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女子对恋人怀念的心情。虽然作者的先世是波斯人,但此词看不到丝毫的异国情调,全词体现的都是秾艳香软的“花间”情调。
此词上片写初夏时分女主人公淡薄的妆束和美丽的容颜,重点描绘的是女子的衣着和首饰。“罗衣”“翠钿”这些都是花间词人常用的意象。下片刻画了女主人公的矛盾心理状态。她回想,与情人相郁了,原来准备许多要说的话又无从说起,而内心里还有一些离别的怨恨;几次想与情人断绝关系,但情丝总把他们缠在一起。最后情景合写,表现了她月夜窗下思念情人的迷离之状。
这是一首写景诗,诗中写清秋野外的山光水色,也倾注了诗人闲适自在的喜悦情怀。诗通过偶然发现的错位,给诗平添了无穷的情趣。
诗第一句写满天秋色给晴天的水湾带来了丝丝寒意。这句写得很笼统,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一天秋色”,自然使人联想到萧瑟的秋风、清澈的湖水、飘坠的黄叶,甚至于想到昨天刚停的绵绵秋雨,今天放晴的淡淡秋日。“一天”二字,又把景色无限地扩大,附合日朗气清的季节特点。秋色满眼,接下一“冷”字,就把感情锲入,把冷景转化成冷的感觉,诗意便更加浓郁了。
第二句切题写放眼瞭望。首句是浑写秋色,这句是具体写山,但又将远近高低重叠的山一笔囊括进诗,又带有浑写的性质。在满天秋色中,放眼看山,大有晋人拄笏看山,叹风景佳丽的意味,表现了作者陶情山水的旨趣。上两句,一句带写了水,一句概括了山。青山林立,看得很清楚,很尽兴;绿水平铺,难以尽收眼底,稍嫌不足。
诗人由下往上看,看够了,就萌发了想由上往下看,好好欣赏绿水全景的念头。于是,诗人乘闲登山了。登上了山顶,向下眺望俯视山下的秋水,结果没想到看到的主景不是水,却是水中青山的倒影。这一漫不经心的描写,是人人碰到过的实事,平时谁也不注意,却被诗人捕捉住,放入诗中,显得是那么的有趣味。这么一写,又照实了上两句的风景:因为是秋天,水特别的清,所以说“冷晴湾”;因为晴,山才投以浓郁的影子,在清水中格外地分明。而这些山,就是上面说过的“无数峰峦”。同时,诗以“忽”字领句,与出句的“闲”字相对应,使景更加突出,也带出了诗人的欣喜。这时候,诗人的心也就随着山与水的交融而深深地陶醉了。
永嘉四灵的山水诗就是这样空灵透脱、一波三折,寥寥数笔,给人以很大的艺术享受。近来不少评论家说他们的诗空虚,没有现实内容,恰恰忽略了赞叹山水美本身也是现实内容丰富的表现。
这套曲子是关汉卿散曲的代表作。全曲以生动活泼的比喻,写书会才人的品行才华,具有民间曲词那种辛辣恣肆和诙谐滑稽的风格。“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这正是关汉卿坚韧、顽强性格的自画像。正是这样的性格,使他能够终身不渝地从事杂剧创作,写出一篇篇的伟大作品。白朴的词和曲,则是另一种风格。他一般注意意境,能和谐地借景描物来衬托人物心理。虽然不少作品也是表现闺怨哀愁,但很少当时散曲中轻佻庸俗的通病,文字清丽,颇有诗意。
依照曲文看,这首套曲当作于中年以后,当其时,元蒙贵族对汉族士人歧视,战乱造成人们生活的颠簸,加之科举的废置,又堵塞了仕途,因而元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怀才不遇,“沉抑下僚”,落到了“八娼九儒十丐”的地步。在文人群体内部急遽分化之际,关汉卿却选择了自己独立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岁月沧桑的磨炼,勾栏生活的体验,使他养成了一种愈显成熟的个性,那就是能够突破“求仕”、“归隐”这两种传统文人生活模式的藩篱;那就是敢于将一个活生生的人与整个封建规范相颉颃的凛然正气;那也就是体现了“天地开辟,亘古及今,自有不死之鬼在”(钟嗣成《录鬼簿序》)的一种新的人生意识。正是在这首套曲中,诗人的笔触将读者带进了这样意蕴深广的心灵世界。
在首曲〔一枝花〕中,诗人以浓烈的色彩渲染了“折花攀花”、“眠花卧花”的风流浪子和浪漫生活。“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花”,句中的“出墙花”与“临路花”均暗指妓女,“攀花折花”,则是指为世俗所不齿的追欢狎妓,诗人有意识地将它毫无遮掩地萦于笔端,恰恰是体现了他对封建规范的蔑视和对生活的玩世不恭。因此,诗人在首曲短短九句诗中,竟一口气连用了六个“花”、“花”。“花攀红蕊嫩,花折翠条柔”——这是说:攀花折花要攀嫩的红蕊、折柔的翠条。
