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净洗铛”，虽然是说做好烹调的准备，其实这正是做事或修养身心时虔诚、认真态度的体现。煮肉如此，做一切事情，均须如此。读者可以从这小心翼翼的“净洗铛”中，窥见到苏轼平时修养身心之严谨、真诚。“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水放得不多不少，火要不大不小，这样煨炖，才能将肉烹得又烂又有滋味。苏轼告诉我们，具体实践中，每个环节都要做得稳妥，仔细，来不得半点马虎。透过这一丝不苟的准备与实际操作，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烹调本身，而是与对待人生、修炼自身的一种兢兢业业的精神了。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不时他自美”。煮猪肉，只要方法得当，缓缓煨炖，到了时候，它自然滋味醇厚，美不可言。这两句，说的是煮肉，而当我们联想到人生的时候，不是正好发现，它切中了那种急功近利的社会人生弊端吗？人生的成熟感悟，是需要时间的。好大喜功、气浮心躁，得到的可能有一时“战果”，其实是失败的结局。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人生的精彩往往就在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像猪肉这司空见惯的食物，人们并不觉得里边有什么奥秘可寻；像炖煮猪肉这样的家常之事，人们也容易忽略探讨其中精益求精的可能性。苏轼的叹息，除了猪肉本身之外，另有一种可供联想的可惜之意——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种种事物时，或不肯，或不愿意去深入了解并挖掘其潜力。读者应该从他的叹息中，理解猪肉之情以外的深意——真善美就在我们每日每时的生活当中，发现、创造美，乃是我们大有潜力可挖的人生使命与快乐。联想到苏轼在以上所举《答毕仲举书》里把吃猪肉比为修养身心的象征，将那虚无缥缈的（佛学）“龙肉”之类的玄谈加以屏弃的哲理思考，我们或许能更深层理解“黄州好猪肉”这四句诗歌的另一番味道。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正因为对亲自创造的烹调艺术，十分满意，所以作者竟吃了“两碗”。“两碗”，不但写出了胃口的满不，更写出了心灵的惬意。作者仿佛早就料到了他人的议论与惊诧，他风趣地说，我吃猪肉，腹满心惬，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外界对我的褒贬，尽可至之度外。了解佛学的读者，知道佛家最讲“心安”，强调看轻外物（包括他人的议论）、重视内心的安定，因此，可以说，东坡的这一“饱得自家君莫管”之平淡结尾，其实是展现了他的佛学修养，蕴涵了深刻的人生感悟的。
值得说明的是，在吟《猪肉颂》之时，苏轼并没有对他的“猪肉观”的人生思考做刻意的诠释、解说，而全在一片笔墨神行之间，有意无意透露着他的佛学修养与对佛学的借鉴、改造，这一点是需要补充说明的。
苏轼此诗题的《猪肉颂》三字中，看似滑稽，实际是在幽默中蕴涵了严肃的主题的。作者的颂，当然包括了在味觉方面的享受，对自身的烹调创新方面的自得；但是当我们了解了苏东坡当时的艰难处境时，就会在诗人享受味觉美味后面，朦胧看到一个不屈的灵魂，一个在为人处世方面，永远追求更高远深刻的情味的，将日常生活与理性思考方面达到“知行合一”理想的哲人。尤其是作者将烹调艺术与人生超越的理想有机结合为一体，为我们所做出了典范——猪肉，是猪肉本身，又象是别的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