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年号为诗题，虽然是受到韩愈《永贞行》的启发，但这首诗实是效法杜甫。不过，杜甫那些以诗歌记时事，深刻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诗作，基本上是写实，而这首诗则把理想和现实紧紧结合起来，为北宋中叶的变法改革唱了一曲颂歌，因而是一篇富于理想色彩的史诗。
全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开头两句，歌颂元丰年间（1078—1085）风调雨顺的气象：“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雨风。”元丰年间风调雨顺是客观事实。反对新法的范纯仁也曾写道：“赖睿明之在上兮，常十雨而五风。”（《喜雪赋》）相传周公辅政时，天下太平，岁无荒年，曾出现过这样的奇迹（见《盐铁论·水旱》）。古人认为政有德，则阴阳调、风雨顺。这种说法虽然不科学，但却寄托着古人对于理想政治的赞美之意。“五风十雨”之数为加倍形容之词，故王充曾说：“言其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褒之也。风雨虽适，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数。”（《论衡·是应篇》）王安石化用这个典故入诗，也是持赞扬的态度。从全篇来分析，“五风十雨”还是新法的象征。新法所至，如东风吹拂，时雨润苗，万物得所，百姓太平。这从下文的描写中可以看出。
第二部分是中间四句，歌颂元丰五谷丰衍、物产精美的盛况。“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写旱田作物长势喜人，且播种面积极为广大。“麦行”就是麦垄。“千里”状其遥远。“不见土”形容麦苗稠密茂盛。“连山没云”即无边无际、远与天齐之意，不单指延伸得很远的山丘。如此广大的原野都种满了黍麦，秋后的粮食就会使家给人足，国无饥谨。“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干挂梁梠”，写水田作物花色品种增加，且农田管理比较省力。“稌”是糯稻，产量低，一般用以酿造美酒。由于连年丰收，粮食有余，故能多种糯稻，多酿美酒。此句与下文“百钱可得酒斗许”暗相呼应。“龙骨”句上承“十雨五风”而来。因为风雨顺适，所以抗旱用的龙骨水车也就长年沾不到水滴，被挂在梁上檐下，任其赋闲。农民不用为灌溉操劳，也就乐得轻松了。他们出其余力，经营副业。“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两句，把江南鱼米之乡的富庶和农民生活的美好，渲染得令人神往。鲥鱼、荻笋原是佐酒佳肴，欧阳修《离峡州后回寄元珍表臣》诗说：“获笋鲥鱼方有味，恨无佳客共杯盘”。以下几句便以酒事承接上文。
第三部分是最后八句，歌颂元丰时人民的幸福生活。先总写农村的欢乐气氛：“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社日是古代春、秋两季祭祀土神的日子。四邻互相招邀，带上酒肉、社糕，搭棚于树下，先祭土神，然后会餐。社日击鼓，唐诗中就有描写。刘禹锡《秋日送客至潜水驿》：“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便是一例。由于连年丰收，酒肉便宜易得，所以人们不用等到社日，同样可以聚会欢饮，击鼓自娱。诗中总写以后，再分写青年人与老年人各自的快乐。南国水乡，本来就有男女青年在花前月下踏歌起舞的风俗，大熟之年，更为这种古老的风俗增添了欢声喜气。“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不仅描绘了青年们纵情欢乐的情景，而且还写出了他们美滋滋、乐陶陶的内心世界。“但道”，意思是只用一句话来表达。“快乐无所苦”，即一切美满如意。言外之意是说，这些青年的爱情、婚姻生活也是十分甜蜜的。乡村老农淳朴率真，爱说爱笑。此时丰收在望，心里越想越美，一肚子的开心话总想找个地方说说。“老翁堑水西南流”四句，生动地勾画了老人坐船进城寻亲访友的快乐和对于生活心满意足的情态。
王安石与多数宋代诗人一样，喜欢以学问为诗，但他能够把渊博的学问纵横役使，入手而化，因此又不会显得掉书袋。这是一种很高的艺术素养。这首诗虽然有其现实基础，但整篇的构思和命意却从《礼记》中来。《礼记·礼运篇》描绘先王的大顺之治说：“用民必顺，故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这首诗第一部分写天从人愿，慷慨助顺，仁风惠雨，略不失时，即“天不爱其道”之意；第二部分写满山遍野，庄稼弥望，江河沼泽，产物无穷，即“地不爱其宝”之意；第三部分写美酒易得，鼓声长闻，青年欢舞，老人嬉游，即“人不爱其情”之意。诗中未援引《礼运》篇上的片言只语，而其内容与《礼运》篇所描绘的大顺之治丝丝入扣，十分契合。杨万里曾称黄庭坚写诗“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诚斋集》卷一一四《诗话》）这首诗则正好相反，是“备用古人意而不用其语”。这样做，不仅可以避免书卷气，而且还可以收到言浅意深，味外有味的艺术效果。
