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是一篇送别的诗,正如作者其他送别诗一样,也有它特殊的内容与形式。该诗分两段,前四句为一段,用夹叙夹议的手笔抒写了作者与唐少府之间虽然交往不长,但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后四句为另一段,就题写饯别,集中描绘了自己惜别的心情,这种惜别心情是在委婉的、絮絮不休的叙谈中衬托出来的。两段深浅如分,朴实从事,既无虚文,也非俗套。
诗中还涉及了两个典故。其一,借用了韩信早年因家贫寄食“昌亭”(南昌亭长)的故事,以答谢友人对自己来南京的真诚款待。其二,引用了“日近长安远”的成语故事。晋元帝司马睿在都城建康(今南京)大殿上,当着众臣的面问年幼的长子司马绍:“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近。举目见日,不见长安。”这个成语后用于表达对京城遥不可及的眷恋、向往。王勃是获罪被革职离京的,他在南京的白下驿为唐县尉饯行,因友人就要启程去长安谋仕途,而他自己也将远赴交趾(今越南)探望老父,那种“去去如何道”的别离心情,既是祝福友人前途似锦,也流露出自己的失落和怅惘。
在这样的笔触之下,作者那种进取向上的精神面貌,通过慎于择友和忠于所友的描绘,已经清楚地揭示在读者面前。
本文是清朝末年革命烈士林觉民写给妻子陈意映的一封绝笔信。在这封绝笔信中,作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深情和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深沉的爱。他把家庭幸福、夫妻恩爱和国家前途、人民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对妻子亲人的爱和对国家人民的爱连为一体,阐述一个深刻的道理:没有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就不会有个人的真正幸福。全文感情真切,笔调委婉动人,读后令人荡气回肠,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自“意映卿卿如晤”一开头,整封信围绕着一个有血有肉的“情”字倾诉心曲。“卿卿”一呼,落笔动情。“吾至爱汝”,“吾爱汝至”,“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吾作此书,泪珠与笔墨齐下”,这些饱含感情的倾诉,使读者心魂为之摇荡。正由于作者对妻子爱得深挚,因此在挥毫作书之际,夫妻之间那令人无限眷恋而又无法重温的往事,一时奔涌笔底。
第一件事是“四五年前某夕”与妻子的一席对话。作者对妻子说:“与使吾先死也,吾宁汝先吾而死。”读者乍听起来,这话真有些不近人情,谁都希望自己至爱的人健康长寿,也难怪他的妻子“初闻言而怒”。按时间推算,这番话应是林觉民婚后赴日本留学假期返故里时所说。他在日本比在国内更加接近反清革命中心,献身革命、为国捐躯的宏愿已经确立,只是担心一旦牺牲了,妻子忍受不了失去爱侣的悲痛。“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这份“道是无情却有情”的爱,是至爱。
第二件事是婚后蜜月生活的情景:“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花月掩映,两情依依,良辰美景人同在,诗情画意,温馨甜蜜。美丽的青春,无边的幸福,无法让他忘怀,这浓情蜜意,是至爱。
第三件事是“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这时新婚不久,作者写信给父亲说要远赴南洋,急得老父去厦门找他,但他却早已回家。这次外出,显然有特殊任务,但不便直接告诉妻子。所以意映要他“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希望远走天涯长相随,是至爱。
第四件事是“前十余日回家”。这次作者从日本归来,身负革命重任,本拟将实情告诉妻子,又考虑到妻子有孕在身,恐不胜其悲,“故惟日日买酒呼醉”,试图减轻压抑心底的难言之苦,永诀之痛。诚如古人所叹:“举杯消愁愁更愁”,这醉中之苦仍是对妻子的至爱所致。
除了这四个生活片断,作者对妻子的至爱,还表现在对死后的想象。一个平日不信有鬼的革命者,竟希望真有鬼,好与妻子以灵相依,以哭相和;黄泉尘世,互慰相思与寂寥。而信末因感“巾短情长”难以尽意的巨大痛苦,反以“一恸”作结,可谓以一当十,言有尽而情无限。
