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描绘出诗人端凝庄重的性格。首句一语双关，因“珍重芳姿”而致白昼掩门，既写诗人珍惜白海棠，又写诗人珍重自我，刻画出封建时代贵族少女的矜持心理。诗人用“手瓮”盛水亲自浇灌白海棠，亦是爱惜花儿，珍重自我的一种表现。
颔联“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使用倒装，即“秋阶洗出胭脂影，露砌招来冰雪魂”。海棠色白，故云“洗出胭脂影”：洗掉涂抹的胭脂而现出本色，这正是宝钗性爱雅淡，不爱艳装的自我写照。“露砌”和“秋阶”同指白海棠生长的环境。“冰雪魂”指白海棠精魂如冰雪般洁白，亦是宝钗自写身份。
颈联“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进一步描写白海棠的色彩、丰韵之美。上句承“胭脂”句发挥，谓白海棠一洗颜色，淡极更艳，颇合艺术辩证法，实写自我身份：安分随时，藏愚守拙，而更显淑女之端庄凝重。下句承“冰雪”句开掘，谓白海棠清洁自励，宁静自安，岂如多愁之玉，留下瘢痕。“愁多”句应是以宝黛之多愁善感反衬自己的宁静娴雅。
尾联“欲偿白帝凭清洁，不语婷婷日又昏”，“白帝”在此实指自然，全联的意思是说：白海棠愿以其清洁之身回报自然，她婷婷玉立，默然不语，迎来了又一个黄昏。这实际上是宝钗的内心独白和自我写照。“不语”一词可见宝钗的稳重，“凭清洁”之语更可见她自誉自信的心理状态。
此诗有意以白海棠关合自己，以花写人，反映出薛宝钗以稳重、端庄、淡雅、宁静、清洁自诩的内心世界。李纨评此诗第一，就是因为“这诗有身份”。
此篇写作者雪后游乾明寺并在寺中留宿的情景。首联写雪后山光耀眼的奇异感受和诗人至乾明寺赏雪的快意。颔联绘寺中雪景，表示对寺院有此美景的惊叹和爱赏。颈联表白诗人对至洁的白雪的呵护，以及雪后初晴，鸟雀欢鸣充满生机的景象带给诗人的喜悦心情。尾联写作者留连不返，寄宿僧榻，且待卧听融雪之声的情景。
首联写“雪后到乾明寺”。
温庭筠《侠客行》：“白马夜频惊，三更灞陵雪。”韦庄《和同年韦学士华下途中见寄》：“马惊门外山如活。”第一句即化用温庭筠、韦庄诗意，用“马亦惊”来烘托漫山皆雪，一片银色世界。一开头就给人造成强烈印象，起笔不凡。第二句以“阶前屐齿”写“到乾明寺”，以“我先行”，写他对雪景的酷爱——以先赏为快。
颔联写寺中雪景。岑参即有《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与苏诗“风花意境相仿。”出句写乾明寺也是“千树万树梨花开”，时正严冬，梨花不当开，故置一“误”字。对句写乾明寺月光照于上，雪光映于下，有如不夜城一般，彻夜通明，故说“云月长临不夜城”。
颈联抒发诗人对雪景的热爱，苏轼《西江月》：“可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未许”句，用法与此相同，这样至洁至净的银色世界，决不能让牛羊践踏，破坏她的纯洁。“且看”句，是想象雪晴之后，鸦雀戏弄于千树万树梨花间，尤其可人。
尾联写“遂宿”。前句写留宿乾明寺，后句申说留宿的目的是要欣赏大雪融化之景。雪大，融化时的雪水必多，流动时会发出声响。
全诗辞情明快，反映了虽在贬斥之中、处境艰危，但诗人热爱美好事物、热爱生活的情趣依然并不消减的乐观态度。
此诗算不上苏轼咏雪诗的最上乘，但也不像纪昀所批评的那徉“俗”、“拙”、“不成语”。（《纪评苏诗》卷二十一）这首诗少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写景很形象，如同置身于这一银色世界一样。二是感情真挚，特别是后四句，充分抒发了他对这一至净至洁的雪景的热爱，反映出他的生活情趣。由此表现出，他即使在被贬的地方，生活态度仍然是积极的，并不以个人的遭遇介怀。
王维是一位早熟的作家，少年时期就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诗篇。这首诗就是他十七岁时的作品。和他后来那些富于画意、构图设色非常讲究的山水诗不同，这首抒情小诗写得非常朴素。
此诗写出了游子的思乡怀亲之情。诗一开头便紧切题目，写异乡异土生活的孤独凄然，因而时时怀乡思人，遇到佳节良辰，思念倍加。接着诗一跃而写远在家乡的兄弟，按照重阳节的风俗而登高时，也在怀念自己。诗意反复跳跃，含蓄深沉，既朴素自然，又曲折有致。其中“每逢佳节倍思亲”更是千古名句。
“独在异乡为异客”，开篇一句写出了诗人在异乡的孤独之感。诗人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用了一个“独”、两个“异”字，可见诗人在外强烈的异地作客之感，在外越是孤独，诗人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就越强烈。在当时封建社会里，交通闭塞，人们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地域之间的往来较少，所以不同地方的人们在风土人情、生活习惯、语言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诗人离开生活多年的家乡到异地生活，自然感到陌生而孤单。诗人平淡地叙述自己身在异乡，但是其中却包含着诗人质朴的思想感情。
