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反映了柳永的反叛性格，也带来了他人生路上一大波折。据传说，柳永善作俗词，而宋仁宗颇好雅词。有一次，宋仁宗临轩放榜时想起柳永这首词中那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就说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就这样黜落了他。从此，柳永便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而长期地流连于坊曲之间、花柳丛中寻找生活的方向、精神的寄托。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考科举求功名，他并不满足于登进士第，而是把夺取殿试头名状元作为目标。落榜只认为“偶然”，“见遗”只说是“暂”，由此可见柳永狂傲自负的性格。他自称“明代遗贤”是讽刺仁宗朝号称清明盛世，却不能做到“野无遗贤”。但既然已落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风云际会”，施展抱负是封建时代士子的奋斗目标，既然“未遂风云便”，理想落空了，于是他就转向了另一个极端，“暂不恣狂荡”，表示要无拘无束地过那种为一般封建士人所不齿的流连坊曲的狂荡生活。“偎红倚翠”、“浅斟低唱”，是对“狂荡”的具体说明。柳永这样写，是恃才负气的表现，也是表示抗暂的一种方式。科举落第，使他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只有以极端对极端才能求得平衡。所以，他故意要造成惊世骇俗的效果以保持自己心理上的优势。柳永的“狂荡”之中仍然有着严肃的一面，狂荡以傲世，严肃以自律，这才是“才子词人”、“白衣卿相”的真面目。柳永把他内心深处的矛盾想法抒写出来，说明落第这件事情给他带来了多么深重的苦恼和多么烦杂的困扰，也说明他为了摆脱这种苦恼和困扰曾经进行了多么痛苦的挣扎。写到最后，柳永得出结论：“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谓青春短暂，怎忍虚掷，为“浮名”而牺牲赏心乐事。所以，只要快乐就行，“浮名”算不了什么。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诗从叙事起，说明作诗的缘由和地点。首句点出正逢首都北京“有事”之时。有何事？这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亲密的老朋友、越南党和国家的领袖胡志明，在谈到中国当时形势时说：“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不过，“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这件事了”，而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这段话的珍贵价值，在于廓清了人们各种各样的揣摩和猜测，确凿无误地提供了“这场斗争”的由来和现状发展的线索，为解读全诗找到诗人自述的第一手重要依据。
“正是神都有事时”读来有种急迫感，凸显标题的份量。“又来南国踏芳枝”读来有种春风拂面的暖意，又有柳暗花明的感觉。芳枝，喻指人民群众朝气蓬勃的笑脸。此时读者有所思：革命成功了吗？我们真的无忧无虑了吗？
“青松怒向苍天发”青字透着时光荏苒，祖国少年的情怀。松字透着高洁傲雪，松柏延年的节操。怒向苍天发，发人深省。此时读者有所动：被革命一个阶段之成功遮住视线，将失去革命意义。“败叶纷芳碧水之”败叶藏着多事之秋，动荡抉择的愁绪。碧水是指人民的力量。“碧水”取义于李白《望天门山》碧水东流至此回的诗句，是希望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主宰新形成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之”是指碧水滔滔流过的痕迹。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满”字极赞群众起来造反的踊跃和热烈，亿万人民身穿绿军装投入战斗的雄姿，高举红语录形成一片红海洋的场面，加上上下翻卷的无数面红旗，极为壮观。一个“走”字，再现了当时群众运动风驰电掣般的迅速发展。其形势如急风暴雨，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的。
但是，已经七十多岁的革命家毛泽东，此时虽然仍然具有从年轻时代开始一生奋斗追求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情壮志，但革命的挫折和失败、考验和锻炼，使他又具有了超人的历练和冷静。于是，诗人的感情在激荡澎湃之后急转直下，写下了令人难解的最后两句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这种抒写，既可以看做是风雨过后转为潇潇细雨的景物感怀，又为全诗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氛围。在诗情发展的脉络上，可以说是前面风雷激荡的心曲变奏。诗人凭阑在潇潇细雨中静听。静听什么？接着诗人又把这种静听引发出来、开展出去，想到全国人民此时此刻也在“有所思”。于是，诗人的静听和人民的所思，便成为此诗的“诗眼”，也自然成为解读此诗的关键所在。
诗人凭阑（栏）听雨，不禁让人想起岳飞在《满江红》词中那种“仰天长啸”的悲壮。不过毛泽东在诗中流露的，却是悲壮沉郁加忧患的特殊感情。这首诗反映了作者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的复杂心境。
梁启超的《读陆放翁集》作于他一八九九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出走日本期间，写的是读陆游诗集引起的感慨。这里所选的是其中一首。
诗的前两句从大处着笔，指出千百年来诗坛柔弱不振的总趋势。在这种柔媚纤弱的风气笼罩之下，那种刚健雄直的战斗性和勇于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也消亡了。所谓「兵魂销尽国魂空」是「靡靡风」最突出的表现。作者格外强调这一点，乃在为下两句蓄势，抹倒「诗界千年」，正是为了突出一人。「集中十九从军乐」指诗题给出的《陆放翁集》。在「兵魂销尽国魂空」的「千年」诗界，唯有陆游的诗集里，十分之九都是抒写卫国从军的渴望和欢慰的。所以末句「亘古男儿一放翁」，使足笔力推崇陆游是从古至今的诗人中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诗末梁启超自注云：「中国诗家无不言从军苦者，惟放翁则慕为国殇，至老不衰」，将诗意说得就更明确了。全诗写得极为概括凝练，雄直警策，这些都表现为「诗界千年」同「一放翁」的艺术对比所显示出的鲜明性。
梁启超格外推崇爱国主义和为国而战的「尚武精神」，他认为「中国人无尚武精神」，表现在诗里，则所谓「诗界千年靡靡风」，因而他倡导「诗界革命」，欲改造文学，振作民气，达到救国拯民的目的。这首诗可说是其发自心声之作。
首句“病来自是于春懒”。病了，自然是于春事就懒得管了。这“病”，也许是生理的，穷愁潦倒嘛，病也不新鲜。但古来病字多作忧患贫穷的同义词。人一穷困了，当然于春事也就勤快不了。自己于春事为懒，然而别院此时的笙歌，正响成一片。两两对照，何等鲜明。这不仅想起昔日的繁华、热闹都衰歇了，更伤心的是，既然主战派落到了如此地步，那个笙歌一片的别院，作为政治对立物，当然就是主和派了。自己这里既然是酒杯尘封，那么昔日的清客此时也都过到那边去了吧。当“下官歌舞转凄惶，剩得几支笛”都不得不作为货币而付作酬劳的时候，就不用谈什么歌舞了。歌妓云散，酒杯尘封，则无人上门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时唯一和以前一样的就只有杨花，对他是依旧是热情地沾衣扑面，没有因他这么穷病而嫌弃得远远地离开他。而且当作者正感到辛酸时，倒感到一如平时的杨花，反而因愤世俗之浇薄，似更故意的亲热了。这亲热，正表现在它“笑人情浅”。这一“笑”字，冷峻极。人们往往以水性杨花比喻薄情，他这里却认为杨花反而比人之情是更为深厚的。对轻薄的杨花，居然有不能承受之重的感慨，则这个世道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软如轻絮的杨花，在他手里却成了沉重的鞭挞。寄慨之深，不止翻案文章写得好而已。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