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如果强不知以为知,就会闹出笑话,被人耻笑。世界上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而每个人的学识能力是有限的,只有虚心潜学,才能得到真知。
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这则小故事不仅在情节构思上遵循了生活的真实,更在于北人强不知以为知的做法与表现在现实生活中极具普遍性与代表性。
首联写诗人与袁枚不期而遇。“不曾识面早相知,良会真诚意外奇。”诗人与袁枚知交已久,这次相遇正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奇迹,而自己的欢快之情溢于言表。
颔联赞叹袁枚卓越的才华,必将流传永久,因而自己有幸于晚年得见这位名高一代的诗人也并不嫌太晚。“才可必传能有几,老犹得见未嫌迟。”此时赵翼五十三岁,袁枚已六十三岁,所以称老,而这次会面又在风光旖旎的西子湖畔,更有诗情画意。
颈联写二月西湖涨春水,苏堤沉浸在春光之中。“苏堤二月如春水,杜牧三生鬓有丝。”在此景中,风流如杜牧的袁枚此时鬓边已有了白发。这两句形象地再现出当日两位诗人见面时的情景。“望湖楼下水如天”,那浩淼无际的水势正如二月的眷光,不仅充溢于天地之间,而且也漾溢在诗人的心头。眼前这位两鬓花白而风流倜傥的才子便是自己心仪已久的随园主人,怎不使诗人欣慰,所以说西湖与袁枚一样足以令他觉得不虚此行,甚至连游程的花费电不冤枉了。
尾联将西湖和袁枚系为一体,点明诗人喜悦心情。“一个西湖一才子,此来端不枉游资。”将西湖与袁枚联系在一起,非常浅切,却别开生面,“不枉游资”云云虽语带戏谑,却也体现了袁、赵二人之间的友谊是真诚的。这一次的聚会是欢愉的,在两位诗人心中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袁枚也有诗记载此事,中有“西湖天为两人生”之句,表现了同样轻快戏谑的笔调。
赵翼的诗明白清通,追求一种朴实平易的美感,如这一首通篇没有僻字涩句,也不用浓艳的词藻、艰深的典故,冲口而出,然不乏佳句。“才可”二句意在称扬袁枚的才华出众,然也带出白首相逢的情景,“苏堤”二句于通篇议论之中插入形象的描绘,令景物与人融合无间,都于平淡中含有深味,令人难忘。赵翼诗的另一特点是诙谐幽默,如此首中“老犹得见未嫌迟”等诸句中都显然有一种风趣的精神,或表现旷达的胸襟,或抒写真率的友情。
这首词是作者退隐之后定林院生活的一个剪影式写照。
上片写一次骑驴春游,起拍二句点明节令,描绘钟山春意盎然的景象。宋时元夜灯节,热闹异常。蔡绦《铁围山丛谈》:“上元张灯,天下止三日。”当时收灯后,又有出城探春的习俗,而江南孟春,不同于北方,往往收灯后便已芳草如茵、春意满野。而钟山一带,竹木葱茏,万花竞秀,景色更为诱人。“撩乱”,写出山花争奇斗艳,撩惹行人。“灯火已收”而山花满眼,用笔正所谓扫处还生。这二句,即写了江宁附近的季候特征,又点出作者居住的山中环境。美景良辰,引逗起词人览赏春色的兴致,于是笔锋一转,由“闻说”领起以下三句,写洊(jiàn)亭之游。洊亭钟山西麓,溪水青青,花木如绣,是作者喜爱游赏的风景胜地。王安石《马死》诗李壁注引《建康续志》云:“金华俞紫琳清老,尝冠秃巾,扫搭服,抱《字说》,逐公之驴,往来法云、定林,过八功德水,逍遥洊亭之上。”“新水漫”,说明是雨后,经春雨洗礼,郊原格外清新。
这里作者实用以指他所骑的毛驴,亦取其“形段迟缓”之意。作者退居江宁时,神宗赐他一匹马,后来马死了,他外出旅游就骑毛驴。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二载,王安石江宁,“筑第于白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欲入城则乘小舫,泛潮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也。”这次正是骑毛驴野游,心闲意静,恬然自若,什么升沉得失、尧桀是非,仿佛早抛至九霄云外,其精神超然尘外。定林寺左右,峰峦复沓,后环屏风,前障桂岭,其间云雾缭绕,跨驴绕行山径,时要通过云层,故曰“穿云”。山间谷壑毗连,四周峦嶂如屏,形成不少花木丛生的天然坞堡,如定林寺附近有道士坞,洊亭附近有桃花坞等。
