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倒影背斜阳，坠几声弦管。
荼香透，海棠红浅。恰平分春半。
花前一笑不须慳，待花飞休怨。
红楼倒影背斜阳，坠几声弦管。
荼香透，海棠红浅。恰平分春半。
花前一笑不须慳，待花飞休怨。
首联写实景。梅子成熟时，正是江南晚春季节。阴雨绵绵，大地苍茫一片，这梅雨，有时一下就是十几天，甚至一月余。在这样的季节里，一个长居江南的人也会感到愁闷，更不必说是“俟罪非真吏”的流放囚徒了。对这梅雨中的沉闷更加不适应，更是愁上加愁。作者在这一联写“苍茫”的梅雨，就给诗定下了“忧愁”的基调，这“忧愁”是沉沉地压在诗人的心头，挥不去，驱不散，化不开。颔联写永州之荒凉，夜里能听见猿猴悲啼，早晨被远处的鸡声惊醒，皆言人烟稀少。愁与梦，更是诗人不得志的心态写照。颈联写天气景象，一片朦胧晦暗，恰好是诗人此时境遇的象征。尾联用典。陆机诗：“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谢朓诗：“谁能久京洛，缁尘染素衣”。字面写白色的衣服变成了黑色，但不是京城尘埃所染，而是边城气候。言外之意却是从此入京无份了——政治前途何其渺茫，心里必定愁苦。
这首诗运用象征手法，借苍茫细雨来抒发作者无边无际的思乡忧愁；蒙蒙、沉沉的细雨，就是作者那深深、浓浓的思乡之情。作者借景抒情，情随景生，景随情移，情景交融。诗中的一个“愁”、一个“梦”，点化了作者的写作意图，把情与景紧密联在一起，是有独特沉郁的风格。
这是一首触景生情的小令，写作者闲适地在红叶上题诗让流水带走他的情义，观赏菊花后醉卧歌楼，表达了作者陶醉于赏黄花之中的快乐；看到万里长空的雁影稀疏，远山狭长清瘦，暮秋时节到处冷冷清清，使作者内心孤独冷清之情油然而生；这时节，无人送酒，一起解忧，年华老去，表达了作者无知己相伴的愁苦。全曲通过“红叶、黄花、长天、雁影、瘦山、衰柳、寒蝉”等具有凄寒、衰败特征的意象营造出暮秋萧瑟、冷清的意境，在用词铸句、描摹景物以及酿造情景交融的意境方面，都颇见艺术功力。
重九正是入秋时候，草木摇落，北雁南飞，一片衰飒之气，容易唤起人的愁思。这首小令渲染了冷清的秋天氛围，寄托了悲凉的秋思，情调有些哀伤。
此曲从季节景物特征入手，点出“红叶”“黄花”，以写“重九”的自然风光。“题红叶清流御沟”，说的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但此曲中只不过取“题红叶”三字，与下文的“赏黄花”构成对仗而已。“题红叶”也只是赏红叶的意思。“赏黄花人醉歌楼”也只是一般的泛指，不一定是作者在楼上醉赏黄花。秋天，枫林叶赤，丛菊花黄，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此乃作者雅兴所在，故不觉吟成此丽句，以描写此情景。
“天长雁影稀，月落山容瘦”两句，续写秋容秋光。秋日晴朗，天高云淡，人的视线能看得很远，因而显得“天长”。值此暮秋时分，北雁南飞，所剩已不多，故极目长天，雁影就显得十分稀疏。月落时位置接近地平线，其光线斜照，山影遂显得狭长而呈清瘦的姿态；当然草木摇落，也是山容变瘦的一个原因。这两句写秋容秋光，可谓抓住特征善于描状，雁影零落，山形清瘦，使人感到那份高旷与寂寥的况味。加上对仗工整，意境浑成，实乃写景佳句。接着，作者又用一句“冷清清暮秋时候”来加以概括。于是形象的具体画面，由此抽象的一般的概括而获得了关于景象和节序的质的规定性。此句还开拓了读者联想的范围：除“天长雁影稀，月落山容瘦”外，其他一切也都是冷清清的。
最后两句，因写秋景而触发的淡淡的哀愁。“衰柳寒蝉”是打上主观色彩的秋景，向来为文人抒发秋思时所采用，作为景物媒介。作者睹衰柳疏枝，闻寒蝉悲鸣，遂悠然而生“一片愁”之情。此时此刻，他感到寂寞，希望有朋友送酒来一起喝，但终无人来，他于是发出了“谁肯教白衣送酒”之叹。结尾未尝不是一个注脚：假使隐居了，谁肯像王弘对待陶渊明那样遣白衣使者为自己送酒呢？其内心的孤独与寂寥溢于字里行间。这里流露出作者倦于官场，欲隐居而又因种种原因难以痛下决心之意。
这首小令虽然不脱离悲愁的范畴，但立意孤高，用语也颇为别致。选取“红叶”“黄花”“长天”“雁影”“瘦山”“衰柳”“寒蝉”这些秋日的典型景物入曲，用“稀”“瘦”“衰”“寒”等冷色调的字眼来状秋天之景，更显得秋意浓，愁思重，让人读来感同身受。
