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写登临齐山的今昔之感。词起笔“十二年前,曾上到、绣春台顶。”从昔日登此山写起,说明这次是旧地重游。昔日登山的情景怎样呢?即十二年前诗人凭着一股少年锐气,迈开轻健的双脚,不需借助竹杖,翻山越岭,直奔台顶,是何等的潇洒、豪放。这是诗人对昔日登临的深情回忆。“双去渐消狂气习,重来依旧佳风景。”十二年后,旧地重游,风景依旧美好,而自己当年的狂放之气却逐渐消失了。当然“渐消”,还没有完全消失。但不难看出,诗人这时的心境是较为悲凉的。这样,又由眼前景而联想到曾登临此山赋诗抒怀的前辈:“想牧之、千载尚神游,空山冷。”诗人看到眼前破碎的山河,严峻的现实,心境是悲凉的,再没有年轻时的“狂气”了;而且也没有杜牧那么超脱,所以当他想到如果杜牧在千载之下,还来神游故地,将只见寂寞空山。“空山冷”,是对国事日非的曲折反映,是诗人主观心境的感受,表现了一种深沉的失落感。
换头处紧承上片“空山冷”而来,写其居山而望。山下江水长流,山北淮山暝暝,中原一带仍然被敌人盘踞。“淮山”,指淮水两岸的山,宋、金以淮水为界。以江北淮山笼罩在暮色之中,暗喻中原沦陷区暗无天日,看出诗人对中原父双的深切同情。“望中原何处”,即何处望中原?作一提顿,引人注目。诗人站在绣春台上向北方金兵占领区一望,河山已有异样之感,究竟中原在哪里呢?弦外之音,中原土地,已非我有。“虎狼犹梗”,即中原一带敌人还盘踞着,以“虎狼”喻敌人,可见诗人对异族统治者为害中原的切齿痛恨。一个“犹”字,表明对长期丧失国土的无比痛惜。面对眼前“虎狼犹梗”的现实情景,诗人借古喻今,提出自己的主张:“勾蠡规模非浅近,石苻事业真俄顷。”“勾蠡”,指越王勾践和他的大臣范蠡。勾践曾大败于吴,屈服请和。此后他卧薪尝胆,并用范蠡、文种等整顿朝政,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攻灭吴国。勾践复国灭吴,皆因有长期计划,故曰“非浅近”。“石苻”,指五胡十六国时的后赵石勒和前秦苻坚。他们在位时间都很短,故曰“真俄顷”。这里暗以石苻喻金国,认为金的统治不会长久。诗人在这里一方面指出恢复中原须作长期努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只要发愤图强,收复失地是完全能做到的。这反映出诗人对国事的关心和他卓越的政治见解。但可惜的是诗人晚年受谗被贬,只能发出济时忧国的慨叹:“问古今,宇宙竟如何,无人省。”古往今来,天地万物兴亡盛衰的道理,又有谁能理解呢?全词以“无人省”作结,颇耐人寻味。
此首写词人追忆十二年前登齐山的少年狂兴。开头三句点出追忆。“双脚”二句勾勒少年登山的狂兴,出语新奇。“双去”二句转笔感慨,联想杜牧尚能神游千载,反映了词人的达观态度。以“空山冷”束拍,转入下片感国事。换头四句渲染登山远眺之景,“望中原”二句点出金寇盘踞。“勾蠡”_二句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国与石勒、苻坚政权短命作对比,期望效法越王勾践,表达对国事的关心。歇拍一问,寄慨深砀。全词慷慨而不消沉,悲愤而不衰飒,表现出一种悲壮豪放的风格。
此诗内容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开头的六句,为作者对二疏实现“功成者自去”之目标的积极评价;第二部分是继之的八句,是作者根据史实描写二疏辞官回到乡里的场面;第三部分开头八句笔法一转,描写二疏归乡后所过的自由自在的日子,以及他们不屑于“近务”而每日邀请在一起饮宴的情景,接着告诫亲族不要过分关注钱财之事,最后以二疏所奉行的“道”经过时间的洗礼仍闪耀着光辉作结。
此诗在陶渊明的作品中不算很重要,但仍大有意味。诗的写法基本是敷衍史传,这本是咏史诗的老传统,自班固《咏史》以下,作品指不胜屈,陶渊明的高明之处在于“据事直书,而寄托之意自见”。当然,陶渊明也有自己的选择和重点,他固然关注二疏的功成身退,似有自喻之意,而重点并不在此,诗中尤其强调的是疏广“放意乐馀年”,不让子女当“啃老族”——这也曲折地表达了他本人的人生态度。
诗中写得最传神的是“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这四句。疏广之“问金”是为了“寄心”,不同于一般的查账,他的意思一时未被其族人理解,因此有必要“清言晓未悟”。“问金”,即指《问书·疏广传》所载:“数问其家金馀尚有几所。”查询还剩下多少钱,是为了把它花光。此事最能表现疏广的风流旷达与深谋远虑。金钱在实际生活中大有作用,关键要看怎么弄钱、怎么花钱。疏广的那一大笔钱来自皇家的恩赐,来路是光明正大、完全合法的,不打算留给子女,则是怕他们因此而损志、益过——他为下一代考虑得很深远。陶渊明最重视的正是疏广拿来开导未觉悟者的那十六字“清言”。
陶渊明也是不忌讳谈钱的,据《宋书》本传载,陶渊明很明确地“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归隐也得有一定的本钱。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里说过,到彭泽去当县令,就是想弄点“公田之利”来喝酒,说法比较风雅,而不讳言过日子要花钱。然而他同疏广一样,也不打算给子女留下多少钱——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钱,想通这样的道理就显得更为必要。
