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首四句忆昔，叙述绿珠初进石家并倍受石崇的怜爱；次四句指出绿珠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最后四句，紧承前诗，叙写绿珠的惨死，语言中充满悲愤。全诗虽咏绿珠，实则借以抒发诗人对其侍婢窈娘的爱恋和对武承嗣的怨愤。诗分三节，每四句一节，意随韵转，语调慷慨激昂，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前四句叙述绿珠入金谷园，得到石崇宠爱的情事。像石崇这样的巨富，出于对声伎的爱好，“明珠十斛买娉婷”本是常事；但在这里，着意表现的并非其一掷千金的豪举，而是石崇对自己的重视和赏爱。

　　“此日”二句，将一个普通下层歌女的可娉可爱，由外表到内心，都加以生动展现。这两句分别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男女双方对爱情遇合的热烈感情。复沓的句式加强了感情的表达。君怜我而我亦感君，正是日后以身相殉的感情基础。

　　中间四句叙写权豪势力横加压迫，强取豪夺。先说石崇对自己闺中的声伎并不秘藏，常将歌妓舞女的才艺展示给外人观赏。而这，正成了致祸的直接根由，招致了“骄矜势力”的横加干求索要。这里用“意气雄豪”“骄矜势力”“非分理”“横相干”等一系列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揭示出权豪势力的骄矜自得、专横无理、气焰熏天的丑恶凶暴面目。表面上指孙秀，实际上指当权的武承嗣，字里行间，充满了强烈的怨愤之情。

　　最后四句，写绿珠不忍辞石崇而去，决心以身相殉。 两用“君”字，如面对石崇哀愤呼告。接着用“终不忍”一笔兜转，展示出内心万难割舍的深情。尽管不忍离去，却又无法违抗，只能空自掩面饮泣，泪湿铅粉而已。去既不忍，留亦无法，只有以身相殉。

　　末二句是绿珠坠楼前的内心独白，是誓死忠于爱情、反抗强暴的宣示。“百年离别”，即使最相爱的情侣之间，也终有离别之时，但这离别却因横暴势力的“相干”不得不“在高楼”演出这极惨烈的一幕，却是惊心动魄的悲剧。既然不能百年相守，只能“一旦红颜为君尽”，用死来表明对所爱者的忠贞，对横暴势力的反抗了。“百年”与“一旦”鲜明对照，将誓死相殉的感情表现得更加强烈。这个结尾，是全诗感情的结穴和高度凝聚，沉痛愤激，直截决绝。

　　此诗的开头就写少妇在闺离愁思远人，忽得来信，报道丈夫仍滞留交河之北。其实不必一定要信来，信也不会由春燕捎来，春燕从南边海上归来也不可能带来极北的交河的信，这些都是虚拟，甚至是不合理的虚拟，只是借以画出闺离思妇“愿为双鸟泛离洲”的遐想而已。诗的场景是在少妇的闺房，全诗充满渲染闺房里的景况和闺离独处的哀怨；并以想象离的征夫的处境“君边云拥青丝骑”、“晓吹员管随落花”和眼前闺离的光景对照，点染出少妇的魂驰塞外。日暮（日将歇）以后，明月高照，兰堂之离，帘箔帷幄上触眼是象征恩爱的“同心结”、“连枝锦”；这些予人以温馨感的饰物在度日为年的漫漫长夜的刻漏声离，对“灯烛荧荧照孤寝”的人构成了喜与悲的极大反差。这一切都是由于迢遥的空间的睽隔，从距离又转念，纵使有使节往来，顶多也能为心上人剪制一个相思枕以寄怀想而已。接着“摘尽庭兰”，又重申远别忧伤之意，《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一首，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心终老”的咏叹，藉着记忆，人们立即能体会到思妇的幽怨之情，只有以泪洗面，任红巾染满氤氲的泪渍了。结以“愿作阳台一段云”，如神女行云似地以梦相随，更把思恋之情推到了极致。全篇有人有景又有心情刻画，倍极缠绵悱恻。

