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简析
此诗上两句是在写杨柳之美,下两句是借杨柳为何不展身姿是因为被狂风折断了枝条来指代诗人自己的不得志。诗人虽不在朝廷,但是时时关心国计民生。自己像那不能舒展身姿的杨柳一样,是因为被社会的现实击打得无法去拯救苍生,自己为官不得重用,壮志难酬啊。
其二简析
组诗第一首总述客愁恼春,这第二首便承接第一首而来,借埋怨春风欺花来发牢骚。前两句说桃李有主,而且是在自家的花园之中,“非”、“还”二字加强语气,强调感情色彩。后两句说,春色催花,已是“深造次”,而春风竟又来欺凌,一夜之间居然吹折数枝鲜花!“恰似”即“正是”。“得”,是唐人口语,语助词。诗人寓情于景,造成情与景的对立气氛。在诗人眼中,春风折花,便是有意欺主。在诗人笔下,春风与桃李都人格化了。明明是诗人恼春,却写成春风欺人。
其三赏析
这首诗写频频飞入草堂书斋里的燕子扰人的情景。首句说茅斋的极度低矮狭窄,“熟知”,乃就燕子言。连江上的燕子都非常熟悉这茅斋的低小,大概是更宜于筑巢吧!所以第二句接着说“故来频”。燕子频频而来,自然要引起主人的烦恼。三、四两句就细致地描写了燕子在层内的活动:筑巢衔泥点污了琴书不算,还要追捕飞虫甚至碰着了人。诗人以明白如话的口语,作了细腻生动的刻画,给人以亲切逼真的实感;而且透过实感,使人联想到这低小的茅斋,由于江燕的频频进扰,使主人也难以容身了。从而写出了草堂困居,诗人心境诸多烦扰的情态。明代王嗣《杜臆》就此诗云:“远客孤居,一时遭遇,多有不可人意者。”这种不可人意,还是由客愁生发,借燕子引出禽鸟亦若欺人的感慨。
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杜甫这首诗也是善于景中含情的一例。全诗俱从茅斋江燕着笔,三、四两句更是描写燕子动作的景语,就在这“点污琴书”、“打着人”的精细描写中,包蕴着远客孤居的诸多烦扰和心绪不宁的神情,体物缘情,神物妙合。“不可人意”的心情,诗句中虽不著一字,却全都在景物描绘中表现出来了。全诗富有韵味,耐人咀嚼。
这首诗景中含情。诗人从燕子落笔,细腻逼真地描写了它们频频飞入草堂书斋,“点污琴书”、“打着人”等活动。这些描写既凸现了燕子的可爱之态,又生动传神地表现出燕子对草堂书斋的喜爱,以及对诗人的亲昵。全诗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给人自然、亲切之感,同时也透露出诗人在草堂安定生活的喜悦和悠闲之情。
这首诗的主旨也可以理解为诗人通过对燕子频频飞入草堂书斋扰人情景的生动描写,借燕子引出禽鸟也好像欺负人的感慨,表现出诗人远客孤居的诸多烦恼和心绪不宁的神情。
其五简析
这组绝句写在杜甫寓居成都草堂的第二年,即代宗上元二年(761)。题作“漫兴”,有兴之所到随手写出之意。不求写尽,不求写全,也不是同一时成之。从九首诗的内容看,当为由春至夏相率写出,亦有次第可寻。
杜甫草堂周围的景色很秀丽,他在那儿的生活也比较安定。然而饱尝乱离之苦的诗人并没有忘记国难未除,故园难归;尽管眼前繁花簇簇,家国的愁思还时时萦绕在心头。其本意是写景抒情,并未有批判女子作风的意思,但因为其中两句所用意象“柳”“桃花”也用来形容女子,所谓残花败柳,面若桃花等。且诗中极尽其轻浮的状态,所以常被后人用来暗指女子作风的轻佻,放荡不羁。
其七赏析
这一首《漫兴》是写初夏的景色。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景中状物,而景物相间相融,各得其妙。
诗中展现了一幅美丽的初夏风景图:漫天飞舞的杨花撒落在小径上,好像铺上了一层白毡;而溪水中片片青绿的荷叶点染其间,又好像层叠在水面上的圆圆青钱。诗人掉转目光,忽然发现:那一只只幼雉隐伏在竹丛笋根旁边,真不易为人所见。那岸边沙滩上,小凫雏们亲昵地偎依在母凫身边安然入睡。首句中的“糁径”,是形容杨花纷散落于路面,词语精炼而富有形象感。第二句中的“点”、“叠”二词,把荷叶在溪水中的状态写得十分生动传神,使全句活了起来。后两句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说它“微寓萧寂怜儿之感”,我们从全诗看,“微寓萧寂”或许有之,“怜儿”之感,则未免过于深求。
