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第九回,书中写道长安城外泾河岸边有两个贤人,一位是渔翁张稍,一位是樵夫李定。一日,他们在长安城里卖了鱼和柴,便进入酒馆之中吃了个半醉,徐步而归。二人以对诗的形式,夸赞渔樵生涯。这首词,是他们对诗的第六首,是樵夫李定所唱。
渔翁张稍和樵夫李定,是两位隐于渔樵的幽人雅士,因为现实社会的黑暗,统治阶级的腐败,他们宁可去捕鱼打柴,也不肯去同流合污。他们在诗词中反复赞美渔樵生涯,以此与名利场中做对比,来反衬现实的黑暗。这首词,在迫求”随心快”、“殊自在”、“无挂碍”、“无利害”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在对渔樵隐逸生活歌颂、赞美,甚至是美化的同时,还对历史的兴亡、朝代的更替表明了他们的态度,“不管人间兴与败”,在这历史虚无感的后面,是对现实社会的彻底否定。
《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介绍李衍:“善画竹,青绿设色师李颇。人争欲得之,求者日踵门不厌。画竹二百年来,用意精深,无如之者。后使交趾,深入竹乡,于竹之形色情状,辨析精到。”故宫博物院藏有他的画竹,不易见,但这首曲子却能使读者想见其作品的风神。
该篇题为“息斋画竹”,作者却并不直接评说竹子画得如何如何,而是先巧妙地用了两则传说的典故:一是东汉仙人费长房,掷青竹杖化龙事。作者将画上的竹子比为“神龙蜕形”,可见竹姿的劲健和生动。二是凤凰食竹事。“丹山”是凤凰的巢穴,凤凰非竹实不食,如今受到画竹的诱惑而飞来“栖庭”,可知李衍所作的是一幅壁画。“神龙”、“彩凤”,对仗工整,妙在前者是画竹本身的暗喻,后者则是作者观画后的奇特联想。这两句用的都是神话传说,作者引为感受,实是赞美李衍绘出了非人境所有的仙作。
三、四两句,进一步细绘画面的内容。李衍的这幅竹子,中间夹杂着新竹,竹尖从“粉箨”中抽出,而竹下还点缀着苔藓。画竹画出壳皮上的细粉已是够绝的了,更何况是那样鲜活,仿佛一阵风吹来还会扬起它的清香;苔色深苍,调色自亦不易,而奇在画上的苍苔还让人产生“冷”的感觉,似乎刚刚经受过一番雨水的洗刷。这两句充分调动了艺术审美的联想,综合了形、色、香、觉的感官享受,将“息斋画竹”的外象和气质重现得栩栩如生。要不是作者加一句“栖仙翁笔底春生”,人们恐怕会错以为是一丛真竹子呢。
末两句显示了“息斋画竹”的总体效果。李衍画在壁上的这幅杰作,犹如在庭院中栽上了一片翠竹,宜月宜酒,使人仿佛置身于潇湘一带的自然美景之中。这两句富于诗情画意,用明月阑珊、酒意瞢腾、潇湘缥缈这种种充溢着朦胧美的意境作为借衬,展现出画作娟美的风神。全篇未出“画竹”二字,却句句不离题面;不下文字断语,却用一系列形象代替,作出了最好说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诗起首作者言自己虽然居住在人世间,但并无世俗的交往来打扰。为何处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烦恼?因为“心远地自偏”,只要内心能远远地摆脱世俗的束缚,那么即使处于喧闹的环境里,也如同居于僻静之地。陶渊明早岁满怀建功立业的理想,几度出仕正是为了要实现匡时济世的抱负。但当他看到“真风告逝,大为斯兴”,官场风波险恶,世俗伪诈污蚀,整个社会腐败黑暗,于是便选择了洁身自好、守道固穷的道路,隐居田园,躬耕自资。“结庐在人境”四句,就是写他精神上在摆脱了世俗环境的干扰之后所产生的感受。所谓“心远”,即心不念名利之场,情不系权贵之门,绝进弃世,超尘脱俗。由于此四句托意高妙,寄情深远,因此前人激赏其“词彩精拔”。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中的“心远”是远离官场,更进一步说,是远离尘俗,超凡脱俗。 [4] 排斥了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探询作者在什么地方建立人生的基点,这就牵涉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它既包含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又深化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的,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直接面对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
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出来,诗就变成论文了。所以作者只是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诗人在自己的庭园中随意地采摘菊花,偶然间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相会。“悠然见南山”,按古汉语法则,既可解为“悠然地见到南山”,亦可解为“见到悠然的南山”。所以,这“悠然”不仅属于人,也属于山,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高远。在那一刻,似乎有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一起奏出,融为一支轻盈的乐曲。