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词的上阙描写送别的场景，雨过水涨，绿柳岸边。虽然燕语笙歌，依依留恋，但流波催棹，故人终将要离去；词的下阙作者的思绪追随友人扁舟，想象着沿岸风景，远行于千里之外。他远远望见都城和宫殿，带去了无限寄思。结韵一笔折回，抒发难舍之情。全词构造情境，有空灵清杳之美；而抒发情感，则婉若游龙之自如。

　　词的上阙描写送别情景。起头两韵，点出送别的环境气氛：经过一番狂风暴雨的冲洗之后，春色已归，绿意丰盈，沿江种植的杨柳更是呈现幽暗深绿。这里的柳色是词人即目所见之景，它之所以被浓墨重彩地突出描写，就在于这个场景与离情别绪之间有着早已被确定的因缘，为下文倾诉离愁作好了意象的铺垫和气氛的渲染。

　　词的下阙将那被提起又遭到延宕的别情，完全直接地倾泻出来。词人的精神世界里，早已先于东去的行人遨游而去。在他的想像中，小舟经过黄陵山，那里有供奉着娥皇、女英的祠庙，他隐约听到这两位水神曲韵泠冷、曲音幽苦的奏瑟之声，心中惨然不乐。“为谁情苦”，问得十分委婉。这里作者巧妙地借用湘娥的哀婉动人的传说，表达自己内心的哀怨愁苦。这愁苦既包含作者对友人离去的伤感，又包含作者对个人身世命运的伤感。舟行迅捷，来到千里之外的东吴已是暮春。在宽阔而无波浪的长江上，行舟安稳地向前驶去。转眼间就到了京城临安，远远地就可以望见京都的宫殿。此处一“望”一“舞”，临安的皇城气象毕见。“前度”一韵，化用前人诗歌典故，暗指他终于回到故地；此处借用刘禹锡再返京师赋诗之典，明写友人返回临安之事，暗示他对国都的怀恋。词人正值壮年，虽雄心依然，但壮志难申，故而愁绪满怀。结韵“愁为倩，么弦诉”，复转回到离愁的主题。

　　这首词借为友人的送别，一方面描写对友人的深情挚意，另一方面表达“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抒发个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念之情。此词在写景上采用虚实相辅的手法，既写眼见之实景，又写想见之“虚景”，并且在写景中寓寄作者之情，使得情与景有机地融汇于一体；在抒情上又将各种复杂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既有对友人的关切与惜别之情，又有对个人内心愁苦的抒发与寄托。

　　这首词的上片写词人自金陵移舟东下沿江所见及夜深梦醒之哀绪；下片写词人面对北固山感事伤时、忧国如焚之壮烈情怀。此词赋陈其事，从行船出发开始，一路逶迤写来，渐入佳境，曲折委婉与顿宕豪放处，疏密相间，美不胜收，其美学魅力来自作者对心灵的真实描摹。在思想上，这首词则继承南宋词人的传统，借写景咏爱国情怀，表达对时事的悲愤。

　　词在起调处，以“泊秦淮雨霁”一句把读者引入词境。欲写江行，却写泊舟未写北固，先写秦淮。此句前，供人想象的是雨中秦淮河上的旖旎风光；此句后，立即以“又镫火，送归船”二句转入江行的画面，而句中的“灯火”两字则点出词题中的“晚”。下面更以一个表示时间的“正”字领起六句景语，把此时进入视野的岸边景与江上景、天空景与地面景、远景与近景、动景与静景，尽收入词篇之中。

　　此六句词，即眼前景色，融入杜甫诗“归云拥树失山村”（《返照》）、“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及姜夔词“波心荡、冷月无声”（《扬州慢·淮左名都》）诸句意境，构成一卷景象万千的秋江夜行图。六句中，初曰“云昏”，继曰“星垂”，再曰“暝色浮天”，加之以“夜潮骤起”“月影荡江”对江上的夜景句句点染，层层勾勒，境界因之全出。而在物象的组合上，在丛树与幕云间着一“拥”字，在繁星与平野间着一“垂”字，在瞑色与长天间着一“浮”字，在月影与大江间着一“荡”字，也都是托出境界的点睛之笔。其“晕波心”句中的一个“圆”字，更被陈廷焯在《词则·大雅集》中赞为“警绝”。歇拍“梦醒”两句则从写舟外所见转而写舟内所闻，以“楚些（《楚辞》中《招魂》句尾语助用“些”不用“兮”，洪兴祖补注云：“凡禁咒句尾皆称些，乃楚人旧俗。”）”“哀弦”显示入耳的音调之悲凉，对下片感时事而兴悲的愈转愈沉痛的词情，起了引发和过渡作用。

