲比远望之难和思念之苦,哀怨忧愁之情溢于言表,沉郁顿挫之感撼人心魄!
这篇祭文可分为两部分。开头至“五情空热”为第一部分,说明迁葬之事,并因久未迁葬对死者表示愧疚;“呜呼”至结尾为第二部分,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慰告。全文字里行间都是真挚深情的自然流露。文章讲究结构、用典、叙述和抒情,充分表现了李商隐祭文“风骨独峻”的艺术风格。
文章开头以充满感情的笔调叙述了迁葬的事情,用散文体点明时间,交待祭奠者和祭奠对象,虽属祭文通例,但说“伯伯以果子、弄物,招送寄寄体魄”,便见亲切爱抚,切合双方身份。“归大茔之旁”,点出“归”字,既为下文描绘未归前孤魂栖栖之情作反托,又为末段伏脉。接着以强烈的哀叹转入对寄寄夭折及死后情事的追叙。从这里开始的抒情叙事均用四六骈体。
骈文的显著特点本是大量用典隶事,但这篇文章虽用骈体,但通篇不用一典,只用白描手法叙述小女琐事,情真意切,凄婉动人。如文章在交待迁葬情事之后的痛切抒怀:“尔生四年,方复本族;既复数月,奄然归无。于鞠育而未深,结悲伤而何极!来也何故?去也何缘?念当稚戏之辰,孰测死生之位!”与其他祭文相比,此文对象为一幼女,难以作详尽的叙事。此文贵在点染景物,烘托气氛,对逝者反复致意:“白草枯荄,荒涂古陌,朝饥谁饱?夜渴谁怜?尔之栖栖,吾有罪矣!”怜惜自责之情溢于行墨之外。作者又展开想象,以现实的热闹反衬阴间的冷清,“自尔殁后,侄辈数人,竹马玉环,绣襜文褓,堂前阶下,日里风中,弄药争花,纷吾左右。独尔精诚,不知所之。”低回宛转,怅然系之,涂上一层迷惘彷徨的伤感色彩。
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旧唐书》本传),他的《奠相国令狐公文》《祭外舅赠司徒公文》《祭裴氏姊文》等都写得很有特色,而他的《祭小侄女寄寄文》成就尤为突出。这篇文章写作时间距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约四十年,在基本格式和骈四骊六的句式方面,仍遵循祭文传统,同时又显示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