这四句诗,一句一景,字面看似乎是各自独立的,一句诗一幅画面;而联系在一起,就构成了初夏郊野的自然景观。细致的观察描绘,透露出作者漫步林溪间时对初夏美妙自然景物的留连欣赏的心情,闲静之中,微寓客居异地的萧寂之感。这四句如截取七律中间二联,双双皆对,又能针脚细密,前后照应。起两句明写杨花、青荷,已寓林间溪边之意,后两句则摹写雉子、凫雏,但也俱在林中沙上。前后关照,互相映衬,于散漫中浑成一体。这首诗刻画细腻逼真,语言通俗生动,意境清新隽永,而又充满深挚淳厚的生活情趣。
其九赏析
《杜臆》中云:“客愁二字乃九首之纲”,这第一首正是围绕“客愁”来写诗人恼春的心绪。“眼见客愁愁不醒”,概括地说明眼下诗人正沉浸在客居愁思之中而不能自拔。“不醒”二字,刻画出这种沉醉迷惘的心理状态。然而春色却不晓人情,莽莽撞僮地闯进了诗人的眼帘。春光本来是令人惬意的,“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但是在被客愁缠绕的诗人心目中,这突然来到江亭的春色却多么扰人心绪!你看它就在诗人的眼前匆急地催遣花开,又令莺啼频频,似乎故意来作弄家国愁思绵绵中的他乡游子。此时此地,如此的心绪,这般的花开莺啼,司春的女神真是“深造次”,她的殷勤未免过于轻率了。杜甫善于用反衬的手法,在情与景的对立之中,深化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加强诗的艺术效果。这首诗里恼春烦春的情景,就与《春望》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意境相仿佛。只不过一在乱中,愁思激切;一在暂安,客居惆怅。虽然抒发的感情有程度上的不同,但都是用“乐景写哀”(王夫之《姜斋诗话》)则哀感倍生的写法。所以诗中望江亭春色则顿觉其无赖,见花开春风则深感其造次,闻莺啼嫩柳则嫌其过于丁宁,这就加倍写出了诗人的烦恼忧愁。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很符合生活中的实际。仇兆鳌评此诗说:“人当适意时,春光亦若有情;人当失意时,春色亦成无赖”。(《杜诗详注》卷九)正是诗人充分描绘出当时的真情实感,因而能深深打动读者的心,引起共鸣。
本诗大致写在李白寓居湖北安陆时期(727-736),此时他常往来于襄汉一带,与比他长十二岁的孟浩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诗的风格自然飘逸,描绘了孟浩然风流儒雅的形象,同时也抒发了李白与他思想感情上的共鸣。
李白的律诗,不屑为格律所拘束,而是追求古体的自然流走之势,直抒胸臆,透出一股飘逸之气。前人称“太白于律,犹为古诗之遗,情深而词显,又出乎自然,要其旨趣所归,开郁宣滞,特于风骚为近焉。”(《李诗纬》)《赠孟浩然》这首诗就有这样的特色。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首联是说,我敬重孟先生,他为人高尚风流倜傥闻名天下。首联即点题,开门见山,抒发了对孟浩然的钦敬爱慕之情。一个“爱”字是贯穿全诗的抒情主线。“风流”指孟夫子潇洒的风度人品和超然的文学才华。这一联提纲挈领,总摄全诗。到底如何风流,就要看中间两联的笔墨了。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颔联是说,少年时鄙视功名不爱官冕车马,高龄白首又归隐山林摒弃尘杂。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颈联是说,明月夜常常因酒醉得非凡高雅,他不事君王迷恋花草胸怀豁达。诗中用典,融化自然。“中圣”用曹魏时徐邈的故事,他喜欢喝酒,将清酒叫作圣人,浊酒叫作贤人,“中圣”就是喝醉酒的意思,与“事君”构成巧妙的对偶。
中二联好似一幅高人隐逸图,勾勒出一个高卧林泉、风流自赏的诗人形象。“红颜”对“白首”,概括了从少壮到晚岁的生涯。一边是达官贵人的车马冠服,一边是高人隐士的松风白云,浩然宁弃仕途而去隐遁。通过这一弃一取的对比,突出了他的高风亮节。如果说颔联是从总的方面写他的生平,那么颈联则只是从横的方面写他的隐居生活。在皓月当空的清宵,他把酒临风,往往至于沉醉。有时则于繁花丛中,流连忘返。颔联采取由反而正的写法,即由弃而取;颈联则自正及反,由隐居写到不事君:纵横正反,笔姿灵活。这二联是在形象描写中蕴含敬爱之情。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尾联是说,高山似的品格怎么能够仰望着他?只在此拜揖他芬芳的道德光华!尾联又回到直接抒情,感情进一步升华。孟浩然不慕荣利,自甘淡泊的品格已经写得如此充分,在此基础上将抒情加深加浓,推向高潮,就十分自然,如水到渠成。仰望高山的形象使敬慕之情具体化了,但这座山太巍峨了,因而有“安可仰”之叹,只能在此向他纯洁芳馨的品格拜揖。这样写比一般的写仰望又翻进一层,是更高意义上的崇拜,诗就在这样的赞语中结束。