袁枚是“性灵说”的倡导者，主张为文要有“真情”。其文别具特色，善于描写景物，叙事记人。
祭文通常有固定的格式，其内容和形式都容易公式化，为后人传诵的不多。但袁枚的《祭妹文》却不拘格式，写得情真意切，生动感人，为后人传诵。
袁素文名机，素文是她的字，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生。她容貌出众，“最是风华质，还兼窈窕姿”，“端丽为女兄弟冠”，是袁家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端庄的。袁素文又“幼好读书”，针线旁边常放着书卷，因此很会作诗。在她未满一周岁时，其父曾仗义救助亡友衡阳县令高清的妻儿，为高清平反了其生前一起因库亏而入狱的冤案。高清的胞弟高八为此感激涕零，表示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若系男儿，就与袁素文婚配，以示报答袁家大恩。不久高八生了个儿子，于是送来金锁作为聘礼，这场指腹婚事就这样正式确定下来。可是当双方成年后，男方却只字不提嫁娶之事，直到1742年（乾隆七年）袁素文二十三岁时，高八突然捎来书信说，因为儿子有病不宜结婚，希望解除婚约。由于袁素文自幼深受封建礼教毒害，“一闻婚早定，万死誓相随”，所以听到男方要解除婚约，就手持金锁哭泣不止，终日绝食。不久高八病死，高清的儿子高继祖特来说明真相，原来高八之子高绎祖并非有病，而是“有禽兽行”，并且屡教不改，其父怕以怨报德，才托言儿子有病解约。可是袁素文为了固守旧礼教的“一念之贞”，竟不顾日后痛苦，仍坚持嫁给高八之子，一时被誉为所谓“贞妇”。
袁家家境虽然一般，但因为家学渊源，注重读书，请了教师在家指导袁枚，对待女儿也一样，所以素文自幼随哥哥上课。她很喜爱读书，针线旁边常放着书卷，很会作诗，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她容貌出众，是袁家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端庄的；尤其是她的脾性温柔，待人贤淑有礼，是出名的淑女。
二十五岁时，才貌双全的素文嫁到了如皋高家。婚后，素文孝敬公婆，深得公婆喜爱。可是高八之子绎祖，个头矮小，驼背斜眼，长相十分丑陋，而且品行极为恶劣。他性情暴戾，行为轻佻，整天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看到书卷就发怒，把她的诗稿烧毁，不准妻子读书和做针线，袁素文从此不再敢作诗，也不敢缝纫。他为了外出嫖妓，卖尽家产后又向袁素文逼索嫁妆，不答应就拳打脚踢，有时还用火烧灼袁素文，婆婆前来救护，他连母亲一起殴打，甚至把他母亲的牙齿都打下来了。就这样的虐待，素文还是一一忍受下来，在高家委曲求全，恪守妇道。后来，高绎祖聚赌输了很多钱，竟要卖掉袁素文抵债。她被逼无奈，逃到尼姑庵，看到无路可走了，才请人通知了娘家。袁父接到书信，心痛欲裂，当即赶到如皋告到官府，判决离婚后，他把女儿和她的女儿阿印领回了杭州老家。那年素文二十九岁，结婚才不过四年。
袁素文回到娘家以后，一方面悉心侍奉父母兄长，另一方面还惦念着婆母，经常寄赠衣食问安。三年后袁枚定居南京随园，素文也随着全家一起迁徙。由于婚姻极不美满，心灵上受到的创伤，她除了读书作诗自我安慰外，终日都闷闷不乐，生了病也不愿求医，终于在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病死，年仅39岁。
袁枚在《哭三妹五十韵》里写道：“彩凤从鸦逐，红兰受雪欺。”“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生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
袁素文这位贤淑的才女，由于受封建礼教毒害太深，所以导致了这场催人下泪的婚姻悲剧。她从“淑女”到“贤妇”，结果却差一点成了被卖掉的“弃妇”，并因此过早离开人世，这是与她自幼深受封建礼教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袁枚作为她的兄长，也看出了这一点。他在《祭妹文》中说：“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这种无可奈何的叹息，正是一种既沉痛又委婉的控诉。 袁素文留在人间的，除了一个悲婉的故事，还有就是一本著作《素文女子遗稿》。
