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禅宗，与人谈玄论禅，常用比喻，以启发人的妙悟。如禅宗北宗神秀所作的偈语：“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禅宗南宗的慧能所作的偈语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二人都是用比喻来说明禅理。李白此诗深受禅宗影响，他与朝美论禅，也是用比喻的手法。
诗中前六句，把人生比成是渺溟无际的欲海，将贪、瞋、痴等人的恶欲比做是溟海中兴风作浪，吞舟食人的“长鲸”。人在欲海中航行，一不小心就会被嗜欲的“洪波”所汨没，为贪欲、瞋欲和痴欲的鲸鱼所吞食。而僧人朝美这个“水客”却能在烦恼海中凌波航行，不但没有被欲海的洪波淹没，也没有被恶欲的长鲸吃掉。他不但没有死，反而在大海中探得“明月珠”，获宝而归。就是说，他不但没有被烦恼海中象征恶欲的长鲸吞灭，被洪波汨没，迷失本性，反而翻然妙悟，突然明白了深奥的佛理，探得了象征禅悟的明月之珠。
在佛经中，常把至深的佛理比成是明月、明珠，以喻佛理的智慧光明，而把贪、瞋、痴三种烦恼称作“三毒”，视为人的愚殊和黑暗。因为这颗象征着佛性光明的“明月珠”，是从欲海之中与象征愚昧和黑暗的“长鲸”搏斗经过生死大劫得来的，所以弥加珍贵，故诗中说它“高价倾宇宙”，因为它是驱除人心灵黑暗、愚昧的灵光，故诗中说它“馀辉照江湖”。
诗中进一步描写：朝美虽然在修禅的过程中悟得了妙道，明性见佛，但他却不骄傲自满，向人炫耀，而是深藏若虚，大道似无：“苞卷金缕褐，萧然若空无。”即说朝美将明月珠用衣服包裹起来，不欲向人炫耀，好像他根本什么也没有似的。就是俗话所说的“良贾善藏”和“大智若愚”。
对于能否识别朝美怀中的“明月珠”来说，诗人李白就是朝美的一个知音。“谁人识此宝，窃笑有狂夫。”狂夫是诗人自指。李白曾在诗中多次以狂夫、狂人自指。如在《庐山谣》中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又在《醉中答丁十八以诗讥予搥碎黄鹤楼》中说“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 “窃笑”二字用得极好。人皆不识，而我能独识，故而会心而笑；你装得若无其事，还是被我识破了，故而暗中窃笑。 “窃笑”二字表现出了李白与朝美亲密无间的关系和深切的友谊，表达出了二人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之意。朝美胸中的禅学境界，在别人尚看不出的时候，李白却早已会心知意，在友好地微笑颔首了。此也表明李白对佛学的造诣之高。
诗的最后说：“了心何言说，各勉黄金躯。”“了心”，是对禅心佛意已瞭然心中的意思。《楞严经》上说：“汝之心灵，一切明了，若汝现成所明了心，实在身内。”佛教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只是有的人心为痴迷所惑，失却本性。如果除却痴迷，即可明心见性。《坛经》中说，“菩提般若之知（即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善知识，遇悟即成智。”如今朝美已经大彻大悟，明了其本性，即已自见佛性，就如同已获得了明月一般明亮的明珠一样。“黄金躯”本指佛，《后汉书》上说：“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此喻指二人。 此二句是说，你我既然对佛学的妙理要道都已了然于心，因此就无须再言说了．各自努力修道成佛吧！因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修道成佛，故有此说。这一诗句也表明李白对自己的佛学修养自视甚高，非常自信。
李白这首与僧人谈玄论禅的诗，写得很高明。他将很难用言语说明的佛理，用美妙的比喻来说明。不但写得禅意深远，深得妙理，而且还写得玲珑透彻，馀味不尽，启人深思，一点也不枯燥。严羽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李白此诗，可谓是深得禅道妙悟之旨了。
这是旅途夜泊的一首小诗。建溪是闽江的北源，在今福建省。
开头两句写泊舟的时间和望山所见。“客航”，表明是离家远行。“收浦”即停船靠岸，“浦”是水滨。“月黄昏”系用林逋《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诗语，形容月光昏暗，表明天黑已久。昏黄的月光，洒在平静的溪水上，一只小船划破水面，摇碎了月影，慢慢靠近岸边。有景，有人，有声，有色，景象非常幽静，画面非常优美。
