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须三后配，礼莫一郊尊。
翠羽来千仗，鸣铙下九阍。
服维周冕盛，乐自舜韶温。
未酌群灵降，先祠万王奔。
黄流凝夕裸，紫焰亘霄燔。
星拱低宸幄，云回护帝辕。
祥辉新日月，佳气浃乾坤。
绍古归鸿铄，含生濯至恩。
钦惟斋格至，仰福在元元。
孝须三后配，礼莫一郊尊。
翠羽来千仗，鸣铙下九阍。
服维周冕盛，乐自舜韶温。
未酌群灵降，先祠万王奔。
黄流凝夕裸，紫焰亘霄燔。
星拱低宸幄，云回护帝辕。
祥辉新日月，佳气浃乾坤。
绍古归鸿铄，含生濯至恩。
钦惟斋格至，仰福在元元。
此诗首联点明严谟赴任之地是位于“湘南”的桂林，颔联以高度的概括力，极写桂林山水之美，颈联写桂林迷人的风俗人情，尾联说到桂州赴任远胜过求仙学道或升官发财，流露出作者的艳羡之意，表达了作者的祝愿与不舍。这首诗将深挚的友情寄寓在景物描写中，清丽工稳，质朴淡远，既是写景名篇，又是送别佳作。
桂林之奇，首先奇在地貌。由于石灰岩层受到水的溶蚀切割，造成无数的石峰，千姿百态，奇特壮观。漓江之水，则清澈澄明，蜿蜒曲折。“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极为概括地写出了桂林山水的特点，是千古脍炙人口之佳句。但近人已有不以为然者，如郭沫若《游阳朔舟中偶成》云：“罗带玉簪笑退之，青山绿水复何奇？何如子厚訾州记，拔地峰林立四垂。”日本吉川幸次郎《泛舟漓江》云：“碧玉青罗恐未宜，鸡牛龙凤各争奇”等。其实，桂林之山虽各呈异态，但拔地独立却是其共同特点，用范成大的话来说：“桂之千峰，皆旁无延缘，悉自平地崛然特立，玉简瑶簪，森列无际，其怪且多如此，诚为天下第一。”（《桂海虞衡志》）而漓江之碧澄蜿蜒，流速缓慢，亦恰如仙子飘飘的罗带。所以这两句是抓住了山水形状之特征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其实只是秀丽甲于天下，其雄深则不如川陕之华山、峨嵋。桂林山水是比较女性化的。韩愈用“青罗带”、“碧玉篸”这些女性的服饰或首饰作比喻，可以说妙极。
“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甘”二句则写桂林特殊的物产。唐代以来，翠鸟羽毛是极珍贵的饰品。则其产地也就更有吸引力了。加之能日啖“黄甘”，更叫宦游者“不辞长作岭南人”了，这二句分别以“户”、“家”起，是同义复词拆用，意即户户家家。对于当地人来说是极普通的物产，对于来自京华的人却是感到新异的。
以上两联着意写出桂林主要的秀美奇异之处，酝酿够了神往之情。尾联归结到送行之意，严大夫此去桂林虽不乘飞鸾，亦“远胜登仙”。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可贵的是写出了逸致，令人神远。
韩诗一般以雄奇见长，但有两种不同作风。一种以奇崛见称，一种则文从字顺。这首诗属于后一类。写景只从大处落笔，不事雕饰；行文起承转合分明，悉如文句。
这首诗以赞叹的口吻，生动细致地描绘了一位少年射手的形象。此诗每章均以“猗嗟”发端。按“猗嗟”为叹美之词，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啊”或“啊呀”。用这种叹美词语开头的诗句，具有一种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提醒读者注意诗人所要赞美的人或事。它在描写少年射手的形象和技艺时，起到一种渲染烘托的作用。
在赞颂少年形象之美时，突出他身体强壮的特点。诗一开头就写道：“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昌”，粗壮结实之谓；“颀”和“长”乃高大之谓。这位长得高大、粗壮、结实的少年成为一名优秀射手，是毫不足怪的。
在赞颂少年形象时，还突出其面部特征，尤其眼睛的描写细致入微。赞美他“美目扬兮”“美目清兮”“清扬婉兮”，这三句诗中的“扬”“清”“婉”，都是刻画他目光明亮，炯炯有神。因为明亮的目光，是一位优秀射手所必不可少的生理条件。
除以上两个方面外，还赞美他“巧趋跄兮”，步履矫健，走起路来速度甚快。还赞美他“舞则选兮”，身体灵活，动作优美。这些也是一位优秀射手不可缺少的身体素质。
诗中对形象的赞颂，是为赞美他的射箭技术服务的。假若这位少年没有以上所描写的身体素质，他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位优秀射手了。
诗的第一章以“射则臧兮”一句总括他的射技之精。第二章则以“终日射侯”一语，赞美少年的勤学苦练精神；以“不出正兮”一语赞美他的射则必中的技艺。第三章以“射则贯兮”赞美他的连射技术。这种连射不是两箭、三箭的重复入孔，而是“四矢反兮”，连续四矢射中一的，是一位百发百中的射手了。至此，这位少年射手的形象和技艺均描写得栩栩如生了。具有这种高超射技的少年，自然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以御乱兮”一语，是全诗的结束，也是对他的总体评价。
诗中不仅描写了射手身体强壮、仪表俊美，特别之处是用“美目扬兮”“美目清兮”“清扬婉兮”这样婉约的词汇来形容射手顾盼流动的目光，致使这个人物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此诗成为描写男性美的杰出之作。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