“凭着我折花攀花手,直煞得花残花败休”。——这是显示他的风月手段。勾栏妓院中浪漫放纵的生活情趣,其间不免流露了一些市井的不良习气,诗人的这种情调实质上是对世俗观念的嘲讽和自由生活的肯定。“浪子风流”,便是他对自我所作的评语。“浪子”,这种本是放荡不羁的形象,在此更带有一种不甘屈辱和我行我素的意味,因而结句写道:“半生来折花攀花,一世里眠花卧花”。“半生来”,是对诗人自己“偶倡优而不辞”(《元曲选序》)生涯的概括;“一世里”,则是表示了他将在一生中的着意追求。
随着曲牌的转换,“序曲”中低回的音调顿时变得清晰明朗,格调高昂:“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郎君”、“浪子”一般指混迹于娼妓间的花花公子。而世俗观念正是以之为贬,对与歌妓为伍的书会才人视为非类。关汉卿却反贬为褒,背其道而行之,偏以“郎君领袖”、“浪子班头”自居。不难发现,在这貌似诙谐佻达中,也分明流露出一种对黑暗现实的嘲谑和对自我存在价值的高扬。然而现实中的非人遭遇,毕竟也曾产生过“十分酒十分悲怨”(《新水令》),所以才“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但一旦陶醉在自由欢乐的生活气氛中时,“分茶攧竹,打马藏阄,五音六律滑熟”,顿时又感到“甚闲愁到我心头?”接着,诗人以三个连环句尽情地表现了风月场中的各种生活,以及由此而发的满足和自幸:我曾与歌女作伴,妆台前拨弄着筝弦,会意的欢笑,使我们舒心地倚在那屏风上;我曾与丽人作伴,携着那洁白的手真感到心甜,我们并肩登上高楼,那是多么喜气洋洋;我曾与舞女作伴,一曲《金镂衣》真动人心肠,我捧起了酒杯,杯中斟满了美酒佳酿。诗中,作者有意选择了循环往复的叙述形式,热情洋溢地展示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情趣,从而显示出他那极其鲜明的人生态度。正因此,当有人劝慰他“老也、暂休”时,诗人便断然予以否定:“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占排场”,这是宋元时对戏曲、技艺演出的特殊称谓。显然,关汉卿把“占排场”视作“风月功名”之首,已经不是指追欢狎妓之类过头话,而是严肃地将“编杂剧,撰词曲”作为自己的事业和理想。也正基于此,他才“更玲珑又剔透”,才表露出誓不伏(服)老的决心。但是,人不服老,毕竟渐老,因而〔隔尾〕中“子弟每”两句,就隐隐地流露出一丝淡淡的感伤,“子弟每是个茅草冈、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打猎的地方,此指妓院)上走”,而“我”已是“经笼罩、受索网”的“苍翎毛(青苍的羽毛,足见毛色之老)老野鸡”。然而,这瞬间的哀意又很快随着情感的冲动而烟消云散,这一切不过是些“窝弓冷箭蜡枪头”,诗人并“不曾落人后”,因而虽说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再次表达了诗人珍惜时光并甘愿为理想献身的坚定信念。
前三支曲在情感的骚动中只体现了诗人的外在心态,在〔尾〕曲中,那种“浪子”的情绪就达到了高潮,诗人内在的精神力量逼人而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铜豌豆”原系元代妓院对老狎客的切口,但此处诗人巧妙地使用双关语,以五串形容植物之豆的衬字来修饰“铜豌豆”,从而赋予了它以坚韧不屈、与世抗争的特性。运用这种手法,显得豪放泼辣,准确表现出“铜豌豆”的性格。而这些长句,实际上又以排列有序的一连串三字短句组成,从而给人以长短结合舒卷自如的感觉。在这一气直下的五串衬字中,体现了一种为世不容而来的焦躁和不屈,喷射出一种与传统规范相撞击的愤怒与不满。当人在现实的摧残和压抑下,诗人对自身的憧憬又难免转为一种悲凉、无奈的意绪。“谁教你”三字典型地表现了关汉卿对风流子弟也是对自己落入妓院“锦套头”(陷阱、圈套)的同情而催发出的一种痛苦的抽搐。这里,关汉卿身上显示出一种精神:对自由的执着,对人生的追求,他的愤怒,他的挣扎,他的嘻笑,也正是这种九死而不悔精神的回荡。