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不是通常的悲秋情调，而是当前的时令景色表现了北宋沦亡、中原丧乱的时代气氛。“惨结秋阴”，这秋季惨淡的阴云四布于寒空，也笼罩了作者悲凉的心头。“凄望眼，征鸿几字，暮投沙碛”。这三句既是深秋时分的江头情景，也是借雁自喻，也就是以北雁南飞暗喻自己此时的去国离乡，仓皇南渡。“沙碛”二字，暗含满眼荒寒。“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南北”，这两句词用唐崔颢《黄鹤楼》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愁。”“迷”字点出心境，此时词人目断心迷，南北莫辨，有茫然无适之感。上片末两句化自王维《汉江临泛》诗“山色有无中”，和秦观《泗州东城晚望》诗“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但词中“遥山”之“青”加以“寒”字，变成了“寒青”，这也是望眼凄迷所致吧。回望淮水诸山，告别中原，词人无限依恋的情意，溢于言表。
下片抒情，就以“放笔为直干”的写法，抒发作者国难当前时的忧虑之情。“天涯路，江上客。肠欲断，头应白。空搔首兴叹，暮年离拆。”建炎元年，赵鼎不过四十三岁，正委以重任，就白了头发。这是因为去年汴京失守，二帝蒙尘；当前家人分别，南北暌隔，再加上时局艰危，前途未卜，这些不能不使他肠断而头白了。“须信道”两句有两个衬字，按照词律，这两句是七字句，则“须”字（或“道”字）和“奈”字是衬字。此词下片极言亡国之恨无穷，根本不是借酒消愁所能消除得了，除非万里长江的滚滚洪流入酒杯，满怀积闷或许可以冲洗一番。结句把郁结心头的国家民族之深忧，同眼前滔滔不绝的长江合为一个整体，令人感到这种忧愁直如长江一样浩荡无涯，无可遏止。作者的爱国热情和满腔积郁不平之气，也于此尽情流露出来了。
全文上片写景，极写南渡路途凄惨。下片抒情，就以“放笔为直干”的写法，抒发作者国难当前时的忧虑之情。
此诗前两句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后两句诗人紧承前语，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全诗以浅近通俗的语言，生动质朴的比喻，率直地表示亡国之恨，字字咬牙，句句切齿，有颠倒乾坤，截断众流之气魄。
第一、二句作者为了表现胸中的“愁和“恨”，不是采取怒发冲冠式的直接表露，而是借物寓怀，以一种环境衬托的比喻手法，巧妙地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这里的“山”“树”，不仅指自然的“山”“树”，更寓意元兵占领的一片浑浊世界。山、树本可使人赏心悦目，然而在亡国遗民眼中，只能勾起无限的愁和恨。
第三、四句紧承一、二句，诗人设想，如果眼前的山和树能够隔断秋月的光明，照我就不照他，照他就不照我，使我和他“不共一处”。这样以含蓄的手法，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诗人虽未明言同谁“不共一处”，不过，从诗人所写“无处堪挥泪”（《书文山卷后》），“我愁无地可耕渔”（见《宋遗民录》）等句，则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灭宋的元代统治者，使诗人陷入“无处”“无地”的厄运，所以诗人在月色如银的秋夜，迸发出的愁恨，不能仅仅看作是个人的恩怨。确切地说，全诗乃是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誓欲隔断明亮的秋月，虽然想隔断秋月的光明，事实上却是不可能的，但诗人不愿与元代新贵们“共一处”，其态度之坚决，气节之坚贞，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
前人评谢翱诗曰：“所作歌诗，其称小，其指大，其辞隐，其意显，有风人之余，类唐人之卓卓者。”（《谢翱传》）此诗即可见诗人风格之一斑。
这首颂诗先写西周为天命所归及古公亶父（太王）经营岐山、打退昆夷的情况，再写王季的继续发展和他的德行，最后重点描述了文王伐密、灭崇的事迹和武功。这些事件，是周部族得以发展、得以灭商建国的重大事件，太王、王季、文王，都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对周部族的发展和周王朝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作者极力地赞美他们，歌颂他们，字里行间充溢着深厚的爱部族、爱祖先的思想感情。全诗八章，有四章叙写了文王，说明是以文王的功业为重点的。
