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曾巩撰写给同年好友苏轼推荐的两位青年 （黎生和安生） 的赠序。作者针对黎生提出的写作古文遭到时人非议讥笑一事，表明自己的见解，委婉地告诫黎、安二生不要因怕他人嘲笑就迎合世俗，放弃自己的原则，热情鼓励他们要有勇气走自己的路。
全文一共共分三段。首段叙述黎、安的来历。黎、安二生都为蜀人， 但并不曾与曾巩相识。作者曲尽笔意先写好友苏轼来信引荐之故，“赵郡苏轼，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 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曾巩和苏轼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 又都是文坛上两颗相映生辉的星座， 苏君的推荐是曾巩留意黎生、安生二人的重要原因， 并非无故牵扯。不久，黎、安二生就各持其文来见曾巩， 于是作者读黎生“数十万言”， 安生“数千言”的文章， 感到二人文章实在是“闳壮隽伟， 善反复驰骋， 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 若不可极者也”， 给予了很高评价。且由文及人， 想到黎、安二生确是“魁奇特起之士”，而苏轼也如伯乐识马， 善荐才子， 令作者感喟。
第二段继由黎生之口，提出了迂滞疏阔——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问题。但作者题目云赠“二生”， 文中却单提参军黎生求赠言， 因“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 将行， 请予言以为赠”， 作者便说既然已经心契相知， 就不需要写序言表达出来。 于是从黎生的答话中牵引出安生， 实际上这是补救之笔，关键是道出了文章的主旨“迂阔”。“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 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 盖将解惑于里人。”至此， 将赠言之故委婉表达，而作者闻言之后， 感触颇深， 因其笑迂阔一语， 即从“迂”字生情， 将己扯入，而“世之迂阔， 孰有甚于予乎？”作者将自己的迂阔概括为知信古而不知合世， 知志道而不知同俗， 说似自嘲， 实则自况， 是对自己人生态度的肯定。作者因博学知古而兴趣高远， 显出与世不同的特性来；因矢志于圣人学者之道而超尘拔俗， 因此难免招致世俗的毁誉， 而作者仍独善其身， 径直前行，“困于今而不知”，“迂阔”之大， 无人堪当比拟。而作者以己“迂”之大， 更进一步、更高一层论述“迂”的含义， 令人心领神会， 议论极为得体。作者以自己虽长期受世人嘲笑， 也绝不苟合世俗， 以至于“困于今而不自知”的坚定态度和忘我精神为例， 心平气和地劝勉对方， 分析利弊，处处为“二生”细心着想， 毫无师长训示晚辈的架子， 反而使人从他为自许自叹中受到教益和鼓舞。因此， 他说“二生”的“迂”和作者的“迂阔”相比，其“迂”甚小，如果“使生持吾言”回故里，那么，“庸讵止于笑乎？”这种慨叹，实际上是以反问的语气鼓励“二生”坚持自己的道路，不必顾虑世俗之人的非难嘲笑。