正由于诗人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正由于他对统治阶级的坚决不合作态度,关汉卿才用极端的语言来夸示他那完全市民化了书会才人的全部生活:“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在这大胆又略带夸饰的笔调中,在这才情、诸艺的铺陈中,实际上深蕴一种豪情,一种在封建观念压抑下对个人智慧和力量的自信。至此,诗人的笔锋又一转,在豪情的基础上全曲的情感基调也达到了最强音:“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还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阴间)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既然他有了坚定的人生信念,就敢于藐视一切痛苦乃至死亡;既然生命属于人自身,那么就应该按自己的理想完成人生,坚定地“向烟花路儿上走”。这种对人生永恒价值的追求,对把死亡看作生命意义终结的否定,正是诗中诙谐乐观的精神力量所在。
在艺术上,这首散曲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量地添加衬字,娴熟地运用排比句、连环句,造成一种气韵镗鞳的艺术感染力。譬如〔尾〕曲中“你便是落了我牙”一句,那向前流泻的一组组衬字很自然地引起情感上激越的节奏,急促粗犷,铿锵有声,有力地表现出诗人向“烟花路儿上走”的坚韧决心。增加衬字,突破了词的字数限制,使得曲调的字数可以随着旋律的往复而自由伸缩增减,较好地解决了诗的字数整齐单调与乐的节奏、旋律繁复变化之间的矛盾。同时,衬字还具有让语言口语化、通俗化,并使曲意诙谐活泼、穷形尽相的作用。全曲一气直下,然又几见波折,三支曲牌中“暂休”、“万事休”等情绪沉思处,也往往是行文顿挫腾挪、劲气暗转处,读来如睹三峡击浪之状,浑有一种雄健豪宕、富于韵律的美感。
这一套散曲既反映了关汉卿经常流连于市井和青楼的生活面貌,同时又以“风流浪子”的自夸,成为叛逆封建社会价值系统的大胆宣言。对于士大夫的传统分明带有“挑衅”的意味。这种人生选择固然是特定的历史环境所致,但关汉卿的自述中充满昂扬、诙谐的情调,较之习惯于依附政治权力的士人心理来说,这种热爱自由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关汉卿不仅是一个“风流浪子”而已。他一方面主张”人生贵适意”,主张及时享乐,同时又表现出对社会的强烈关怀,对于社会中弱小的受压迫者的同情和赞颂,这和许多具有官员身份的文人出于政治责任感所表现出的同情人民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在这里很少有理念的成分,而更多地包含着个人在社会中的切身感受,出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此曲重彩浓墨,层层晕染,集中而又夸张地塑造了“浪子”的形象,这形象之中固然有关氏本人的影子,也可视作以关氏为代表的书会才人精神面貌的写照。当然,曲中刻意渲染的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态度并不可取,结合元代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不难发现,在这一“浪子”的形象身上所体现的对传统文人道德规范的叛逆精神、任性所为无所顾忌的个体生命意识,以及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意志,实际上是向市民意识、市民文化认同的新型文人人格的一种表现。
诗人因文成名,也因文惹祸,酿成了轰动一时的“清风”诗案,这首诗因此成为诗人的断头诗。
徐骏因风吹乱了他的书页,引发诗兴,吟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便招致了杀身之祸。清朝当权者认为,“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是诗人在嘲讽清朝统治者不识书,不适合统治。这“清风”诗案,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下,文字是极易招祸的。
