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1137年4月9日—1181年9月9日),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为与伯祖吕本中相区别,亦有“小东莱先生”之称。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南宋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出身“东莱吕氏”,为吕夷简六世孙、吕大器之子。淳熙八年(1181年)卒,年四十五。宋宁宗时,追谥“成”。嘉熙二年(1238年),改谥“忠亮”。吕祖谦博学多识,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著有《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并与朱熹合著《近思录》。 ▶ 116篇诗文
这是一首咏重叶梅的咏物词。
开头二句写重叶梅雪中独放。化用“春脚移从何处来,未到百花先到梅。”和“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写出重叶梅不怕风雪严冬,在百花开放之前开放,从容自如,从而突出重叶梅不怕雪虐风威的高尚品格。
三、四句写梅花报春。在早春开放的重叶梅,与寒霜冷月相知与晁无咎说的“一萼故应先腊破,百花浑未觉春来。”意思相近,在“百花浑未觉春来”的时候“先识春风面”,具有先百花而报春的先觉者的独特风神。南宋思想家、文学家陈亮说:“欲传春信息,不怕雪里埋。”宋代政治家,文学家向子湮(yīn)在《虞美人·梅花盛开,走笔戏呈韩叔夏司谏》中也说:“满城桃李不能春,独向雪花深处、露花身。”写的都是“雪里已知春信至”的品格,表现出重叶梅在百花开放之前的特性。
五六句写重叶梅受到主人喜爱和主人对重叶梅的情深意重,而且主人对重叶梅的喜爱从没动摇过。这两句词除了说明主人爱梅之外,也从侧面衬托出重叶梅之美与可贵。
最后两句词紧承上句“情意深”,是对主人爱梅之情做具体的描述,写主人把最好的重叶梅折下来,插在冰壶水中,供自己和友人玩赏。从主人再一次握重叶梅那一方面来说是花、人合一,可以说是“无花饿伯仲,得雪愈精神”。
重叶梅在百花开放之前开放,在寒风凛冽中独自绽放,表现出重叶梅的不惧风雪;主人对重叶梅的情深意重,从把最好的重叶梅折下来供友人欣赏,更加表现出主人对重叶梅的喜爱。
这既是一首凭吊诗,又是一首咏史诗。这首诗集中向诸葛亮表达了崇敬仰慕之情,也指出蜀汉事业的败亡在于刘禅。
首联从诸葛亮在世时活动的重要地点入笔,展开题武侯庙全诗。剑江是诸葛亮率军北伐必经之处,五丈原则是他损命之地。这两个极富典型意义的地点,浓缩了诸葛亮由生至死的过程。作者拜谒武侯庙时,跟前出现了“剑江春水绿沄沄,五丈原头日又曛”,这绝非实景,而是作者的想像,为的是渲染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又”的精神和抒写作者对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哀惋心情。
颔联直接揭示诸葛亮壮志未酬的哀伤。诗句直来直去,有助于悲情的表达。颈联又掉转笔锋,再用首联的路数。表现对诸葛亮由衷的悼念之情。作者眼前是武侯庙里的萧疏秋草,却不见傍晚暮霭阻遮的西蜀关山,凄凉迷茫的景色,烘托了作者的哀伤和痛惜。
前三联的基调是低沉、抑郁的,而尾联却蓦然挣脱出来,客观而又公允地为诸葛亮的一生作出了评价:诸葛亮精神传万古,莫以成败论英雄。
首联开门见山,点出本诗基调:无法参禅得道,心中的不平亦不能自抑。一个“只”字仿佛自嘲,实是发泄对这个世界的不平。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不平鸣,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自己成仙成佛的道路渺茫,都无法成功,只能在深夜独自作诗,抒发心中的不平。
风中飞蓬飘尽悲歌之气,一片禅心却只换得薄幸之名。宋道潜诗有云:“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如此清妙之音被作者如此化用,倒成了牢骚满腹的出气筒。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平薄幸名。风蓬,蓬草随风飘转,比喻人被命运拨弄,踪迹不定。泥絮,被泥水沾湿的柳絮,比喻不会再轻狂。薄幸,对女子负心。飘泊不定的落魄生活,把诗人诗歌中慷概激昂之气消磨而尽。万念俱寂、对女子已经没有轻狂之念的人,却得到负心汉的名声。
颈联更是狂放愤慨:世上的人十之八九只配让人用白眼去看,好似当年阮籍的做派;“百无一用是书生”更是道出了后平书生的酸涩心事,此句既是自嘲,亦是醒世。
尾联说不要因为诗多说愁,成了谶语,春鸟与秋虫一样要作声。不是只能作春鸟欢愉,秋虫愁苦一样是一种自然。此句传承以上愤慨之气,再次将作者心中的不平推至高潮。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黄景仁短暂的一生,大都是在贫病愁苦中度过的。他所作诗歌,除了抒发穷愁不遇、寂寞凄苦的情怀,也常常发出不平的感慨。七言律诗《杂感》就是这样的一首诗。
这篇赋通过想象描写了屈原的经历,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悲伤绝望的心情,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于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景仰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思,更是表达了他不屈服现实、勇于抗争的决心与勇气。全文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语言明畅,感情真挚,充盈着一股奋发向上的豪气,被认为是发屈原之心的作品,其词气与屈原暗合。