全诗八章，章十二句。内容丰富，气魄宏大。前四章重点写太王，后四章写文王，俨然是一部周部族的周原创业史。
首章先从周太王得天眷顾、迁岐立国写起。周人原先是一个游牧民族，居于今陕西、甘肃接境一带。传说从后稷开始，做了帝尧的农师，始以农桑为业，并初步建国，以邰（今陕西武功一带）为都（见《大雅·生民》）。到了第四代公刘之时，又举族迁往豳（邠）地（今陕西旬邑一带），行地宜，务耕种。开荒定居，部族更加兴旺和发展（见《大雅·公刘》）。第十三代（依《史记·周本纪》）为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因受戎狄之侵、昆夷之扰，又迁居于岐山下之周原（今陕西岐山一带），开荒垦田，营建宫室，修造城郭，革除戎俗，发展农业，使周部族日益强大（见《大雅·緜》）。此章说是天命所使，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尊天和尊祖的契合，正是周人“君权神授”思想的表现。
第二章具体描述了太王在周原开辟与经营的情景。连用四组排比语句，选用八个动词，罗列了八种植物，极其生动形象地表现太王创业的艰辛和气魄的豪迈。最后还点明：太王赶走了昆夷，娶了佳偶（指太姜），使国家更加强大。
第三章又写太王立业，王季继承，既合天命，又扩大了周部族的福祉，并进一步奄有四方。其中，特别强调“帝作封作对，自大伯王季”。太王有三子：太伯、虞仲和季历（即王季）。太王爱季历，太伯、虞仲相让，因此王季的继立，是应天命、顺父心、友兄弟的表现。写太伯是虚，写王季是实。但“夹写太伯，从王季一面写友爱，而太伯之德自见”（方玉润《诗经原始》），既是夹叙法，亦是推原法，作者的艺术用心，是值得深入体味的。
第四章集中描述了王季的德音。说他“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比大邦，克顺克比”，充分表现了他的圣明睿智，为王至宜。其中，用“帝度其心，貊其德音”，以突出其尊贵的地位和煊赫的名声；而“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说明了王季的德泽流长，又为以下各章写文王而做了自然的过渡。
《皇矣》在《大雅·文王之什》，当然重点是在歌颂和赞美文王。因而此诗从第五章起，就集中描述文王的功业了。
第五章先写上天对文王的教导：“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即要文王勇往直前，面对现实，先占据有利的形势。虽不言密人侵入和文王怎么去做，但其紧张的气氛已充分显示了出来。接着作者指出“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一场激烈的战争势在难免了。密人“侵阮阻共”，意欲侵略周国，文王当机立断，“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并强调，这是“笃于周祜”、“对于天下”的正义行动。
第六章写双方的战斗形势进一步发展。密人“侵自阮疆，陟我高冈”，已经进入境内了。文王对密人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并在“岐之阳”、“渭之将”安扎营寨，严正对敌。写出情况十分严峻，使读者如临其境。
第七章写战前的情景，主要是上天对文王的教导，要他“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就是不要疾言厉色，而要从容镇定；不要光凭武器硬拼，而要注意策略。要“顺帝之则”、“询尔仇方，同尔兄弟”，即按照上天意志，联合起同盟和兄弟之国，然后再“以尔钩援，与尔临冲”，去进攻崇国的城池。崇国当时也是周国的强敌，上言密，此言崇，实兼而有之，互文见义。
最后一章是写伐密灭崇战争具体情景。周国用它“闲闲”、“茀茀”的临车、冲车，攻破了崇国“言言”、“仡仡”的城墙，“是伐是肆”，“执讯”、“攸馘”，“是致是附”、“是绝是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从而“四方无以拂”，四方邦国再没有敢抗拒周国的了。这些内容表现了周从一个小部族逐渐发展壮大，依靠的绝对不是后世所歌颂的单纯的所谓礼乐教化，而主要是通过不断的武力征伐，扩张疆域，从而获得了灭商的实力。
由此可见，《皇矣》在叙述这段历史过程时是有顺序、有重点地描述的。全诗中，既有历史过程的叙述，又有历史人物的塑造，还有战争场面的描绘，内容繁富，规模宏阔，笔力遒劲，条理分明。所叙述的内容，虽然时间的跨度很大，但由于作者精心的结构和安排，却又显得非常紧密和完整。特别是夸张词语、重叠词语、人物语言和排比句式的交错使用，章次、语气的自然舒缓，更增强此诗的生动性、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