反变法派刘述等曾上书宋神宗：“陛下欲致治如唐、虞，而安石操管、商权诈之术。”（《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王安石罢相以后，继续受到攻击，因此他身虽闲居，外示平淡，内心实系念新法，忧思深切。他的《元丰行示德逢》旨在宣传新法的成效，而这首诗则进一步指出，元丰朝国富民安的景象已经使唐、虞的盛世复现于当时，新法完全符合尧、舜致治安民之道。他把《礼记》上记载的大顺境界写进了富于江南水乡特色的农村丰乐图中，使得这首史诗不仅护住了他自己，而且还替新法抹上了神圣的光彩。以此歌颂新法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歌颂宋神宗有“修礼达义，体信达顺”之功，就有堂堂正正、理直气壮之势了。
《天仙子·好在软绡红泪积》况味颇有拟古之风，遣词造句古朴雅致却不见笨拙，只识真意境，收篇一句更为点睛之作，含婉深细。词句叙说相思离情别绪，依三个层次进行描述：
首二句说菱丝碧。谓漏痕斜罥，指上面草字行行，犹如菱蔓斜挂。又谓软绡红泪，指上面凝聚泪痕，仍依稀可见。这是对于来书的描述。好在说明感情不变，温爱依旧。因为有实物见证，软绡下留下红泪。这时第一层意思。
中间三句说玉关秋。谓于秋尽之时，在玉关接到来书。用古钗脚写成的书信。
古钗与上面的漏痕，指草书，亦指泪痕。如果说漏痕斜罥的菱丝碧为专指，那么，古钗封寄当是泛指。表示出征关塞，接获兰闺锦字。这是由个别到一般的推广。以下两个三言短句，就一个“秋”字，加以引申，将天下这征人、思妇所造成的两地相望，重会无期的局面，展示出来。这是第二层意思。
最后的“不信鸳鸯头不白”，以“不信，不；信，一定”的模式，表示虽遥隔千里，但始终坚信，将相守终老。其所信守，与“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孟郊《列女操》）一样决绝。这是全篇的总结。
三个层次的铺排，其中心意思，即所谓作书寄远者也。征人思妇，相思念远，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题材。《昭代词选》辑录纳兰此词，副题为“古意”，表明是一种仿古之作。乃复制品，并非原创。当不一定来真的，未必有真感情在，比如王国维所说，“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不一定用心，用生命书写，或者歌咏。也许只是一种游戏文字。并且因为用典，以故事说故事，亦很难相信就是自身的体验。但其将个别推向一般，却更加带有普遍意义。未可等闲视之。
词开头两句用典可谓十分恰当，以浑朴古拙之笔写妻子寄来的轻纱，浅叙白描，却不失情真意切，深致动人。首句用一锦城官妓灼灼之典，《丽情集》中说：“灼灼，锦城官妓也，善舞《柘枝》，能歌《水调》，御史裴质与之善。后裴召还，灼灼以软绡聚红泪为寄。”此处软绡，饱含款款相思之情。“古钗封寄玉关秋”亦用古钗之典，深切委婉地表达了归乡之思，表达了他对爱妻的深情思念。而结句犹显含婉深细，“不信鸳鸯头不白”，是反用李商隐的《代赠》中“鸳鸯可羡头俱白”，也有欧阳修《荷花赋》中句子：“已见双鱼能比目，应笑鸳鸯会白头”，亦是“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之意。
这首诗写战国时期贤士郭隗有幸受到燕昭王的礼遇，体现了作者对开明盛世的向往、对先贤丰功伟绩的追慕、对自己生不逢时的感慨，反映了古今仁人志士的普遍遭际。全诗运用借古讽今的手法，语言质朴，情感深沉。
全诗的主旨落在开头两句：“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这两句抒发了自己生不逢时、壮志未酬的感慨，表明诗人的不得志，非己无才，实乃生不逢时。这包含着诗人的无限悲愤和辛酸，概括了封建时代许多有才智之士的共同悲剧。因为生不逢时，所以更加渴望明主，更加仰慕前贤。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昭王想招揽天下贤士报齐国之仇，首先为郭隗改建了宫馆，并且像对待老师那样地尊敬他。因此诗中说：“隗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这两句体现了诗人对盛世的向往，对古代贤人丰功伟绩的追慕。
这首诗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充满着对社会政治、人生命运等一系列问题的观点和思考。此诗之所以能对后来的中国读者产生强烈的美学吸引力，靠的是文学历史的背景。它借古讽今，情感深沉，被看成令人信服的朴质风格，是中国诗歌中最重要的摹拟格式之一，即不是模仿行动和外界，而是模仿内在的情感状态。历史的联想使得这些情感成为正统的、极其严肃的情感，而不是纯个人关注的细微情感。此诗的创作可以说是诗人提倡的“兴寄”“风骨”理论的一次重要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