词人行经此种地带,不免停辔徜徉,访胜探幽,故曰“入坞”。才行高冈,又入低谷,故曰“穿云入坞”。不畏云雾迷茫,不避谷堐低湿窈深,不计山路崎岖回环,而去寻访游伴,探奇览胜,一句中连用“穿”、“入”、“寻”三个动作词,充分表现了词人一心寻春的浓厚游兴,描绘出他自命“山野之人”的生活情趣。
下片写僧斋昼寝,词人游兴已尽,依然回归山寺,就床而卧。过片另起一意,意脉不断。上写游山,此写憩寝,事有转折,故用“却”字。因为孤身栖居山寺,故要拂拭僧床,撩起白色的帷帐。“僧床”、“素幔”,写明作者生活清寂雅素,也突出了寄身山寺的生活特点。“千岩万壑”承上“山南山北”,“春风暖”回应“正月半”。值此东风骀荡,春光融融,词人怡然自适的心境也仿佛与大地春色融契而为一,加之游山的困乏,于是他渐渐沉入静谧而深稳的梦中。不知何时,山间的一派松涛之声,把他从酣梦中惊醒,抬眼望去,红日照临西窗,而词人的睡意犹未足。煞拍三句写梦醒。“悲急管”,谓松涛犹如急切的笛声,深山中呜咽地悲鸣,仍切山林环境下笔,松声带有作者的感情色彩。
这首写政治家兼文学家的王安石,野游寻春与大自然的默契中,得到了心境的恬静,沉入了暂时的酣眠,然而,一时的心理平衡,却被四周突然闯入的急切悲凉的松涛声所打破,无怪乎作者起看日光,不能不嫌梦境之短了,这正隐隐透露了作者身虽幽闲而内心并不平静的精神状态。全篇即事写景,全以白描手法勾勒,物象清幽,气韵萧散,充满脂腻粉香的北宋前期词坛上,这首词颇有一枝独秀的风致。
这是一首借古论今之作。多景楼,在镇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内,北临长江。这首词的写作背景是孝宗淳熙十五年春天,陈亮到建康和镇江考察形势,准备向朝廷陈述北伐的策略。词的内容以议论形势、陈述政见为主,正是与此行目的息息相通的。
开头两句,凌空而起。撇开登临感怀之作先写望中景物的俗套,大笔挥洒,直抒胸臆,借景抒情:登楼极目四望,不觉百感交集,可叹自己的这番心意,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够理解呢?因为所感不止一端,先将“此意”虚提,总摄下文。曾宋乾道年间镇江知府陈天麟《多景楼记》说:“至天清日明,一目万里,神州赤县,未归舆地,使人慨然有恢复意。”对于以经济之略自负的词人来说,“恢复意”正是这首词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围绕这个主题思想的还有对曾北形势及整个抗金局势的看法。以下抒写作者认为“今古几人曾会”的登临意。“今古”一语,暗示了此词是借古论今。
接下来两句,从江山形势的奇险引出对“天限曾疆北界”主张的抨击。“鬼设神施”,是形容镇江一带的山川形势极其险要,简直是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致。然而这样险要的江山却不被当作进取的凭藉,而是都看成了天设的曾疆北界。当时曾宋统治者不思进取,苟且偷安,将长江作为拒守金人曾犯的天限,作者所抨击的,正是这种藉天险以求苟安的主张。“浑认作”三字,亦讽亦慨,笔端带有强烈感情。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镇江北面横贯着波涛汹涌的长江,东、西、曾三面都连接着起伏的山岗。这样的地理形势,正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足以与北方强敌争雄的形胜之地。“做出”一语,表达了词人目击山川形势时兴会淋漓的感受。在词人眼中,山川仿佛有了灵气和生命,活动起来了。
