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河篇》这首诗有个典故。《唐诗纪事》载:“之问求为北门学士,天后不许,故此篇有乘槎访卜之语。后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其才,但以其有口过耳。’之问终身耻之。”这条记载虽颇类小说家言,似未必可靠,但这首诗中的确蕴含着某种怨愤情绪。诗人以神奇瑰丽的笔调,咏赞了秋夜银河的美好,在扑朔迷离的氛围中,抒写了天上、人间的离愁别恨。全诗充满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流溢出凄迷、伤感的情调,隐隐透露出志不得扬的怅惘。
开头四句,以写景河笔。这里的“南楼”“西山”借用了两个典故。《世说新语·容止》载:“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另《世说新语·简傲》载:“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诗人借用这两个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像魏晋名士那样,纵情山水的心愿,寄寓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这短短的四句诗中,先是以风凉、气清和万里无云,来衬托河汉的“明”;接着,把银河比作一条清浅的河流,还赋予它以“纵复横”的动势,使之更显清莹可爱,而典故的运用,使诗意更为深厚,所抒之情更加含蓄、婉转。
接着八句,诗人描绘在洛阳城中观看明河的情景。在这八句中,诗人以“画堂琼户”“云母帐”“水晶帘”等华美的辞藻,使各种富丽堂皇的景象接连呈现,既表现了帝都特有的风物,也与明澈的银河相映照,在一片柔光中,给帝都蒙上了一层朦胧、幽深而又神秘的色彩,使天上、人间连为一体。作者是富有创造力的宫廷诗人。他在诗中出色地运用了河的比喻:云母帐前反射的月光变成“泛滥”的“河水”。
接着诗人在以下的八句中,想象在银河的映照下,“南陌”思妇对于征人的思念,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感慨。诗人从万户捣衣声中,想到了一去不归的征人,并进而想到了正在“鸳鸯机”上刺绣的女子。正在思妇思念征人时,一只孤雁正从牛郎、织女相会过的“乌鹊桥”边飞过,发出哀怨悲鸣,更使思妇的离愁难以平息,她痴痴地坐望天河,默念征人,直到银河渐渐地隐没。这明河似乎懂得舒卷屈伸、出处进退之道。《关尹子·三极》:“云之卷舒,禽之飞翔,皆在虚空中,所以变化无穷,圣人之道则然。”明河在黎明渐晓之时,任由浮云的遮蔽,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光辉让给那晓月的流光,悄然隐去;而思妇的眷怀之情,却无法停歇。这一段,是上文的转折和深入,它由单纯对明河的赞美,转入对人事的感叹,进一步把人间、天上融为一体。那捣衣之声与雁飞萤度相交织,冷清、凄切之感,无穷的相思之情,将伴着耿耿长河,无终无了。特别是诗人在“已能舒卷任浮云,不惜光辉让流月”两句中,赋予明河以人的崇高感情,使得它本来就美好的风彩更为美好。这里采用十分婉曲的手法,进一步赞美了明河,也为最后四句埋下了伏笔。
最后四句,诗人以神话故事,作了精彩而又富有深意的收结。如此美好的明河“可望不可亲”,因此,诗人要到天上去。晋张华《博物志》卷十载:“旧说云天河与海通。有人乘槎而去。遇一丈夫牵牛而饮。遂问此是何处。牵牛人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按严是汉代术士)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又据《太平御览》卷八引刘义庆《集林》:“昔有一人寻河源,见妇人浣纱,以问之,曰:‘此天河也。’乃与一石而归。问严君平,云:‘此支机石也。’”诗人把这两个故事糅合到一起,自然委婉地表明了自己执着地追求美好明河的强烈意愿。同时,诗情几经曲折,终于从地下跃升到了渺远的空中,天上、人间,到此合而为一,使诗歌充满了神奇、幽远的艺术魅力。自己终究希望离开那城阙阻障、复道蔽空的帝都洛阳,到自己向往的地方去,字里行间深深地隐含着诗人难以言喻的怨愤。令人目眩神迷的表象下,蕴含着诗人因仕途失意而产生的苦闷与忧愁,以及对于当时政治的不满情绪。
这首诗虽然充满了典故和传统寓意,却仍然生动地描写出京城上空的银河景象。全诗疏密有致,摇曳生姿,既有跨越天上人间的宏大境界,又有对思妇之情的细致剖析。在结构上变化波澜,恰到好处地使用了顶针的修辞手法,如“复出东城接南陌。南陌征人去不归”,“乌鹊桥边一雁飞。雁飞萤度愁难歇”,使得转接自然,气势流走。另外,全诗以散行为主,但却穿插了一些对句,如昏见晓河、云母水晶句,在自然中表现出精工,显得从容整练,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技巧。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
“绮”本意为“有 花纹的丝织品”,后来引申为“美丽”,“绮怀”自是一种美丽的情怀,对清代诗人黄景仁来说,这种美丽来自一种爱情失落无处寻觅的绝望,因而更加凄婉动人。
黄景仁年轻时曾同 自己的表妹两情相悦,但故事却仅有一个温馨的开始和无言的结局。正因如此,在《绮怀》之中,笼罩着隐隐约约的感伤。这种感伤,被那种无法排解的甜蜜回忆和苦涩的现实纠缠着,使得诗人一步步地陷入绝望中。
首联“几回花下坐 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明月相伴,花下吹箫,美好的相遇。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那伊人所在的红墙虽然近在咫尺,却如天上的银汉一般遥遥而不可及。
第二联“似此星辰 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这是最让人称道的一联,是的,今夜已非昨夜,昨夜的星辰,是记录着花下吹箫的浪漫故事,而今夜的星辰,却只有陪伴自已这个伤心之人。诗人是清醒的,他知道往事不可能重现,而正是因为这种清醒,才使他陷入了更深的绝望。
在黄景仁的诗中, 所有虚幻的安慰全消失了,只有一个孤独的人依旧保持着一种望月的姿势,思念的姿势。试想,诗人独立中庭,久久望月,一任夜晚的冷露打湿了自已的衣裳,打湿了自已的心灵。而这种等待的尽头却只能是一片虚无,这种思念的幻灭以及明明知道思念幻灭却仍然不能不思念的心态,正是最为绝望的一种心态。 第三联“缠绵思尽 抽残茧,宛转心伤剥后蕉”。这句可以和李商隐的《无题》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相媲美。春蚕吐丝,将自已重重包裹,正如诗人自己,用重重思念将自己重重包围。春蚕吐丝尽头是茧,是死,红烛流泪的尽头是灰,是死。而死,自然是人世间最为绝望的结局了。“芭蕉”也是幽怨的意象,李商隐《代赠》诗有“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句。
尾联“三五年时三 五月,可怜杯酒不曾消”。尾联同首联呼应,三五年时三五之月,自然是“几回花下坐吹箫”的往昔,而那时的美酒在今夜早已被酿成苦涩的酒。而这种苦涩是永远也无法消除的。因为,诗人无法不想念,也就无法同往昔和现实的夹缝之中突围出来。法国著名诗人缪塞说:“最美丽的诗歌也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黄景仁的七言律诗《绮怀十六首之十五》,也正是因为这种绝望而更有了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