　　换头两句中，“婵娟”与上片中的“月影”相呼应，“愁眠”与上片中的“梦醒”相承接。此两句融合了上述姜夔“冷月无声”句及张继《枫桥夜泊》诗“江枫渔火对愁眠”句而自成意境。下面“往事”七句则自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诗“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等句化出，意在托历史往事以抒发其对时事的悲慨。作者之“往事恨难捐”者，非一己之事、身世之恨，而乃人世间兴衰之往事、清王朝没落之深恨。其所以“看莽莽南徐，苍苍北固”而发为“如此山川”之感叹，固因望中的南徐、北固在其过此前不久竟曾为外敌所攻占，正如萨都剌在《满江红·金陵怀古》词中所说，“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了。其“钩连，更无铁锁，任排空、樯橹自回旋”云云，当然既非对江景的一般描写，也非对历史的一般回顾，而是有的放矢，以古喻今，指出在腐朽无能的清廷统治下，面对列强坚利的炮舰，已无江防可言，只有任侵略军的舰艇在长江上激浪排空，自由回旋，终于陈兵南京城下，迫订了南京条约，而此条约之丧权辱国，与三国时吴末帝孙皓之“一片降幡出石头”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此三句词中，一个“更”字、一个“任”字，情见乎辞，感概系之，字里行间潜藏了对当前时事的深切悲愤。最后，作者以“寂寞鱼龙睡稳，伤心付与秋烟”两句宕开词笔，结束全篇。上句出杜甫《秋兴八首》之四“鱼龙寂寞秋江冷”，既是写秋江深夜的景象之冷寂，再一次点词题中的“晚过”，也是以此一含有喻示性的意象，引人生发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而清廷上下仍文恬武嬉、沉睡未醒的联想。下句则把前面所表达的“哀”“愁”“恨”再归结为“伤心”两字，而面对沉沉夜色、浩浩秋江，此一片“伤心”之情既匪言可，也无处陈说，只有将其付与夜幕中、江水上的迷濛缥缈的秋烟。此一结拍，思入杳茫，寄慨无穷，在篇外留下了袅袅不尽之音。

　　其一

　　第一首写移居求友的初衷，邻里过往的快乐。吟味全诗，每四句是一个层次。

　　前四句：“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追溯往事，以“昔”字领起，将移居和求友联系起来，因事见意，重在“乐”字。古人迷信，移居选宅先卜算，问凶吉，宅地吉利才移居，凶险则不移居。但也有如古谚所云：“非宅是卜，惟邻是卜。”（《左传·昭公三年》）移居者不在乎宅地之吉凶，而在乎邻里之善恶。诗人用其意，表明自己早就向往南村，卜宅不为风水吉利，而为求友共乐。三、四两句，补足卜居的心情。诗人听说南村多有本心质素的人，很愿意和他们一同度日，共处晨夕。陶渊明生活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的时代，对充满虚伪、机诈、钻营、倾轧的社会风气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拨乱反正，只能洁身自好，归隐田园，躬耕自给。卜居求友，不趋炎附势，不祈福求显，唯择善者为邻，正是诗人清高情志和内在人格的表现。

　　中间四句：“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由卜居初衷写到如愿移居，是诗意的转折和深化。兹役，指移居搬家这件事。“弊庐”，破旧的房屋，这里指简陋的新居。诗人再次表明，说移居南村的愿望早就有了，终于实现的时候。其欣欣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又说，只要有好邻居，好朋友，房子小一点不要紧，只要能遮蔽一张床一条席子就可以了，不必一定求其宽敞。不求华堂广厦，唯求邻里共度晨夕，弊庐虽小，乐在其中，诗人旷达不群的胸襟，物外之乐的情趣不言而喻。在对住房的追求上，古往今来，不少有识之士都表现出高远的精神境界。孔子打算到东方少数民族地区居住，有人对他说：那地方太简陋，孔子答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杜甫流寓成都，茅屋为秋风所破，愁苦中仍然热切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推己及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刘禹锡为陋室作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铭》）其鄙视官场的卑污与腐败，追求高洁的品德与志趣，在审美气质上，和陶渊明这首诗有相通的一面。

　　最后四句：“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具体描写得友之乐。邻曲，即邻居。在义熙七年（411年）所作《与殷晋安别》诗中，诗人说：“去年家南里，薄作少时邻。”可知殷晋安（即前所说殷景仁）当时曾与诗人为邻。诗中所说的友人，多是读书人，交谈的内容自然不同于和农民“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限于农事（见《归园田居》），而带着读书人的特点和爱好。他们一起回忆往事，无拘无束，毫无保留地交心，他们一起欣赏奇文，共同分析疑难的文义，畅游学海，追求精神上的交流。诗人创作《移居二首》时，正值四十六、七岁的中年时代。这是人生在各方面均臻成熟的时期。中年的妙趣和魅力，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而且也愿意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和读陶渊明归田以后其它作品一样，《移居二首》给人的感受是鲜明而强烈的：诗人厌恶黑暗污浊的社会，鄙视丑恶虚伪的官场，但他并不厌弃人生。在对农村田园、亲人朋友的真挚爱恋中，他找到了生活的快乐，生命的归宿，心灵的慰安和休息。高蹈、洒脱而又热爱人生，恋念人生，独特而亲切的情调，情趣与理趣共辉，陶渊明其人其诗的魅力，首先来自对人生与自然的诗意般的热爱和把握。