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个矢志拯救国家民族的革命者,作者在尽情倾诉夫妻之间至爱的同时,畅叙了儿女情必须服从革命事业的至理,将一己之爱扩展到普天下人之爱,表达了牺牲个人幸福,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崇高情怀,情理浑然交融,深情大义与英雄壮怀同辉,给这封信带来了政论的色彩和战斗的品格,堪为志士增色,为弱者壮胆,义无反顾地为祖国献身。
这封信是作者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写的,生与死,妻与儿,国家、民族与人民,无不牵动着他的心魄,其万千思绪,如春潮荡漾于心海,散文的形式正适宜他尽情地表达这丰富、复杂的感情。追忆往事,不需依时间先后为序,一件往事似信笔拈出,每一笔都流注着作者炽热的血液,饱含着作者对革命、人生的崇高信念。这封信不是一般所谓的情理兼见,而是以情作为贯穿的主线,理贯于情,情中见理。
在这封感人至深的信中,也可见作者挥洒自如地驾驭语言的功力。写景叙事处,精妙洗练,情景宛然在目。如对婚后生活的回忆,冬日月夜,一对爱侣临窗低语,携手庭中,在月光与疏梅交相掩映中互诉心怀。和平、宁静、温柔、幽谧的夜色,烘托着、渲染着人间醉人的幸福。这种境界,无须慷慨陈词。作者基本上采用了四言、七言句式,参差错落,娓娓动听,明净如洗的语言,极富诗的韵致。这段文字,既有一种逼真传神的形象美,又有一种清新醉人的情趣美。夫妻之间的柔情蜜意:“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只在虚实之间,既明朗又微妙,给人以不尽的遐想。信中为了表达对妻子的至爱至情,时时出现叠字,如“低低”、“切切”、“真真”、“的的”、“日日”、“依依”等,把作者对妻子无限爱恋,对人生无限眷恋的浓烈感情传达了出来。
信中在抒发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和痛斥旧中国血腥统治等方面,大气磅礴,精光四射。大抵长短句式交替运用,句意或层层递进,或回旋曲折,铿锵之声如金石掷地,又于参差错落中显示出语句大致相仿的特点,增添了文章悲壮恢宏的气度与政论雄辩的色彩,使感情的进发与理性的思辨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作者虽于抒情处再三畅言壮志,并不给人以芜杂、累赘的感觉;相反,它给人以亲切的感染、有益的陶冶。由于作者具有比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能够自如地融诗文辞赋的语言节奏于笔下,又能适当地从日常口语中提炼出富有表现力的叠字,铸炼出具有个性色彩的散文语言,完满地体现出这封信的立意:为天下人谋永福。
前面八句描绘了诗人春风得意时的生活景象。开头两句写诗人醉眠花柳,与当朝权贵们开怀畅饮。显示出诗人当时的生活之奢华。后面四句则表现出诗人当时的心态。那时候,诗人风华正茂,豪气干云。手握金鞭,走马章台,同连琼筵,出入宫掖,睥睨权豪。花红酒绿时纵情喝酒,歌舞声中尽情享受。随后两句凸显出皇帝对诗人的宠信,诗人能够在宫殿中为皇帝呈献文章,在酒席上同连忘返。表现出诗人在朝廷上的地位之高。
中间两句是转折句,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诗人原本以为这种同赴侯门、走马章台、献赋金宫、醉卧酒筵的得意生活会永远持续下去,谁知好景不长,平地风雷,安史之乱爆发了。“函谷忽惊胡马来”,即指安史叛军攻陷潼关,占领东西两京。一个“忽”字表现出这次战乱的出乎意料,忽然之间,平静的生活就这样被打乱了,诗人再也无法过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最后四句是对诗人战乱爆发后的生活的描述。敌人已经占领函谷关了,许多昔日同僚因兵兴之际,被朝廷越次擢用,好像桃花李花在阳光下盛开。此句或为诗人对当朝统治者的谴责,诗人眼见国家罹难,生民涂炭,欲为国效力而不可得,故而生发哀怨之情。最终诗人独自远谪夜郎,漂泊天涯。只能期待能够等到朝廷大赦天下的时候,使诗人能够有机会重新回归朝廷,为国家尽一份力。最后两句含蓄的表达了诗人希望辛判官能够施以援手,使诗人能够早日回归的心情。
此诗回忆昔日在长安的得意生活,对长同夜郎充满哀怨之情,通过今昔对比,写出他此时此刻企盼赦还的心情。诗中今昔处境的强烈对比,自然有博取辛判官同情之心,也暗含有期待援引之意。由于李白此诗直露肺腑,对当年得意生活颇有炫耀之意,不无庸俗之态,所以历来不少读者认为它非李白所作,即使肯定其豪迈气象,也显得极为勉强。不过穷苦潦倒之时,落魄失意之后,人们都不免会对当年春风得意的生活充满眷念,尤其在一个陷入困境、进人晚年依靠回忆来支撑自己的的诗人身上,这种眷念更会牢牢地占据他的心灵。