　　明人胡应麟认为此诗有初唐格调，大概是因为初唐诗人写闺怨的诗极多，如王勃亦有《捣衣》，沈佺期有《独不见》、《杂诗三首》其三（“闻道黄龙戍”）等，但初唐诗人的闺怨诗虽沿袭了梁、陈诗风的绮丽，却少反复叮咛的绵密情致。情致不至，作家本人投入的就不多，所沿袭的绮丽的诗风就更加突出。李白这篇虽也绮丽有余，却刻写真切，层层深入，情景交错，经得起唱叹，因此在绮丽离别有丰满和蕴蓄；而且抒情离以刻画人物的叙事为首架，上追汉魏人的乐府风骨。其实和初唐人的闺怨诗是大有区别的。结句的怨而不怒，更具有传统诗评的所谓“风人之旨”，与沈佺期《独不见》之类的徒诉哀怨有很大不同。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

　　这首《楚狂接舆歌》，始见于《论语·微子》。后来司马迁写《史记》，将其录入《孔子世家》中，“谏”下增一“兮”字，“追”下增一“也”字。另外，在《庄子·人间世》中，也有一首同名的歌，系敷衍《论语》中的这一首而成，增至二十八句。“楚狂”，是楚国佯狂的一位隐士；“接舆”，原义为迎着孔子坐的车，并非“楚狂”的名字。《庄子》中将“接舆”定为楚狂的名字，其实是一种误解。先秦典籍中提到“楚狂”的著作甚多，《庄子》中除《人间世》外，又见于《逍遥游》、《应帝王》。又《杨子》、屈原《九章·涉江》等也都涉及。至晋代，皇甫谧作《高士传》，始称其姓陆名通，不见其载籍依据，当系杜撰。

　　全歌六句，计分三个层次。开头两句为第一层次。是对孔子的讽刺。凤鸟是传说中的祥瑞之鸟，只在政治清明时才会出现。孔子曾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此以“凤鸟”指孔子。“德之衰”，是说美好的品德愈来愈少，品德修养愈来愈差，凤鸟不像凤鸟，孔子不像孔子了。凤鸟本该在政治清明时出现，而现 在世道昏乱时竟然也出现了，以此讽刺孔子到处奔走、求为世用的不合时宜的所作所为。疑问副词“何”字的运用，更增强了对孔子的作为表示怀疑与否定的分量。中间两句为第二层次，是对孔子的规劝。“往者”句说，已经过去的事情已无法劝阻；“来者”句说，未来的事情还来得及防范、避免，是要孔子知错改过、避乱隐居的意思。两句合起来，重点落在后一句上，与成语“亡羊补牢，犹为未晚”的意思正好相当。最后两句为第三层次，是对孔子的警告。“已而”是劝孔子别再一意孤行，相当于今人所说的“算了吧”、“罢休吧”。什么原因呢？“今之从政者殆而”，这虽是泛说当今从政的人处境险恶，又是专门唱给孔子听的，主要用意还在于警喻、提醒孔子。

　　从歌词大意中不难体察到歌者的出世思想。因为有了这首《接舆歌》，“楚狂”、“接舆”成了后世佯狂避世的一个典型。后世文人常自比“楚狂”、“接舆”，以表示自己的隐居不仕或放诞不羁，如:“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高歌一曲垂鞭去，尽日无人识楚狂”（吴融《灵宝县西测井》），“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世随渔父醉，身效接舆狂”（韦庄《和郑拾遗秋日感事一百韵》），等等。《论语》中说，孔子听了这首歌，下车去，准备和楚狂交谈，楚狂赶快避开，孔子没有谈成。从不同的处世态度来说，两人即使交谈了，也是不可能谈到一起去的。孔子周游列国，备尝艰难险阻，道不得行，“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而并不退缩、后悔，正是有鉴于天下无道，希望力挽狂澜。正如他所表白的：“天下有道，丘不易也。”（杨伯峻《论语译注》的译文为：“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会同你们一道来从事改革了。”）《楚狂接舆歌》主要表现的是抒情主人公楚狂的出世狂者的形象，同时，也让读者想见站在他对面的一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与命运抗争的积极入世的强者形象——孔子。这大概也是《论语》、《史记》中记载楚狂故事的一点用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