感慨之后，第三段一开始便照应前文，从正面写赠言之意，仍以“迂”字为中心，极抒笔墨，大肆渲染，“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右；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文中反复突出了二者的矛盾：如果说作者的迂是好的，而黎、安二生担心的正是这个，如果说它是不好的，那么就能迎合世俗而违背古之天理，流于庸俗而悖于圣人之道，其实作者一直在肯定自己“迂阔”的人生态度，也在晓喻黎安二生坚定自己的信念，不为世俗的毁誉困扰，方能有所成就的所谓主人之道。“解里人之惑”和“知古”“志道”是两种不可调合的人生态度，这只能凭一个人的志向去取舍、追求，作者不能越俎代庖，因此作者在阐明二者的高远浅近后，留给黎安二生“择而取之”，同时也以“并示苏君”照应了开头部分提及的由苏轼介绍和作者给黎安二生写赠序的缘起，首尾相应，环环相扣，可谓构思缜密。
本文在写法上的突出特点是递进法，即一层接一层，一层高于一层，层层递进，顺序论述，《古文观止》按云：“文之近俗者，必非文也。故里人皆笑，则其文必佳。子固借迂阔二字，曲曲引二生入道。读之觉文章生气，去圣贤名教不远”。本文通篇以“里人笑为迂阔”一语步步引发，从作文上引到立身行己上去，命题落落大方而论事又细致入微。文章读来似嘲似解，总是自信十足，而以迂阔与不迂阔听人自择，厉中带婉，意尽其意，文尽其妙。通观全篇，“无法不备、无处不切”（《古文笔记注》），文章短小精悍，而内容丰厚，古今并举，涵含颇深。特别是其中论志道知古之说，对读者选择人生的道路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此文风格虽逊于韩愈、苏轼之文的奇变恣肆，但也自成一格，醇稳质实，广为人们诵读。可见，曾巩名列八家确有其独特高妙之处，南宋理学家朱熹就非常喜欢曾巩的文章。曾巩的文章纡徐百折，转入幽深，能曲尽笔意，从这篇文章就可见一斑。
这首诗在江南秋雨成灾的背景下创作而成，诗中描绘了江浙一带农民的悲惨生活情景和作者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苛税弊政的揭露抨击。全诗分为二大段，前八句为第一大段，写雨灾造成的苦难，后八句为第二大段，写虐政害民更甚于秋涝。这首诗叙事抒情，间用议论，写得真实动人，含蓄而情深。
诗的开头二句写今年粳稻的成熟期甚晚，幸亏没有多时秋天就来到了。点明了秋收的季节。紧接着诗人运转笔锋，直写雨灾。“霜风”二句写滂沱大雨使快成熟的粳稻无法开镰收割。爬梳的农具因长期大雨潮湿而发了霉，镰刀也生了锈。这里用农具“出菌”、“生衣”来表现灾情之严重，使常景变成了奇句，显示出诗人独特的艺术才华。
“眼枯泪尽雨不尽”，这是化用杜甫《新安吏》：“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的诗意。在即将收割的秋季遇上连续如注的大雨，农民必定忧心如焚，伤心得落尽眼泪。必不忍心看着金黄色的稻穗倒伏在泥田里。“茅苫”二句由内心的伤痛转写抢收的行动。为了抢救粳稻，农民在田头边搭起了茅草棚，住宿在里面看管了一个月。好不容易盼到了晴天，赶紧抢收运载而归。然而他们却不能享受这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
“汗流”以下八句通过谷贱伤农的事实，抨击了造成钱荒的新法流弊。诗人先叙述农民担粮入市，汗流浃背，磨肿肩膀；后写米价低贱就同糠和碎米一样。经过多么艰苦的劳动，换来的却是那么微薄的收入。“卖牛”二句承上揭示了赋税的繁重。农民无奈只有卖牛凑钱纳税，为了烧饭，只得拆下屋里的木头，以解救燃眉之急，而顾不上明年的饥荒。这种夸张的笔墨，与司马光在熙宁七年（1074年）《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所写农民“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吏责其钱不已，故卖田，则家家卖田；欲卖屋，则家家卖屋；欲卖牛，则家家卖牛”一样，都是片面的夸大言辞。不过，在新法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要钱不收米。当时百姓有米而官府不要米，百姓无钱而必要钱。