《祭妹文》构思精巧，别巨匠心，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从素文墓地入笔到病根祸源的交代，从野外同捉蟋蟀到书斋共读诗经，从胞妹送哥眼泪流到把盏喜迎兄长归，从离家出嫁到中道归返，从侍奉母亲以示其德到关爱长兄以显其情，从素文之死到后事料理，情节层层推进，感情波起浪涌，叙事历历可见，抒情句句见心，文情并茂，浑然一体。
文章起笔交待亡妹所葬之地、祭奠时间，祭者身份等，紧接着“呜呼”一转，直呼亡妹，为全文奠定了凄切哀婉的悲怆基调。接着，简洁叙述妹妹的死因：“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意为素文早亡其根源是少年时常听先生授经，“爱听古人节义事”，说明是封建诗书的腐朽观念侵害了素文，使她饱受苦难，英年早逝。
接下来，作者追忆与素文共度的难忘时光。童年相伴读书，“差肩而坐”，温馨之情溢于言表；同捉蟋蟀，同葬蟋蟀，则体现了妹妹性情温厚善良。其描述真实生动，一个天真活泼善良的孩童突现于眼前。这原本不为奇，妙就妙在作者把追忆与现实联系起来，当年兄妹同葬蟋蟀，后来孤兄独葬亡妹，物换星移，昨是今非，让作者潸然泪下。年长些时，袁枚远行广西，妹妹不忍哥哥分离，掎裳拽衣，放声大哭。当年有妹送兄行，后来唯独兄送妹归，令作者十分伤痛。袁枚考中进士，衣锦还家，妹妹惊喜万分，扶案而出，家人瞠视而笑。妹妹为哥哥中考得官而欣喜之情，和盘托出，手足之情可见一斑。往日种种琐事，历历如在作者眼前。“然而汝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几时可再，而亦无与为证印者矣。”时光不可倒流，昔日也不再重来了。
随后，记妹妹归返母家的种种情形：服侍母亲；治办文墨；袁枚染病在床，妹妹终宵刺探，还想方设法让哥哥高兴，兄妹感情深厚。
而后，记妹妹病危和亡逝的情况。素文病入膏肓，大限将至，但不让人给哥哥报信，以宽兄长之心。忍死待兄归，然而终等不及哥哥归来含憾而终，死不瞑目。“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心知不祥，飞舟渡江。”袁枚已预感不祥，急赶归家，在妹妹逝去几小时后才赶到家中，其时素文四肢尚温，却未能与妹妹说上一句心中话，只怪自己轻信医言，远吊扬州，自责之情溢于言表。一句“呜呼痛哉”，把对亡妹的思念、同情、内疚、哀痛统统浓缩在伤心欲绝的悲叹中。
最后，简述妹妹亡后料理事宜。并随感而发：“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末段，作者把视线拉回到眼前，回到祭奠的暮地。“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逝者已逝，生者十分凄切哀伤。“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对妹妹的怀念和挚爱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袁枚将整篇文章写得有灵性又不事雕琢。作者在回忆童年与妹妹同度的琐事时，信手拈来，清灵隽妙；悲悼亲人的遽然长逝时，又字字玑珠，句句血泪，真挚动人，感人肺腑。他在叙事中寄寓哀痛，行文中饱含真情，同时还穿插些许景物描绘，从而使痛惜、哀伤、悔恨、无可奈何之情有机地揉和在一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王逸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汉代既已不能明，则后世更是聚讼纷纷。洪兴祖认为“《大招》恐非屈原作”，朱熹则斩钉截铁地说：“《大招》决为（景）差作无疑也。”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牟廷相等皆主屈原作。