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闺怨词，主人公是一位对情人爱极又恨极的歌妓。词一开篇，“坠髻慵梳，愁蛾懒画”一组四字对偶句，直接表现这位妇女的精神状态，发髻已松散了，而她却“慵梳”；娥眉已经含愁不展了，而又“懒画”。司马迁在《 报任安书 》中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女主人公没有心情梳妆打扮，似乎是与“悦己者”有关。“心绪是事阑珊”是对前面的一个总结，描述她心绪不佳，消沉倦怠，任何事情都无心去做了。这三句由外到内，女主人公的行为源于心绪不佳，从而揭示了女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凡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做，不只梳妆打扮是如此。内里意兴阑珊，外则面容憔悴了，身体消瘦了。“金缕衣宽”，衣裳变得宽大了，便是身体瘦下去了的证据。古人每以衣带宽松表示身体消瘦，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词也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之句。
以上几句塑造了一个神情憔悴、心绪烦乱的女性形象，在写法上沿袭了唐五代以来对懒美人的类型化描写，与温庭筠笔下的“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很相似。但接下来的两句，就冲出了类型化的窠臼，成为“这一个”女子所独有的自白。“认得这疏狂意下，向人诮譬如闲。”想来那轻狂的浪子一定又在外面若无其事地同别人调笑取乐，早把我丢在脑后了。女主人公之所以无心梳妆，消瘦憔悴，都是因为“疏狂”的他。“认得”表明她非常了解这个负心人风流轻狂的性情，也暗示了他如此这般也不是第一次了。用“这”字领出，有表意的功能，甚至起着强化的作用。这个“人”字是女子自呼口吻，用来表达女子怨恨的心情。至此，作者将抒情主人公思念怨恨的对象点明了，对方对自己的态度也已明了。
市民妇女比较注重现实的个人利益，不愿听人摆布自己的命运。所以，词中的女子并不因这个“疏狂”的年青人，而长久地沉溺忧伤之中。她要进行抗争，甚至可以采取各种报复行动。“把芳容整顿”，这是她不甘向命运屈服的第一步。这句与开篇二句照应。由“芳容”一词可知，女主人公对自己的容貌还是很有自信的。“恁地轻孤，争忍心安”，这是上片词意的小结，预示着她将要发泄一腔不平的怨恨。至此，上片在女主人公决心振作起来的时候结束了，这也暗示了下片词意发展的线索。
过片补叙浪子违约不归，骗取了她的忠贞，把怨愤之情推向了顶点。“依前过了旧约”，他又像从前一样背盟失约，逾期不归。“依前”说明他已不是第一次不信守诺言了。“甚当初赚我，偷剪云鬟”，古代男女相别之时，有订立盟约，女子剪发以赠的习俗。赠发的意义是为了让男子见发如见人，另外还有以发缠住男子之心的神秘寓意。恼恨之下，她盘算着他有一天归来，要设法收拾教训他。
她的惩罚办法有三个步骤：第一步：“几时得归来，香阁深关”，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将闺房的门紧紧关住，不让他进来。第二步：“待伊要、尤云殢雨，缠绣衾、不与同欢”，不让他进被窝，对他的要求不理不睬，以此逼使和要挟对方反省和屈服。第三步：“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更无端。”她听任时间僵持中过去，等待到更鼓已深，也就是半夜的时候，才严肃地从头到尾、有条有理慢慢数落他的疏狂，要他悔过认错，还要保证此后不能再无赖爽约。这些都是女主人公爱恨交错、充满希望和快乐的想象，贴切人物心理性格，其描写的情景如同上演了一出夫妻之间斗气的轻喜剧。至此，全词嘎然而止，至于这女子是否会或怎么样实施她心中计划，词中不再多言。
这首词用代言体，摹写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细节刻画一气呵成，将她因爱深而恨极的情状写得淋漓尽致，声口毕肖。在这首词中，柳永塑造了一位与传统文人诗词中的女性迥异其趣的市井女子形象，她泼辣、自强、有手段、敢抗争。词的格调虽说不上有多高，但情真味浓，丝毫不涉俗套。由此词亦可看出柳永对风尘女子的了解和赏爱。柳永在这里刻意用俗语写俗事，目的就是为了给“俗人”看。语言上，他主要用浅近的白话，甚至市井俗语，如“是事”，“认得”、“诮”、“恁地”、“争”、“赚”、“无端”等表现力很强的通俗文学语言。结构上，他主要采用市民所喜闻乐见的浅型结构方式，有细节、有情节，能够紧紧抓住读者。
《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
这是杨万里写的山溪的组诗。这不仅是一幅幅奇妙的山水画，而且也是作者的行迹图，大抵是从乐平入弋阳，过芙蓉渡，晨炊横塘，午憩马家店，再至松源。
这首诗表面是写溪水性情，实际是借物抒情，表达作者对自由的追求。溪水像奔马一般，自由自在地向东急驰，生命得以活跃，多么惬意神爽。不料像奔驰的骏马被勒住马缰一样，“前山”硬逼溪水向西彻底改变方向，横杀志向，使得一向性情温柔的溪水发怒。
此时急声变成了怒吼，反抗之情跃然纸上。溪水要求急速放开束缚，山却横阻无情，几经斗争，水速减慢了。这缓慢的水声像是发出不被理解的悲叹。作者抓住水速的急缓，抒写自己向往自由的情怀，独出机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