这就造成一时米贱钱荒的社会问题。诗中“官今要钱不要米”，触及时政流弊的实质。“西北”句是指当时为了抗击西夏，王安石采用王韶的建议，对西北沿边羌人蕃部进行招抚，虽有利于巩固边防，但也花费了不少钱。这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而官吏催逼，唯钱是求，使农民走投无路，难以为生。最后二句借用典故收结，把全诗的气氛推到了高潮。龚遂任勃海太守，黄霸任颍川太守，他们都是以恤民宽政著名的官吏。这里的“龚黄满朝”是带着明显嘲讽意味的。“河伯妇”，是用《史记》中西门豹传的故事。在战国时邺县豪绅与女巫假托“河伯娶妇”，敲诈勒索，残害百姓。西门豹任邺县令时，为民除害，施计把巫婆投入河中。作者借用来表明百姓被逼得无路可走，不如投河自尽。这种用意苏轼后来在元祐元年（1086年）写的《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中说得很明确：“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子、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
苏轼这首讥讪新法的诗篇，它的特点并不是用政治图解的方式来表达思想倾向，而是选取典型的生活情景和人物的行动，通过叙事抒情，间用议论的方式，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真实动人。全诗的结构布局紧紧扣住诗题的“叹”字，写得层次分明而又步步深入。首先叹息稻熟苦迟，其次哀叹秋雨成灾，复次喟叹谷贱伤农，末以嘲讽官吏，逼民投河作结，更令人怵目惊心。整个诗篇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对劳动农民苦难遭遇的深切同情，尽管这是与反对新法的偏见交织在一起，也是不能轻易抹煞的。
贾岛这首《忆江上吴处士》诗载于《全唐诗》卷五七二。此诗“秋风生（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一联，是贾岛的名句，为后代不少名家引用。如宋代周邦彦《齐天乐》词中的“渭水西风，长安乱叶，空忆诗情宛转”，元代白朴《梧桐雨》杂剧中的“伤心故园，西风渭水，落日长安”，都是化用这两句名句而成的，可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深。
此诗开头说，朋友坐着船前去福建，很长时间了，却不见他的消息。
接着说自己居住的长安已是深秋时节。强劲的秋风从渭水那边吹来，长安落叶遍地，显出一派萧瑟的景象。特意提到渭水是因为渭水就在长安郊外，是送客出发的地方。当日送朋友时，渭水还未有秋风；此时渭水吹着秋风，自然想起分别多时的朋友了。
此刻，诗人忆起和朋友在长安聚会的一段往事：“此地聚会夕，当时雷雨寒”──他那回在长安和这位姓吴的朋友聚首谈心，一直谈到很晚。外面忽然下了大雨，雷电交加，震耳炫目，使人感到一阵寒意。这情景还历历在目，一转眼就已是落叶满长安的深秋了。
结尾是一片忆念想望之情。“兰桡殊未返，消息海云端。”由于朋友坐的船还没见回来，自己也无从知道他的消息，只好遥望远天尽处的海云，希望从那儿得到吴处士的一些消息了。
这首诗中间四句言情谋篇都有特色。在感情上，既说出诗人在秋风中怀念朋友的凄冷心情，又忆念两人往昔过从之好；在章法上，既向上挽住了“蟾蜍亏复圆”，又向下引出了“兰桡殊未返”。其中“渭水”、“长安”两句，是此日长安之秋，是此际诗人之情；又在地域上映衬出“闽国”离长安之远（回应开头），以及“海云端”获得消息之不易（暗藏结尾）。细针密缕，处处见出诗人行文构思的缜密严谨。“秋风”二句先叙述离别处的景象，接着“此地”二句逆挽一笔，再倒叙昔日相会之乐，行文曲折，而且笔势也能提挈全诗。全诗把题目中的“忆”字反复勾勒，笔墨厚重饱满，是一首生动自然而又流畅的抒情佳品。