　　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向来以朴素平淡、自然真率见称。这种独特的风格，正是诗人质性自然的个性的外化。从这首诗来看，所写移居情事，原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但在诗人笔下款款写来，读者却感到亲切有味。所用的语言，平常如口语，温和高妙，看似浅显，然嚼之味醇，思之情真，悟之意远。如写移居如愿以偿：“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纯然日常口语，直抒人生见解。“何必”二字，率直中见深曲，映出时人普遍追名逐利的心态，矫矫脱俗，高风亮节，如松间白鹤，天际鸿鹄。又如诗人写和谐坦诚的邻里友谊，仅以“时时来”出之，可谓笔墨省净，引人遐想。欣赏奇文，状以“共”字，分析疑义，状以“相与”，均是传神笔墨。如果奇文自赏，疑义自析，也无不可，却于情味锐减，更无法深化移居之乐的主题。而“共”与“相与”前后相续则热烈抗言之情态呼之欲出，使“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成为绝妙的诗句，赢得千古读者的激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评陶渊明《止酒》诗云：“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余反复味之，然后知渊明用意……故坐止于树荫之下，则广厦华堂吾何羡焉。步止于荜门之里，则朝市深利吾何趋焉。好味止于噉园葵，则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欢止于戏稚子，则燕歌赵舞吾何乐焉。”要达到这种心境和生活，是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和痛苦的人生体验，才能对人生有睿智的领悟的，正如包孕万汇的江海，汪洋恣肆，波涛澎湃之后而臻于平静。陶诗看似寻常，却又令人在低吟回味之中感到一种特殊的魅力——“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等。读者读着这样的诗句，往昔对生活中一些困惑不解的矛盾，也许会在感悟诗意的同时豁然开朗，得到解释，以坦然旷达的胸怀面对万花筒般的人生。陶诗淡而有味，外质内秀，似俗实雅的韵致，在《移居》一诗中也得到生动地体现。

　　其二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这是一首怀古之作。此诗首句点明题意，说明所怀古迹的具体内容；二、三两句分写战士还家、越王勾践还宫的情况；结句突然一转，说过去曾经存在过的一切如今所剩下的只是几只鹧鸪在飞。全诗通过昔时的繁盛和眼前的凄凉的对比，表现人事变化和盛衰无常的主题。

　　“越王勾践破吴归”句点明题意，说明所怀古迹的具体内容。在吴越兴亡史中，以越王“十年生聚”卧薪尝胆的事件最为著名。诗中却没有去追述这个为人热衷的题材，而是换了一个角度，以“归”统领全诗，来写灭吴后班师回朝的越王及其将士。

　　接下一句是对回师那个欢悦气氛的描绘。诗中只抓住一点，写了战士的锦衣还故乡，可留给人们想象的却是一个浩大的，热闹非凡的场面：旌旗如林，锣鼓喧天，勾践置酒文台之上，大宴群臣，满脸得意而又显赫的光辉。举城到处可见受了赏赐，脱去铠甲，穿着锦衣的战士，二十年的耻辱，一朝终于洗净，胜利的欢欣与胜利的沉醉同时流露出来。一个“尽”字，便暗示了越王以后的生活图景。果然，王宫里开始回荡起歌功颂德的乐曲伴以柔曼的舞姿，越王左右美女如云，缤纷落绎，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二、三两句是诗人在越国历史画卷中有意摄取的两个镜头，浓缩了越国称霸一方后的繁盛、威风，其中更有深味可嚼。昔日，吴败越后，越王采纳大夫文种的建议，把苎萝山女子西施献于吴王，于是迷恋声色的吴王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终日轻歌曼舞，纵情享乐，对世仇越国不再防范，使得越军趁势攻入，最后亡国自尽。

　　吴国灭亡的道理越王哪里不知，可他如今走的又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当年忍辱负重，卧薪尝胆，食不加肉，衣不纹饰，精励图治的英雄本色，随着良辰美景，江山在握都丢得干干净净了。那么这样的繁盛又会存在多久呢？至于越国的命运，诗人不去写了，一切道理已尽在不言之中，而是急转一笔，写了眼前的景色：几只鹧鸪在荒草蔓生的故都废墟上，旁若无人的飞来飞去，好不寂寞凄凉。这一句写人事的变化，盛衰的无常，以慨叹出之。过去的统治者莫不希望他们的富贵荣华是子孙万世之业，而诗篇却如实地指出了这种希望的破灭，这就是它的积极意义。

　　诗篇将昔时的繁盛和今日的凄凉，通过具体的景物，作了鲜明的对比，使读者感受特别深切。一般地说，直接描写某种环境，是比较难于突出的，而通过对比，则获致的效果往往能够大大地加强。所以，通过热闹的场面来描写凄凉，就更觉凄凉之可叹。如此诗前面所写过去的繁华与后面所写现在的冷落，对照极为强烈，前面写得愈着力，后面转得也就愈有力。

　　为了充分地表达主题思想，诗人对这篇诗的艺术结构也作出了不同于一般七绝的安排。一般的七绝，转折点都安排在第三句里，而它的前三句却一气直下，直到第四句才突然转到反面，就显得格外有力量，有神采。这种写法，不是笔力雄健的诗人，是难以挥洒自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