这首诗在语言上有自然古朴的特色。首联看似平常,它以一种舒展的唱叹语来表达诗人的敬慕之情,自有一种格调高古,飘逸之致的风神,尾联也具有同样的风调。颔联由“红颜”写到“白首,像流水淌泻,”其中运用“互体”,耐人寻味:“弃轩冕”、“卧松云”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这样写,在自然流走之中又增加了摇曳错落之美。
整个诗的结构采用抒情——描写——抒情的方式。开头提出“吾爱”之意,自然过渡到描写,揭示出“可爱”之处,最后归结到“敬爱”。以感情的自然流淌结撰成篇,所以像行云流水般舒卷自如,表现出诗人率真自然的感情。
这篇自传的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自传的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自传的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
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传记一般要在开头交代传主的姓字籍贯,而这篇自传开头却说:“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这是模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体例,表示自己既过半隐居的生活,自己的姓名之类无所谓了,同时也透露自己因酒醉之深而忘记而糊涂了。接着写他在洛阳住处的环境及爱好。他“家虽贫,不至寒馁”,这是半隐居生活的生活条件。从五十八岁到六十七岁十年中,白居易先后在洛阳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官职,其中除河南尹两年外,另外两个官职都是一种加官,并非实职,可以领到薪俸但不用于实事,很清闲。这种既当官又无实职的生活,白居易称为“中隐”。他在《中隐》一诗中说过,不做官便要有冻馁之苦,做高官便要有忧患,“不如做‘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实际上这是一种半隐居的生活,陶醉于饮酒、作诗,这就点出了“醉吟先生”的题意。
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研究佛学,与佛教朋友、诗友、酒友交官,听歌吟诗,饮酒、官山水,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
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因此表面上“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认为沉迷在醉吟之中是“幸甚,幸甚”,其实内心并非真的一味快乐“自适”。他的“吟罢自哂”是一种苦笑。因为传主“醉复醒,醒复吟”,“醉吟相仍”,整日在昏昏沉沉之中。这种状态决非是正常的生活,也决非是真正的内心快乐。他醉吟的目的,是为了“得全于酒”,借酒麻醉自己,避开政治斗争,免祸求全。所以传主纵情诗酒,在表面的闲适中还隐藏着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悲哀、沉重的失落感和内心苦闷。白居易在早年曾写过许多讽谕诗,为民叫苦,干预现实;作为一个左拾遗的谏官,也曾尽过职责。而到了晚年,思想消沉,竟成了“醉吟先生”。究其原因,首先不能不归结到封建社会对一个正直知识分子造成的精神上政治上的压抑;其次是白居易自己信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晚年几乎完全倾向“独善其身”。另外,他还受佛道的影响,使自己的晚年既在佛道中找寄托,又使自己的思想更趋于消极。
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全文从头至尾能紧扣题目中“醉吟”二字,围绕传主别号展开描写与议论,塑造了晚年白居易的自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