该诗是一首对金国灭亡的挽歌，全诗正视金朝灭亡是不会死灰复燃，再回顾开国皇帝们的神功圣德,大定、明昌两朝的太平盛世，如今走到尽头。倾吐了亡国忠臣的绝望与无可奈何的哀伤，真切动人。
“暗中人事忽推迁，坐守寒灰望复燃。”首联抒写诗人听到国亡君死的消息时的绝望与哀痛。天旋地转，世事推迁，金国灭亡了。起句破空而来，表现了金国灭亡消息传来的突然和诗人听到这个消息时的猝然无措，震惊不已。对于金国的灭亡，诗人虽然早有预感，但是他又不甘心也不忍心承认这个事实。虽然“沧海忽惊龙穴露”，但是诗人“广寒犹想凤笙归”（《出都二首》）。而现在“灰土已寒宁复燃”（《过蜀鹿城与赵尚宾谈山阳旧事》）。希望成灰，徒唤奈何，这第二句表达了诗人对金国灭亡的绝望与悲恸。
“已恨太官馀曲饼，争望汉水入胶船。”颔联紧承上联，借用典故，抒写了诗人对金国灭亡的无限憾恨，对金哀宗的沉痛悲悼。诗人用此典，上句说金哀宗在围城中粮尽食绝，下句写金哀宗国亡身殒。已痛惜蔡州城的太仓中只剩下几张为国君充饥的曲饼，怎忍心再让汉水淹没了天子的胶船，“已恨”，写出了诗人对金哀宗当时困境的无限憾恨，“争望”则是痛上加痛，进一步写出了对金哀宗之死的痛苦悲伤。此联连用两典，极为工巧，犹如己出。一写金哀宗蔡州粮绝，一写金哀宗自缢身死，这都是当时的实际事件，是实事；诗人以“太官曲饼”“汉水胶船”两典来表现这两件事，切人（亡国之君），切事（粮绝、国亡），使实事与用典达到了难以区分的地步。二是浑化无痕。诗用“已恨”“争望”这两个表现诗人主观情感的词，连接两个典故，使得典事之问衔接紧密，自然、明快，不着痕迹。三是含蕴深厚。两个典故，典中有情，把诗人对金国的灭亡，金哀宗的身死的无限恨憾、悲悼，表现得情思绵远，凝炼蕴藉，较之明出直抒，具有一种含蓄深沉的震撼力、感染力。四是典意反用。用典“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严有翼《艺苑雌黄》）前者如“太官曲饼”，后者如“汉水胶船”。“汉水胶船”，本意表现周昭王失德，人民憎恶，有意陷其于死地，诗人此处反其意而用之，对金哀宗的死表现了十分的遗憾。
“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颈联宕开一笔，回忆金朝全盛时期的景况。大金开国之初，君王圣德神功，臣下效忠用命，奏牍连连，政务繁忙，一派欣欣向荣气象；大定、明昌两朝五十年，君为尧舜，“群臣守职，家给人足，仓库有余”（《金史·世宗纪赞》），国势鼎盛。“神功圣德”，夸赞极致；“大定明昌”，如数家珍。从此可以看出诗人对金国的昌盛时期的怀念、留恋、神往。但是，“三千牍”，国亡君丧，牍奏何人；“五十年”，匆匆一瞬，华年不再。当此国亡君死之际，回忆当年昌盛，诗人胸中涌动的除了怀念留恋之外，更多的是遗憾痛苦的心潮。
“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尾联，思绪顿束，回归眼前，总括全诗，表达诗人极度的哀痛绝望。不忍言“尽”，而“今日”确已“尽”，起死无术，回天乏力，“无可奈何花落去”，只有“空将”悲痛之泪洒向苍天了。诗人悲到极点，痛到极度，全诗哀伤苦痛的感情达到了顶巅。
该诗表达了极度哀伤的情感，是典型的亡国之音。诗人把亡国的悲哀，丧君的伤痛，表现得开合跌宕，波推浪涌。开篇，突兀而起，国亡君死，复兴无望，痛在天塌地陷，如雷击顶；颔联稍作舒缓，细叙金哀宗粮绝之苦，覆舟之悲，痛在如泣如诉间的痛定思痛，痛彻心骨；颈联于神驰思扬间，回忆金朝的全盛时期。而把“神功圣德”“五十年”的繁盛放在这亡国之音中，今昔殊异，盛亡相对，人事已非，诗人之痛则在鲜明的对比中，更显得感慨深沉。尾联诗人之痛则更加深沉，不见呼天抢地，但蕴蓄心中的沉痛则如波之峰巅，浪之涌端，无以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