梁启超以其中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一语，定为汉人作，刘永济、游国恩从之，朱季海则更具体地说是淮南王或其门客所作。我们认为，《大招》是屈原所作是可信的，但它不应当是王逸所说屈原放逐九年，精神烦乱，恐命将终，故自招其魂；也不是林云铭、蒋骥所肯定的“原招怀王之词”。这篇作品语言古奥，形式上不及《招魂》有创造性，应当是反映了较早的楚宫招魂词形式。所以，不当产生在《招魂》之后，而只能在它之前。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大招》应是招威王之魂而作。其时屈25岁（胡念贻）班究认为屈原生于前353年，在诸家推算屈原生年中最为可信）。以“大招”名篇是相对于《招魂》而言，《招魂》是屈原招怀王之魂所作，《大招》是招怀王之父威王之魂所作，故按君王之辈份，名曰“大招”。
本篇开始按招魂词的固定格式陈述四方险恶，呼唤魂不要向东、向南、向西、向北，然后即写楚国宫廷的美味佳肴，音乐舞蹈美女之盛，宫室之富丽堂皇，苑圃禽鸟之珍异，最后夸饰楚国之地域辽阔、人民富庶、政治清明。其中对楚国遵法守道、举贤授能、步武三王一段的描写，实际上是屈原理想化了的美政。《离骚》中回顾年青时的政治理想，正由此而来，且一脉相承。全篇末尾云：“魂乎来归，尚三王只。”这同《离骚》中称述“三后之纯粹”，《抽思》中“望三王（原误作“五”）以为像”的情形一样，都反映出屈原作为楚三王的后代，追念楚国最强盛的时代，既要尊称国君先祖，又要光耀自己始祖的心情。因此，《大招》已不是单一的招魂祝辞，而是于其中蕴含了一定的思想。一方面，通过极言东南西北四方环境的险恶，极力铺陈楚国饮食、乐舞、宫室的丰富多彩、壮伟华丽，来招唤楚威王的亡魂，表达了对楚君的无限忠心和眷恋之情；“自曼泽怡面以下，皆帝王致治之事。永宜厥身，则本身之治也。室家盈庭（廷），则劝亲之经也。正始必自孤寡，文王治岐之所先也。阜民必本田邑，周公《七月》之所咏也。发政而禁苛暴，省刑薄敛之功。举杰而诛讥罢（疲），举直错枉之效也。直赢者使近禹麾，所以承弼厥辟。豪杰者使流泽施，所以阜成兆民也。末章归之射礼，则深厌兵争之祸，而武王散军郊射之遗意也。于此可以见原志意之远，学术之醇，迥非管韩孙吴及苏张庄惠游谈杂霸之士之所能及。”（蒋骥《楚辞余论》）这样，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便大大加强了。
本篇在结构上也具有特点。采用开门见山的手法，直接点题，一气而下。环环相扣，所以诸家分章颇分歧。由“青春受献”而时光飞逝，春色盎然而万物竞相展现自己的生命力，点出招魂的具体时节。下文“魂乎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的呼唤，入题自然，干净利索。在对四方险恶环境的夸张描述之后，以“魂魄归徕，闲以静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转入到对楚国故地的环境描写，阐联顺当，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并以“闲以静只”、“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年寿延只”作为主题，给下文的大肆铺叙作纲领。在对楚国饮食、乐舞、美人、宫室等的铺排和炫耀中，以“定空桑只”、“安以舒只”、“静以安只”、“恣所便只”等与它们相呼应，前后照应，相互关联。下一层紧承“居室定只”，由室内而扩展到室外的“接径千里”，由此联想到“出若云只”的楚国人民，以此为出发点，很自然地引出作者对治理国家、造福人民的清明政治的向往，使文章在结构上浑然一体。
《大招》在语言描写上虽然比不上《招魂》的浪漫奇诡，但仍以其华丽多采的语言，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奇谲诡异、绚丽多姿的画面。尤其是描写美人的一段，不仅描绘她们的容貌、姿态、装饰，而且深入展现其心灵性情，不同气质、不同状貌的美人纷纷登场亮相，具有浓郁的楚民族风范。全诗几乎都用四言句，显得简洁整齐、古朴典雅，反映了屈原早年的创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