第二句是将唐代韦应物《滁州西涧》“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名句改造而成。孤舟夜泊，最关心的是客店，所以船一靠岸，就在张望，看见客房并无灯光，正准备关门。这里是“野店”，不是大的集镇，人家不多；而且为了方便行旅，必定临溪而设，所以极易望见。“无灯”，并不是说没有置备灯火，而是说没有点灯，野店固然简陋，但既是客店，也不至于连一盏灯也不置备。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是表明这个夜晚还没有客人，可见这里平常客人稀少；二是表明入夜已久，主人以为不可能再有客至，所以并未点灯，正准备关门睡觉。“欲”字下得很妙，它表明门将闭而未闭。如果已经闭门，则敲门叫门，会给投宿者带来许多麻烦；正是在这欲闭未闭之际，才使投宿者感到欣喜。
下面两句写系舟，这里既是“野店”，就没有正规的码头，所以并无专门系舟的设备，只能把舟系在岸上的一株枫树上。上文店门欲闭未闭，是巧；此句枫树则是将死未死，是奇。“倒出岸沙”是说溪水从下面往里冲刷，在枫树根部冲出一个缺口，枫树一半的根得不到泥土的养料，加之又被系舟时的摇晃弄坏，所以“半死”了。“半死”谓死去了半边，就是偏枯，这是树木的一种特异现象。
末句“系舟犹有去年痕”写系舟时所见，更加新奇。“去年痕”是说一年前系舟的痕迹还保存到此时，说明在此停泊的客人不多。这仍然是荒村野店的地方才会有的景象。见此痕迹，令诗人感到很惊奇。
此诗选用最有特征的景物，写出荒村月夜泊舟的静谧境界。既是作者的精心选材和巧妙构思，却又使人感到全是信笔直书即目所见。化用前人诗语而不露痕迹，另出新意，可见作者的诗才。《莆阳文献》说：“此诗荆公（即王安石）爱之，尝书坐右，后人误入荆公集中。”该诗是隽永可爱的一首佳作。
这是一首抒写旅愁乡思的词。秋山行旅，忽见临水人家，不觉触动乡心。进而感叹路远人遥，空自凝望，最后以推想今宵旅宿的凄凉况味作结。写来峰回路转，曲折尽致。
“碧山锦树明秋霁”，首句点出行旅的节令和境地。秋雨初晴，秋空如洗，显得青山红树分外明丽。一肩行李，秋色如画，雨后的晴光更给这幅秋山行旅图增添了欢快的亮色。此词意在抒写旅愁，却于开头弹出一串欢快的音符，遥映后文，以形成节奏的变化和情绪的跌宕。
“路转陡，疑无地。”行行之际，山路转陡，几疑路穷。这种“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感觉，正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奏，而旅行者的乐趣亦莫过于此。“忽有人家临曲水。竹篱茅舍，酒旗沙岸，一簇成村市。”这四句写忽然之间惊喜的发现。行文开合顿挫，饶有风致。它看似景语，却包孕着丰富的情感内涵和微妙的心理变化过程。竹篱茅舍的临水人家，岸边迎风轻扬的酒旗，远处错错落落的烟村，多么宁静安详而富有人情味，它使旅人感到一种有所依托的温暖和慰藉。然而眼前这如画的烟村，又不期然地成为思乡的蛊惑，于是正当惊喜凝望之际，一缕乡思已从心底悄悄地萌发了。
“凄凉只恐乡心起”，一语领起下片。“凄凉”二字，形容一掬“乡心”的况味；“只恐”二字妙。拓开一步，欲防范而不能，似未然而实不期然而然。处此境地，“心”不由己，透过一层来写乡思之撩人，笔意更觉深挚。“凤楼远、回头谩凝睇。”这两句感叹路远人遥，视线难及，纵然回头凝望，又有什么用!这就点明了“乡心”的具体内涵，并对“凄凉只恐乡心起”作了第一层回应和铺染。接着运笔入虚，从望乡的怅惘转入今宵旅宿的孤寂情景。“何处今宵孤馆里，一声征雁，半窗残月，总是离人泪”，全从揣想着笔，身未一一经而心先历历想，念念及此，不禁黯然伤神。这是对“凄凉只恐乡心起”的第二层回应和铺染。其写法颇类似于柳永《雨霖铃》词的名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但意脉并不相同，且境地更见凄清，情怀亦更觉悲苦。“一声征雁”，使人想到一字抵千金的家书，又自然会发出“雁归人未归”的感喟；“半窗残月”，则使人想见“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的梦后惆怅之情。总之，独宿孤馆，乡思盈怀，所闻所见，无不献愁供恨，催人泪下。这四句与上片“忽有人家临曲水。竹篱茅舍，酒旗沙岸，一簇成村市”四句遥相映照，前后有一种因果相生的关联，却又和谐地组成同一主题的变奏。
这首词上片似乎纯然写景，而一一从行旅者眼中见出，便觉景中寓情，貌似明丽而实已伏下突变的契机。过片承转十分自然，而神光一注到底；写来吞吐曲折，虚实错综，极尽铺染之能事。一结盘空作势，又复回盼前文，更觉精神飞动，情韵无尽。
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