其实,在陶渊明之前,西晋诗人张协已先写过一首咏二疏的《咏史》诗:“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蔼蔼东门外,群公祖二疏。朱轩曜京城,供帐临长衢。达人知止足,遗荣忽如无。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行人为陨涕,贤哉此丈夫!挥金乐当年,岁暮不留储。顾谓四座宾,多财为累愚。清风激万代,名与天壤俱。咄此蝉冕客,君绅宜见书。”张协也是根据《问书·疏广传》加以敷衍,他也关注到“多财为累愚”这样的道理,内容与陶诗大同小异;但二者之间尚有细微的差别。一是张诗多有教训别人的气味,与陶渊明的读书得间、与古人共鸣有所不同;二是张诗大抵平均使用力量,完全按史传材料敷衍,看不出独特的心得和立言的重点。当然,张协是很优秀的诗人,其人被钟嵘的《诗品》列入上品,称为“旷代之高手”,他这首诗曾被收入萧统的《文选》,但其水平离陶渊明的《咏二疏》尚有一定的差距。
和凝的《江城子》共有五首,是一组完整的组词,内容相连,叙述一位女子与情人夜间约会相见的整个过程,从第一首“排红烛,待潘郎”到第五首“天已明”,写出这位女子含娇、含恨、含笑、含情、含愁的一个等待恋人时特有的心态流程,表现出她对恋人的一片痴情。因为它“章法清晰”,所以被人誉为“联章之祖”,又称“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所谓“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指的应该并不是“托美人以写情,指落花而自喻”,而应该是采用组词这种特别的方式,叙述了一件完整的情事过程。这属于和凝的首创,所以称祖。
《江城子·帐里鸳鸯交颈情》为最后一首,写女子与情人相会情景,两情相投不觉时间太快,“恨鸡声,天已明”,郎君走时又约会期,留下了袅袅余音。
这首小令是怀古之作,写绍兴福王府遗址的衰败,充满繁华消歇,不胜今昔之感。其表现方法是借景抒情。但曲中并无对景物的精致刻画,也不脱离景物直抒胸臆,而是情随景生,情景紧密结合,句句写景都将作者的联想、幻觉、想象、思考熔铸其中。
全曲运用了三组镜头的特写。第一组特写是起首两句,为府邸的总体印象。一目了然的是遍地沙砾,蒺藜丛生,间杂着开花的野菜。据景实录,光写下“蒺藜沙,野菜花”也无甚不可,但作者显然想得更多更远。他耳边仿佛回荡着当年王府寻欢作乐、宴乐升平的歌吹声,眼前闪现着王公和宫女遍身罗绮、珠光宝气的身影。作者将追想与现实叠合在一起,以“梦断”“香馀”作为两者的维系。“梦”是不用说了,盛衰一瞬,繁华成空,确实就像梦境那样无凭。“香”呢,野菜花倒是有那么一点,将这点微香作为“罗绮”的馀泽,看来就是府中人化为黄土后留给后世的唯一贡献。这一组特写用句内对比的手法,繁华豪奢的昔景使残败荒芜的现状显得更为触目惊心。
第二组特写是中间三句,铺叙了王府园内乱云、老树、夕阳、燕、蛙等现存的景物。这些景物本身是中性的,并非福王府所特有,然而作者在述及时一一加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主观色彩的注入,一是通过刻意的组合,让景物所具有的苍凉共性在互相映衬中得以凸现,如“乱云老树夕阳下”之句。而更主要的是通过化用典故来实现,这就是关于燕子和青蛙的第四、五两句。“燕”与“王谢家”的关系,经过刘禹锡《乌衣巷》诗句的渲染,已是妇孺皆知。这里劝“燕休寻”,将园内燕子的忙碌穿梭故意说成是有意识的怀旧,悲剧气氛就更为浓烈。“怒煞些鸣蛙”则化用《韩非子》所载“怒蛙”的典故:越王勾践出行望见怒蛙当道,不禁从车上起立,扶着车前的横木向它们致敬,因为“蛙有气如此,可无为式(榜样)乎”!在作者看来,如今青蛙气鼓鼓地怒鸣,是为了“恨兴亡”的缘故。这一组特写,正是借景抒情。
第三组特写为六、七两句,着笔于福王府建筑物的遗迹。作品选取“铺锦池”“流杯亭”为代表。此两处当为王府旧日的游赏胜所,但其名也有渊源。据《开成录》:“(唐)文宗论德宗奢靡云:闻得禁中老宫人,每引泉先于池底铺锦,王建《宫词》曰‘鱼藻宫中锁翠娥,先皇行处不曾过。只今池底休铺锦,菱角鸡头积渐多’是也。”据欧阳修《跋流杯亭侍宴诗》,唐武则天曾在汝州温泉别宫建流杯亭。亭以“流杯”命名,显然是王府内“曲水流觞”的作乐需要。如今池里是“荒甃”,亭上是“破瓦”,可见昔日富丽堂皇的府第与园苑,到此时只剩了一堆废墟。这一组特写,更带有“当地风光”的性征。
作者将“游越福王府”的所见不厌其详地分成三组表现,可以解释为他惆怅、伤感、愤懑的步步深化。这一切印象的叠加与感情的郁积,便结出了末句的呐喊:“何处也繁华?”这一句既似发问也似回答,盛衰无常、荒淫失国的感慨俱在其中。
这首小令涉及历史主题,曲调沉郁顿挫,与乔吉其他作品清丽婉美的特点有很大差异。这也体现了乔吉对历史兴替的无限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