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首诗作者主要表达自己的复国之志，要遗民们坚持抗清，而不能隐居遁世，待到复国后，功成身退，才算得上有高尚的节操。此两首诗用典精当，对仗工稳，虽是次韵，却能不受束缚而挥洒自如。
此首在友情基础上，将个人交往拓展为历史责任。开头展现现实图景，侧耳听关塞，满耳是清人的胡笳，再也不见汉军所驾的战车在中原纵横驰奔，不免愁上心头，深为复国前途担心。但作者的信心是不死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夏朝少康仅有一成即方圆十里的土地，仍使夏朝再度中兴。作者自己虽如苍龙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仍要行风播雨；虽如老树已年深月久，一到春天，仍要怒放鲜花；他曾说“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复国大计就一定要坚持！这不仅是顾炎武的志愿，也是傅山的追求。有了这些顽强卓绝之士，何愁事业不成？
他在结尾满怀希望地想象“待得汉廷明诏近”，朝廷论功行赏，要封他们做大官，而他和傅山已功成身退，一起到五湖去寻舟垂钓、归隐林泉了。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
这是一首送别朋友的诗，全诗内容是诗人对朋友真挚情谊的表达，抒发的是惜别之情。
“秋在”“暮”字可以看出送行的时间是秋天的傍晚。“水清”，说明天晴气爽，“暮蝉”，黄昏的时候还有蝉在鸣叫。“洛阳”是诗人与狄宗亨惜别的地方，也就是今河南省洛阳市；“鸣皋”，狄宗亨要去的地方，在河南省嵩县东北，陆浑山之东有“鸣皋山”，相传有白鹤鸣其上，故名。又称九皋山，山麓有鸣皋镇。本句中的“树色”和“烟”是写景，暮色苍茫中洛阳“树色”依稀可辨，这是实写；在洛阳是看不到鸣皋的“烟”的，但与朋友惜别时，向朋友要去的地方望去，烟雾朦胧，这是虚写。
诗的后两句直抒情怀。“愁不尽”说明两人情谊非同一般和作者的依依不舍之情，后句侧重点是“空度”，他说，你走了我很惋惜无人与我做伴，只能白白度过这个凉风飒飒、气候宜人的秋天。这两句语意浅近，而诗人与狄宗亨的深厚情谊却表现得十分深刻，即所谓“意近而旨远”。
这首诗语言通俗流畅，含意隽永深沉，虽然只有四句，但却以情取景，借景抒情，委婉含蓄，意余言外。因为一首“七绝”只有二十八个字，表现的思想感情又较复杂，这也就难怪诗人惜墨如金，用一字而表现丰富的内容，如第二句以“烟”字概括说明想象中的鸣皋景物，第三句以“愁”字表现诗人对狄宗亨的感情之深，皆是妙笔。
发生于公元208年的赤壁大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人们登临赤壁，无一例外地会缅想起这段往事。这场大战是由东吴周瑜指挥而击败曹操的，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也还是在赞美周郎。到了元代，民间的三国故事流行，诸葛亮在大战中的神机妙算和丰功伟绩于是深入人心。
这支散曲便以诸葛亮为代表对象。作品的上片，从诸葛亮梁阳躬耕的出处说起，只在第三句凭着“笑谈间”三字，隐隐点出了赤壁大战的影子。“笑谈间汉鼎三分”，简短的一句便概括了诸葛亮建功立业的从容和游刃有余的才干。然而，第四句又滑回“梁阳烟雨”，可见诗人怀古的思绪，并不停留在赤壁战场，而是进入了人生思索的更深层次。在诗人看来，诸葛亮为“汉鼎三分”的努力是付出惨重代价的，使他再不能重回隐居的生活中去，他的出山得不偿失，是上了刘备的当了。“赚出”二字，用语偏激，言下有无穷的惋惜之意。这种从怀古的本景宕开一层的写法，显示了诗人心绪的联翩与感慨的深沉。
〔幺〕篇用一个“叹”字领起，揭开了诗人的感情世界。原来，他是在吊古，更是在伤今。以伤今的眼光吊古，怎能不为古人叹惋。扑面来阵阵的西风，眼前是滔滔的长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时豪杰安在。只不过在渔夫樵子的闲谈中传说着罢了。结局如此，那么诸葛亮何必要出山施展才干，建立功勋。还不如留在茅庐“抱膝”、“耕雨”好呢。这四句又只有“大江东去”四字同“赤壁怀古”隐隐关联，其余皆是脱羁的思绪。但前片着眼于历史，〔幺〕篇着眼于现况；前片的首句是诸葛亮的出处，〔幺〕篇的末句则是他的“了处”。前后既对比，又呼应，合在一起，便是借怀古以抒发对现实的感慨。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缅怀周瑜，这一支曲子缅怀诸葛亮，两者的宣泄方式不同，从“怀古”拉回到现实人生的径路却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