如果说平日里思乡之情可能不是感到那么强烈，那么，诗人“每逢佳节倍思亲”。“佳节”是亲人们团聚的日子，大家在一起畅谈欢笑，而现在呢，诗人只身客居异地，在代表团圆的节日里不禁想到了家乡里的人和事、山和水等诗人在家乡时的美好回忆，种种回忆触发诗人无限的思乡之情，并且越想越思念，以致于一发不可收拾。这句写得自然质朴，如娓娓道来，也写出了许多在外漂泊游子的真切感受，很具有代表性。
前两句，可以说是艺术创作的“直接法”。几乎不经任何迂回，而是直插核心，迅即形成高潮，出现警句。但这种写法往往使后两句难以为继，造成后劲不足。这首诗的后两句，如果顺着“佳节倍思亲”作直线式的延伸，就不免蛇足；转出新意而再形成新的高潮，也很难办到。作者采取另一种方式：紧接着感情的激流，出现一泓微波荡漾的湖面，看似平静，实则更加深沉。
“遥知兄弟登高处”，诗人从直抒胸臆，转笔写到自己对亲人团聚的联想，遥想兄弟们在重阳佳节登上高山，身上插着茱萸，该是多么的快乐。如果诗人单单是想到亲人们的欢乐，倒可以缓解诗人的思乡之情，但是，诗人在最后写到“遍插茱萸少一人”，原来诗人想到的不是欢乐，而是自己没有在家乡和亲人们欢度佳节，所以亲人在插茱萸时也会发现少了一个人，这样亲人们肯定会思念我的。这就曲折有致，出乎常情。而这种出乎常情之处，正是它的深厚处、新警处。杜甫的《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和这两句异曲同工，而王诗似乎更不着力。
平山堂位于扬州西北的大明寺侧，乃欧阳修于公元1048年（庆历八年）知扬州时所建。公元1079年（宋神宗元丰二年）四月，苏轼自徐州调知湖州，生平第三次经过平山堂。这时距苏轼和其恩师欧阳修最后一次见面已达九年，而欧阳修也已逝世八年。适逢自己政治处境艰难，苏轼为重游故地、缅怀恩师而作的这首词，自然会有抚今追昔的万千感慨。
词的上片写瞻仰欧词手迹而生的感慨。作者对他的恩师欧阳修怀有深挚的情谊，此刻置身于欧公所建的平山堂，自然思绪万千。“三过平山堂下”，是说自己此番已是第三次登临此堂了。此前，公元1071年（熙宁四年）他离京任杭州通判，熙宁七年由杭州移知密州，都曾途经扬州，来平山堂凭吊恩师。“半生弹指声中”，是作者抚今追昔，感慨岁月蹉跎、遭遇坎坷、人生如梦。
“十年不见老翁”，是说十年前作者曾与欧阳公欢聚，不料此次聚会竟成永诀，次年恩师就仙逝了。“壁上龙蛇飞动”，是说欧公虽早已仙去，但平山堂壁上仍刻有他亲书手迹，其中有他的词《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瞻仰壁间欧公遗草，只觉龙蛇飞动，令人发扬蹈厉。此句以景衬情，睹物思人，令人为人生无常而感慨万千，低徊不已。
词的下片写听唱欧词而生感慨，道出缅怀之情。“欲吊”、“仍歌”均用欧词原句，既重现当日欧公风流自赏之态，又有欧公手植杨柳、所题诗词仍留存世间，可堪告慰之意。作者由过平山堂睹物思人，想及欧阳恩师的某些事迹，感念他的恩德；又由自己的坎坷经历想到恩师的某些遭遇，因此，当他凭吊逝者，目睹平山堂前恩师手植的“欧公柳”，耳闻歌女演唱欧词，自然会生发万千感慨。白居易说：“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苏轼则比之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欧公仙逝了，固然一切皆空，而活在世上的人，又何尝不是在梦中，终归一切空无。不要轻言东坡消极，或许正是心怀此念，他才得以坦然面对纷至沓来的政治打击：人生既然不过虚幻，政治失意与挫折，算得什么呢？故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云：“‘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追进一层，唤醒痴愚不少。”
苏轼受佛家思想影响颇深，习惯用佛家的色空观念看待事物。白居易诗云“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苏轼则更进一步认识到“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这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偶然的感喟，其中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苏词中传达的这种独特的人生态度，是解读其作品的关键所在。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