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用“东西南北水”“三百九十桥”写出了苏州城市的独特景观：水多、桥多，而且红栏绿波相映，十分美丽。再加上杨柳多、鸳鸯多更使锦上添花。这首诗字词清秀，风格淡雅，与《钱塘湖春行》一样，都是诗人描写苏杭美景的名篇。
莺声欲动，冰面初消融，正是春天将临的迹象，扣题中“正月三日”，而从黄鹂巷说到乌鹊河，则已有闲行之意。两句都是信口道来，心到笔到，不加雕琢，两个“欲”字犯重，前一个还不合平仄，懒懒散散，正是闲适之意。三四句写闲行所见。 “绿浪” “红栏”，色彩已觉鲜艳喜人，何况更有“东西南北”之广、“三百九十”之多，一路慢慢看来，赏心悦目之意更不待言。虽只是写“闲行”之意，却觉得仿佛春天已在眼前。两句互相对仗，却用的是自对句，“南西南北”自对，“三百九十”也是自对，既工整，又活泼。“十”字平仄又误，则是不以辞害意了。
前四句只是写闲行，写正月初三日，写春天欲来未来之际。五六句，鸳鸯成对嬉戏，杨柳低垂，却分明已是春天。才说春天欲到，谁知已经到了。诗人惊喜之下，不禁自问：春天是什么时候来的，猛一想，原来就是这两天到的，正月初一，一年之始，正是一春之始。想到来得这么快，不知不觉。“双双翅”“万万条”，写得风情毕现，春意尽出，而末二句自问，惊喜之意，更是溢于言表。
这首诗体现了典型的白居易诗风，语言平易浅近，清新自然，用白描手法精心摄入，而且具有“诗史”的意义，具有经典的价值，说其乃白居易的代表作，应该是当得起的。
这首诗前四句描绘出一幅战争连绵未断、民生哀声遍野的景致，写出了国运艰难，人民疾苦。接着四句承上启下，揭示出最严重的时弊和人民疾苦的真正根源，流露出诗人对庶官的谴责，对民生艰难的忧愤。接着八句称赞友人见识卓绝、正直无私，实则揭示封建官吏“盗贼本王臣”的罪恶本质。末四句写诗人用友谊来勉励友人要为民谋福，友情与忧国忧民之情糅合一体，寄予美好的祝福。
首段以八句为序，前四句为第一层，勾勒出一幅战火不断、百姓疾苦的画面，突显国家命运的艰难，着重关注人民的苦难。十载战乱，连绵不绝，沉重的赋税和劳役，令人民痛苦不堪，哀鸣声遍及乡野。这层描绘了时局中人民所承受的痛楚。然而，这场战争乃是捍卫统一的正义之战，因此尽管人民受苦，诗人并未过多谴责战争，而是真实地呈现，为下一层写作铺垫。随后四句组成第二层，揭示了严重的弊端和人民疾苦的真正源头：“庶官务割哀，不暇忧反侧”。这指出了最根本的弊端，描绘了贪官污吏的残酷行径，无视人民生死，恣意索取，苛捐杂税成风，导致百姓不安。诗人对庶官的谴责，对人民生计的愤怒，情感深厚，“贤者贵为德”与“庶官务割哀”构成鲜明对照，从而为上文提供了支撑，也为下文的展开作铺垫。。
中间八句为第二段。“韦生富春秋，洞彻有清识。操持纲纪地，喜见朱丝直。”诗人赞颂友人智慧博学，洞悉事理，身为地方官员，喜欢看到清正的政策执行。“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剖析了权贵滥权的丑陋，表现出诗人对友人的认可，期望他能整治弊政。而“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二句，则展示了诗人推崇的政治理念，呼吁先铲除害群之马，以拯救国家的弊病。这段文字通过表彰友人的品德和智慧，转而呼唤他为改革政风、扶正祸乱的重任，凸显了诗人希冀友人能够斩草除根、治理腐化的决心。
最终四句归入第三节，融为一体：“挥泪临大江”，仿佛大江奔流之势，诗人的泪水涓涓而下。“高天意凄恻”，宛如高远的苍穹，蕴含着深沉的凄楚情感。这表达了诗人的深切关怀，如同天地广阔一般，贯穿全篇的情感得以更加充分地展示。同时，这挥泪之情，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离情，更包含着对时局的忧虑和国家的兴衰。“行行树佳政，慰我深相忆”写出了诗人利用友谊来勉励对方，希望韦讽此去不断的为人民做点好事。把诗人的友情和忧国优民之情糅合一体，水乳难分、似漆如胶。
其二
第一、二句人指出，即使是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他们的诗篇也有历史局限性。
第三、四句诗人呼唤创新意识，希望诗歌写作要有时代精神和个性特点，大胆创新，反对演习守旧。
世人常常用这句诗来赞美人才辈出，或表示一代新人替换旧人，或新一代的崛起，就如滚滚长江，无法阻拦。
此反映了作者诗歌创作贵在创新的主张。他认为诗歌随时代不断发展，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也应求新求变，并非只有古人的作品才是最好的，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的诗人。写出了后人继承前人。本诗虽语言直白，但寓意深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句表达了文学创作随着时代变化发展的主题思想与中心。
赵翼论诗提倡创新，反对机械模式。他通过对诗家李白、杜甫成就的回顾，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各个时代都有其标领风骚的人物，不必为古人是从。诗歌也应随着时代不断发展。
其三
这是一首作者表白自己的艺术主张的诗。指出文艺批评应提倡有独到的见解，不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评论诗词的好坏优劣，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哪个，而不能像文坛艺苑中的某些人一样，心口雌黄。马克思哲学认为，要做到独具慧眼，深刻地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一是必须在实践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而是必须善于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实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发展。
前二句点出在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这时 需要的是独具慧眼，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当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学养和阅历，成为“高人”。
后二句作一形象的比喻，用矮人看戏作比，矮人看戏时被前边的人挡住目光，哪里能看到戏台上的场景?戏散大家一起谈起来时，只能是附和人家的说法。这就好比我们自己对“艺苑”的看法，如果自己学力浅薄，不能“独具只眼”，那就只能“随人说短长”了，这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行为作者是坚决反对的。
这首诗继承以诗歌体裁论诗歌的传统，见解卓异，说理畅达。全诗看似佶手拈来、随手而出，但却具有极为精辟深刻的理论内涵。李白、杜甫被称为诗中仙圣，在唐代即受到推崇，如韩愈在仕由逝世时才3岁，后来他熟读李杜诗篇，作有《调张籍》一诗，其中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等语，可谓敬佩得五体投地。而后世特别是明清两代，对李杜的崇拜更是前所未有，并且普遍地认为诗自唐以来诗道不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人还提出从《诗经》以来每况愈下、自宋元以来无诗之论，这种看法在明清诗歌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
诗人开篇即总论概述了这一普遍现象，以李杜为代表指出了他们的诗作固然光耀千秋，流传万古，其崇高地位与普及程度已是脸炙人家传户诵。接下来却陡然转笔，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另外的弊端：熟极而流，不仅令人觉得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新意，而且还隐隐含有这一现象在某一程度上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新之意，其见解之深刻，笔触之辛辣，思虑之周到，足以发人深省。前两句并非真足在贬低李杜，而是为下文略作铺垫而已，以下即转入主题的抒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