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四句叙写诗人归隐之后精神世界和自然景物浑然契合的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东篱边随便采菊,偶然间抬头见到南山。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峰间缭绕,飞鸟结伴而还。诗人从南山美景中联想到自己的归隐,从中悟出了返朴归真的哲理。飞鸟朝去夕回,山林乃其归宿;自己屡次离家出仕,最后还得回归田园,田园也为己之归宿。诗人在《归去来兮辞》中曾这样写道:“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他以云、鸟自喻,云之无心出岫,恰似自己无意于仕而仕;鸟之倦飞知还,正像本人厌恶官场而隐。本诗中“飞鸟相与还”两句,与《归去来兮辞》中“鸟倦飞而知还”两句,其寓意实为同一。
“采菊东篱下”四句,古人对此评价甚高。张戒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景物在目前,而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到,此味不可及也。”那么,张戒所说的“味”是什么呢?为何说“此味不可及”呢?我们知道,陶诗不尚藻饰,不事雕琢,明白如话,朴素自然,故前人常用“平淡”两字以概其诗风。但陶诗之平淡乃从“组丽”中来,是平而有趣,淡而有味。这种貌似平淡实则醇美的特色,实为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非常人所知,亦非常人所能。张戒所说的“味”,当是陶诗醇美的韵味。此种韵味之所以“不可及”,原因固然众多。我们撇开文学修养、艺术才能等条件,可以说这种韵味只有像陶渊明那种不愿随俗浮沉,不肯汩泥扬波的诗人才能写出,也即只有寄心于远、心境“至闲至静”者才能写出。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末两句,诗人言自己的从大自然的美景中领悟到了人生的意趣,表露了纯洁自然的恬淡心情。诗里的“此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此时此地(秋夕篱边),也可理解为整个田园生活。所谓“忘言”,实是说恬美安闲的田园生活才是自己真正的人生,而这种人生的乐趣,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也无需叙说。这充分体现了诗人安贫乐贱、励志守节的高尚品德。 这两句说的是这里边有人生的真义,想辨别出来,却忘了怎样用语言表达。“忘言”通俗地说,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至情言语即无声”,这里强调一个“真”字,指出辞官归隐乃是人生的真谛。
此诗主要描摹诗人弃官归隐田园后的悠然自得心态,体现出陶渊明决心摒弃浑浊的世俗功名后回归自然,陶醉在自然界中,乃至步入“得意忘言”境界的人生态度和生命体验。此诗以“心远”纲领全篇,并分三层揭示“心远”的内涵。首四句写身居“人境”而精神超脱世俗的虚静忘世态。中四句写静观周围景物而沉浸自然韵致的物化忘我心态。最后两句又深进一层,写“心”在物我浑化中体验到了难以言传的生命真谛此诗意境从虚静忘世,到物化忘我,再到得意忘言,层层推进,是陶渊明归隐后适意自然人生哲学和返璞归真诗歌风格最深邃、最充分的体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首诗就是陶渊明“以物观物”所创造的“无我之境”的代表作。
此曲以“晚秋”作题,描写送别时的伤感。晚秋本身有一种凄凉萧瑟的气氛,更加快衬出伤感离别之痛,反映出作者与洛神失之交臂的无限痛苦。
运用典故闪示意象而不加详述,从而启动读者的经验和联想,是古代文学作品常用的表意手法。文章开头连用陈王罗袜、学士琵琶两个典故,开篇点题。接着又用“泪酒”和“秋花”两个意象,来加强文章的伤情色彩。面对漂泊天涯的处境,只能酒泪齐下,有着无限的哀思。挥手自此去,天涯两地人,加上作品中着意突出深秋的肃杀,收到令人了黯然神伤的效果。
从曲子起首两句的两则典故来看,内容都同异性之间的萍水相逢有关,这种邂逅引出了一段动情的故事,然而其悲剧性正在于情缘的昙花一现。诗人已明知“梦断”,却依然禁不住“情伤”,可见他的一往情深,这种注定无法再现的情梦,便为全曲定下了一种惆怅与失落的基调。值得一提的是,曹植的《洛神赋》记称“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虽未说明具体的时日,但赋中有“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语,可知他与洛神的相遇正值秋季;而白居易《琵琶行》,则明言“枫叶荻花秋瑟瑟”、“唯见江心秋月白”。这两个典故都符合“晚秋”的题面,在本作中恐怕不是偶然的。这样一来,“又见西风换年华”,既是作者的真切感受,又与前述的典故照应相合,就更觉意味深长了。
在秋天的悲凉气氛中,作者又以苦酒与残花为陪衬,叙出了自己“天一涯”的漂泊现实。一场情梦本就无凭,再加上时间的暌隔(“又见西风换年华”)与空间的距离(“行人天一涯”),就使人倍觉不堪了。作品的每一句都不啻为一声叹喟,诗人将这种种内容纳于“晚秋”的题目之下,其处境与心境的悲凄,就是呼之欲出的了。
此曲的主要艺术特色是大量引用前人离别伤感的诗句,来表现作者的离愁别绪,堪称一首写离别的佳作。文章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全文写离别却无一“离”字,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