当时清朝盛行文字狱,凡清统治者认为有碍于专制集权统治的著述、文字,必兴起大狱,肆意株连。其中比较突出的康熙二年的庄氏明史案、雍正六年的吕留良案等等。清朝大兴文字狱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其后果极其严重,极大地摧残和钳制了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首联虽是转述村叟的情况,但可以烈感受到无比的凄恻、沉痛之情。颔联写战乱给村叟带来的灾难。桑柘,表达对官府朝廷无声而无比愤怒的控诉和抨击。颈联则通过村叟欲求生存的愿望的破灭,使全诗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指向和代表意义。尾联衰翁有气无力倚门对着前山的落日,传神地呈现出一个衰惫乏倦、孤苦无依的老翁形象。
不像多数“伤田家”一类揭示民生疾苦的诗作,常用贫富极端对立的方式来造成强烈的反差效果,以此对现实进行抨击((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等),在这里,诗人只是真实地记叙、描摹乱后村叟的悲惨生活,而且这种记录是以一种客观、平静的方式进行的。诗中不写与“逢”字有关的内容,也没有与作者自己主观情绪有关的字眼,相形之下,首联在全诗中便显得十分突出。虽也只是转述村叟的情况,读者强烈感受到的却是诗人无比的凄恻、沉痛之情。一“逢”村叟,便是“乱”、“衰”、“破”“伤魂”,这样触目惊心的情形,村叟事事伤魂,诗人又何尝又伤魂。这里将村叟的情形、感受过程暗迁为诗人的心绪感受,是一种自然、含而不露和深层次的情绪转换。诗一开始即以这种与传统诗学的“含蓄”无关的“定味语”式的字眼,将惨痛现实及感受全盘托出,直接拉到读者眼前、心中,可谓字字惊心。“伤魂”二字,则实为诗眼,下面几联是在这一基调上具体情形的自然生发,不断加深着这种同属于“衰翁”、诗人和读者的“伤魂”之感。因此全诗看似冷静,实则情绪饱满,看似直白,实则含蓄蕴藉。七律首联素为人重视,此诗首联份量尤重。
颔联写战乱给村叟带来的灾难。桑柘,即男耕女织生活赖以维持的重要生产资料——桑树柘树都被砍伐殆尽,作兵营的寨栅了,村叟已无以为生,徭役又使他子孙断绝,永远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和依靠,相比之下痛失亲人的悲苦也许倒还要好受一些。可以说,“三吏”、“三别”之中,痛苦更深地表现为亲情的折磨,《杜陵叟》、《卖炭翁》等诗中主人公也许还能“重整旗鼓”活下去,这里村叟却被逼入了绝境。诗人这种真实到令人心颤的实录,是要表达对官府朝廷无声而无比愤怒的控诉和抨击。不幸时代中,“诗史”性作品其实都同是这样一种指向。
颈联出句承续上联之意,直接点明“赋税”二字,是概括性交代,对句则通过村叟欲求生存(逃离到别的州县)的愿望的破灭,一下使全诗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指向和代表意义,而超越了对一个村叟的单纯记叙,诗也由此获得新的深广度。老人的遭遇正是当时千家万户生活的一个缩影,典型地概括了连年战乱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尾联稍异上两联,上句仍承续着上两联的苦况交待,下句却转入一个孤单、冷漠场景的刻划。子孙断绝、鸡犬星散的“家”门口,衰翁有气无力倚门对着前山的落日。全诗直到最后,才单用一个“独”字,将对村叟情形的记叙转入对村叟形象的简洁刻划,传神地呈现出一个衰惫乏倦、孤苦无依的老翁形象。也仅用这个“独”字,诗由对黑暗现实的无声抨击转入到对穷苦农民的深切同情。
《乱后逢村叟》之所以感人,其艺术力量正来源于这种对现实黑暗的抨击和对人民的同情,这一点又是通过极其通俗朴实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这是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杜荀鹤出身寒微,境遇不顺,长期在社会底层的生活使他对人民的痛苦体察很深,故《唐风集》中不少反映民生疾苦、乱后心绪的诗作许多都像这首《乱后逢村叟》一样,是可以称为历史实录的作品。而正是这种由题材特点、创作者个性及艺术上的自觉追求所确立的语言风格,被世人称之为“杜荀鹤体”或“晚唐格”,体现出杜荀鹤诗的独特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