此赋开篇交代了出峡适楚的行程以及造访屈原故居的感受。屈原的故居在屈原死后被改建为屈原庙,但时过境迁,此时屈原庙已荒废不堪。苏轼目睹此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接着文章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彷徨以及绝望的心态。屈原虽被放逐,然系心于国事,徘徊江上不忍离去。赋吟《怀沙》诗章自伤怀抱。这些都是屈原内心的挣扎,他作为楚国的大夫,却没有尽到责任。尽管这些都不是他主观上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事实,屈原感到的是懊悔,是自责,是无奈,是悲痛。最终这些情绪彻底压垮了他。对于他而言,唯有一死才是解脱。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逃避责任,而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承担责任的可能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以及人民的忏悔。
苏轼正是看到了屈原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因此他在赋中为屈原代言:为了忠君报国,为了国家人民,不逃避不苟活,活着要力争强谏,即使死了也希望自己的死能感动君主使其从而改变作风。对于屈原而言,是可以选择逃避和苟活的,是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推卸给那个不负责任,甚至是没有责任的国君身上的,甚至像屈原这样名满天下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安身立命,甚至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屈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对于楚国的爱是深入骨髓的爱,是超越生死的爱,是发自灵魂的爱,正是这种爱超越了千古,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敬仰。屈原不是为了一个不争气的国君自杀的,他是为了楚国而死的,他是一个殉国者,一个殉道者,这是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与历代腐儒的不同之处。
接着作者写了屈原宁愿为国而死也不随从流俗的决心。对于很多人而言,屈原的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样一个国家去死,但是他就是去了,原因何在,因为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形式,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正如齐奥朗所言:“一个国家的偶像灭亡了,那么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偶像就是文化,就是精神。屈原悲伤的不是国破家亡,而是神器被毁,楚国就此不复存在了,这是令他感到绝望的根本之处。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是不能够就此苟活于世的,是不能够没有灵魂、行尸走肉一般地活下去的。屈原是一个贵族,他有着无与伦比高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不能够受到一丝一毫玷污的,同时越是高贵的灵魂越是脆弱,越是不堪一击。
文章最后表明“君子之道”不必苛责求全,对屈原的精神表示肯定和赞赏。苏轼通过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精神上的对话,完成了对于屈原精神的一次深刻的分析与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作为一个君子,所要思考的,所要接受的,不是利害,不是现实,不是生死,而是一种道,这种道类似于儒家所谓的“仁者”之道,类似于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有些人总是要为了某些东西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并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而是为了捍卫信仰,捍卫真理。屈原的死,是出于对自身的绝望,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抗争,但是这种绝望不是彻底的绝望,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为了唤醒更多麻木的灵魂。这就是屈原的希望。
《屈原庙赋》是采取“骚体赋”的形式写成的,同《离骚》一样,大量运用句尾助词“兮”字,使文章唱叹有致,哀婉缠绵而又悲壮遒劲,读来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感。全赋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叙写了江峡的崔嵬山峰、峭壁惊湍、江畔荒凉寂寞的屈原故居和屈原徘徊江上、怨慕楚王、思念故园的矛盾心情,抒发了作者追慕屈原高洁的人品,渴望匡时济世的情感。这是作者与屈原灵魂的对话之作,不论在思想内涵或是艺术表现方面,都堪称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
这是一首元宵观灯戏友感怀之佳作,突出中年情怀与往昔的不同,抒写自己中年气衰、叹世事沧桑,和对友人和美夫妻生活的羡慕及自己生活的愁苦。上片写元宵夜晚灯火通明、锣鼓声不决的繁盛景象,景象不改,而自己则已入中年,情味自别,虽旷达如陈敬叟者亦不可免,衬托了作者自己的孤独。“繁灯”两句概说元夕灯光赛过明月,概括了元夕的繁盛,第一句写灯光之多与明亮,第二句写人们彻夜狂欢。形声兼备,概括力极强。三、四句写“物色”依旧,而人近中年,不觉感慨系之,颇有悲凉之感。
下片换头转写闺情,悬想陈敬叟之妻在家色眉拜月,盼夫早归,而陈敬叟却留滞临安,当夜阑人静之时,亦不免愁肠渐生。题中云“戏”,便是指调侃友人夫妻恩爱,反衬自己的寂寞,暗寓着羡慕之情。结尾两句与开头两句相呼应,强化了主题,点出主旨:欢乐时,人们可暂时忘却忧伤,但当欢乐过后,孤寂之感便会重新萦绕心头,突出自己忧愁的心绪,昭示出盛筵必散的哲理,有感伤之味。一个“渐”字,慢慢道出作者委曲幽怨之情。全词层次分明,有真实的人生体验,含蓄有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