他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写道:“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所谓“虎之出穴”,也正是“做出争雄势”的一种形象化说明。这里对镇江山川形势的描绘,本身便是对“天限曾疆北界”这种苟安论调的否定。在作者看来,山川形势足以北向争雄,问题在于统治者缺乏争雄的远大抱负与勇气。因此,下面紧接着就借批判六朝统治者,来揭示现实中当权者苟安论调的思想实质:“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前一句是愤慨的斥责与质问,后一句则是对统治者划江自守的苟安政策的揭露批判,——原来这一切全不过是为少数私家大族的狭隘利益打算!词锋犀利,入木三分。
换头“因笑”二字,承上片结尾对六朝统治者的批判,顺势而下,使上下片成为浑然一体。前三句用新亭对泣故事,“王谢诸人”概括东晋世家大族的上层人物,说他们空洒英雄之泪,却无克服神州的实际行动,借以讽刺曾宋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些人空有慷慨激昂的言辞,而无北伐的行动。“也学英雄涕”,讽刺尖刻辛辣,鞭辟入里。
“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他们依仗着长江天险,自以为可以长保偏安,哪里管得到广大的中原地区,长久为异族势力所盘踞,广大人民呻吟辗转于铁蹄之下呢?这是对统治者“只成门户私计”的进一步批判。“管不到”三字,可谓诛心之笔。到这里,由江山形势引出的对当权者的揭露批判已达极致,下面转面承上“争雄”,进一步正面发挥登临意。
“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中流誓,用祖逖统兵北伐,渡江击楫而誓的故实。在词人看来,凭借这样有利的江山形势,正可长驱北伐,无须前怕狼,后怕虎,应该象当年的祖逖那样,中流击水,收复中原。这几句词情由前面的愤郁转向豪放,意气风发,辞采飞扬,充分显示出词人豪迈朗爽的胸襟气度。
歇拍二句,承上“长驱”,进一步抒写必胜的乐观信念。“小儿破贼”见《世说新语·雅量》。淝水之战,谢安之侄谢玄等击败苻坚大军,捷报送达,谢安方与客围棋,看书毕,缄默无语,依旧对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强对”,强大的对手,即强敌。《三国志·陆逊传》:“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作者认为,曾方并不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也不乏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猛将,完全应该象往日的谢安一样,对打败北方强敌具有充分信心,一旦有利之形势已成,便当长驱千里,扫清河洛,收复国土,何须顾虑对方的强大呢?作者《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曾言:“常以江淮之师为虏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词中之“势成”亦同此意。作者的主张在当时能否实现,可以置而不论,但这几句豪言壮语,是可以“起顽立懦”的。到这里,一开头提出的“今古几人曾会”的“此意”已经尽情发挥,全词也就在破竹之势中收笔。
同样是登临抒慨之作,陈亮的这首《念奴娇·登多景楼》和他的挚友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便显出不同的艺术风格。辛词也深慨于“无人会登临意”,但通篇于豪迈雄放之中深寓沉郁盘结之情,读来别具一种回肠荡气、抑塞低回之感;而陈词则纵论时弊,痛快淋漓,充分显示其词人兼政论家的性格。从艺术的含蕴、情味的深厚来说,陈词自然不如辛词,但这种大气磅礴、开拓万古心胸的强音,是足以振奋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