诗中使读者看到了诗人凡俗的一面,对失去繁华与功名的痛苦。只是诗人凡俗的这一面并没有主导诗人的精神生活。在更多的痛苦与不称意中,诗人是将自己的精神放飞在大自然中,放飞在睥睨一切的狂放与飘逸中。
此诗意在赞誉英雄,鄙薄庸碌,赞扬了刘备的功业,慨叹蜀汉事业后继非人,总结蜀汉亡国的历史教训。首联写先主庙堂威势逼人,颔联赞刘备的英雄业绩,颈联为刘备功业未成、嗣子不肖而叹息,尾联感叹后主亡国。全诗措词精警凝炼,对仗警辟工整,风格沉着超迈,前半写功德,后半写衰败,以形象垂戒当世。
《蜀先主庙》是刘禹锡五律中传诵较广的一首。这首咏史之作立意在赞誉英雄,鄙薄庸碌。
首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高唱入云,突兀挺拔。细品诗意,其妙有三:一、境界雄阔奇绝。“天地”两字囊括宇宙,极言“英雄气”之充塞六合,至大无垠;“千秋”两字贯串古今,极写“英雄气”之万古长存,永垂不朽。遣词结言,又显示出诗人吞吐日月、俯仰古今之胸臆。二、使事无迹。“天地英雄”四字暗用曹操对刘备语:“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刘禹锡仅添一“气”字,便有庙堂气象,所以纪昀说:“起二句确是先主庙,妙似不用事者。”三、意在言外。“尚凛然”三字虽然只是抒写一种感受,但诗人面对先主塑像,肃然起敬的神态隐然可见;其中“尚”字用得极妙,先主庙堂尚且威势逼人,则其生前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自不待言了。
颔联紧承“英雄气”三字,引出刘备的英雄业绩:“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刘备起自微细,在汉末乱世之中,转战南北,几经颠扑,才形成了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之势,实在是得之不易。建立蜀国以后,他又力图进取中原,统一中国,这更显示了英雄之志。“五铢钱”是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元狩五年)铸行的一种钱币,后来王莽代汉时将它罢废。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又恢复了五铢钱。此诗题下诗人自注:“汉末童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这是借钱币为说,暗喻刘备振兴汉室的勃勃雄心。这一联的对仗难度比较大。“势分三足鼎”,化用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中语:“自谓三分鼎足之势,可与泰山共相终始。”“业复五铢钱”纯用民谣中语。两句典出殊门,互不相关,可是对应自成巧思,浑然天成。
颈联进一步指出刘备功业之不能卒成,为之叹惜。“得相能开国”,是说刘备三顾茅庐,得诸葛亮辅佐,建立了蜀国;“生儿不象贤”,则说后主刘禅不能效法先人贤德,狎近小人,愚昧昏聩,致使蜀国的基业被他葬送。创业难,守成更难,刘禹锡认为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所以特意加以指出。这一联用刘备的长于任贤择相,与他的短于教子、致使嗣子不肖相对比,正反相形,具有词意颉颃、声情顿挫之妙。五律的颈联最忌与颔联措意雷同。此诗颔联咏功业,颈联说人事,转接之间,富于变化;且颔联承上,颈联启下,脉络相当清晰。
“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感叹后主的不肖。刘禅降魏后,被迁到洛阳,封为安乐县公。一天,“司马文王(昭)与禅宴,为之作故蜀伎。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三国志·蜀志·后主传》裴注引《汉晋春秋》)尾联两句当化用此意。刘禅不惜先业、麻木不仁至此,足见他落得国灭身俘的严重后果决非偶然。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于刘备身后事业消亡的无限嗟叹之情。
从全诗的构思来看,前四句写盛德,后四句写业衰,在鲜明的盛衰对比中,道出了古今兴亡的一个深刻教训。诗人咏史怀古,其着眼点当然还在于当世。唐王朝有过开元盛世,但到了刘禹锡所处的时代,已经日薄西山,国势日益衰颓。然而执政者仍然那样昏庸荒唐,甚至一再打击迫害像刘禹锡那样的革新者。这使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