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内容
《学记》全文共1229个字,其篇幅短小精悍,内容相当丰富、精辟、深刻,是中国先秦时期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学记》是以《大学》为其政治基础,以《中庸》为其哲学基础的。其内容涉及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师生关系、教师问题等方面。
《学记》专门对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学制、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原则方法等有关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做了比较系统而精辟的概括和理论上的阐述,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目的与作用
《学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一贯思想,把教育作为实施政治,进行社会管理的最有效手段,所以《学记》一开篇就用格言式的优美语言论述了教育的目的与作用。《学记》开篇指出,自古以来,凡是有作为的统治者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仅仅依靠发布政令、求贤就士等手段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统治者要想使百姓遵守社会秩序,形成良风美俗,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必须发展社会教化,通过社会教育手段,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自觉来实现。另外,人虽具有天生的善性,但是,不接受教育,不经过努力学习,就无法懂得道理,更不能遵守”王者”的法令。这就像一块美玉一样,质地虽美,但不经过仔细地雕琢,就不能成为美器,古代的帝王深谙此理,他们在建设国家,统治人民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发展教育,使其优先发展。
《学记》的作者以托古改制的方式,用格言式的精美语言阐发了教育在移风易俗和建国君民中的作用,强调了教育为社会政治服务的目的,从而把教育与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密切相联,尤其突出了教育的政治功能,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突出特色。
二、教育制度与内容
《学记》在强调教育的作用,阐明了教育目的的同时,规划了学校教育制度,提倡建立严格的学校考核制度。
首先,《学记》的作者规划了教育体系。他提议在不同的地方行政机构中建立不同等级的学校,在中央建立国立大学和小学以形成纵横交错的教育网络,塾、庠、序、学就是设在家、党、术、国的学校。这一提议对中国古代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极大,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并立的教育体制。其次,《学记》的作者提出了确立学年编制的设想。他主要谈到了大学的修业年限和时间安排。他把大学的教育划分为“小成”和“大成”两个阶段。“小成”阶段学习年限为七年四级,“大成”阶段为二年一级。这是古代学校教育中最早的关于年级制的设想。
《学记》提倡大学必须建立严格的成绩考核制度,平时的小考要经常进行,大的成绩考核要每隔一年进行一次,每次考核必须有明确的标准。大学每年都招收新生入学,大的成绩考核每隔一年进行一次:第一年考察学生”离经辨志”,即给经书析句分段的能力和学习志趣;第三年考察其是否“敬业乐群”;第五年考察其是否能够做到“博习亲师”;第七年考察其“论学取友”的能力,符合标准的,叫“小成”;再过二年即九年考察学生能否做到“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即对知识能融汇贯通,其思想和行为皆能坚实不移,符合标准的就叫“大成”。
《学记》指出,天子委派的政府官员或天子本人不到夏季大祭完毕,不要到学校里来视察和考核学生的学业成绩,以使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按自己的志趣从容地学习。这种天子视学制度后来被继承下来,成为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优良传统。
由此可见,《学记》所提倡确立的成绩考核制度具有循序渐进,智德并重的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重德重智的传统。
三、教育原则与方法
《学记》总结先秦以来教育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从指出问题为切入点,提出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应该采用的方法。
首先,《学记》指出当时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所谓“呻其占毕”就是教师只让学生大声朗读课文,而不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多其讯言”就是只烦琐地提问,一味地教训、灌输,而不注意学生主动精神的培养;“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的意思就是在教学过程,教师只顾赶速度,抢时间而不考虑学生接受能力;“使人不由其诚”的意思是教学只从教育者的愿望出发,而不考虑学生的内心需要;“教人不尽其材”是指教师不考虑学生在个性及才能上的差异,教学一刀切,没有因材施教。这几大弊端对教学工作的危害极大,它导致学生讨厌学习和怨恨教师,把学习当成是痛苦的事情,而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这样虽然表面上看学生是每天都在学习,但却在学业上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步,即使勉强结束了学业,也会很快遗忘掉。
为了纠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学记》论述了“教之所由兴”和“教之所由废”的道理,提出了教学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与方法,即“预时孙摩”四条重要教学原则:一、“预”,就是预防为主的原则。《学记》提倡“禁于未发”,即当学生的坏思想、坏毛病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实践证明改造旧的要比塑造新的艰难得多,正如《学记》所言,“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所以无论是文化知识的教学,还是道德品质的养成,都应坚持预防为主,塑造为主,改造为辅的原则。二、“时”,就是“当其可”,是及时施教的原则。《学记》要求教学必须把握住恰当的时机,及时施教。这具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青少年要适时入学,在最佳的学习年龄入学读书,莫失良机;二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把握住施教的关键时机,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当学生对知识有强烈渴求的时候,给予及时点化。否则,错过了学习的最佳年龄,错过了形成某种心理品质的关键期,“勤苦而难成”。三、“孙”,就是“不凌节而施”,即循序渐进的原则。《学记》强调“学不躐等”,其主要意思:一是必须考虑学生认识活动的顺序,即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安排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二是遵循科学知识内部的逻辑系统进行教学,否则“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四、“摩”,就是“相观而善”的原则。《学记》强调师友之间的切磋琢磨,互相取长补短,在集体的研讨、争鸣、竞争中借助集体的力量共同进步。否则,如果一个人孤独地学习,脱离集体环境拒绝学友的帮助而闭门造车,必然造成“孤陋而寡闻”的窘态。但是,择友又必须要慎重,如果与不三不四的人结交,不仅不能达到“相观而善”的目的,反而还会违背师长的教诲,甚至荒废了学业,正所谓“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
《学记》对中国教育史,也是对世界教育史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它首次提出了长善救失、臧息相辅的教学原则,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以来倡导的启发诱导,即善喻的教学原则。
长善救失原则:《学记》指出在四个方面的缺点或失误,或贪多嚼不烂;或知识面太窄,片面专精;或避重就轻;或浅尝辄止,畏难而退。这四种缺点是由于学生学习时的心理状态不同所造成的,即“心之莫同也”。做为教师,必须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了解不同学生之间的心理差异,做扬长避短,补偏救弊的工作,促进学生的正常发展。
臧息相辅原则:《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善于处理好正课学习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正课学习有主攻方向,业余爱好广泛多样,而且使业余爱好有助于正课的学习。它指出业余爱好即“居学”可以辅助正课学习,因为如果课外不弹奏各种乐器,课内就不能熟练地学习琴瑟;课外不学习歌咏,不吟咏杂诗,课内就不能深刻地理解《诗经》;课外不练习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杂事,课内就不能很好地学习礼仪。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课堂学习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正课学习,即“藏”有主攻方向,学有所成(修);业余爱好,即“息”活泼多样,饶有兴致,使整个教学活动成为张弛有节、严肃活泼的愉快过程。
启发诱导,即善喻原则:《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使教学过程成为师生双边共同活动的过程,这是从教必须遵循的指导性原则。它指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启发诱导。引导学生却不要硬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这样才能使师生之间和悦相亲;对学生严格要求,但却不要压抑其个性与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到学习虽有压力但却容易达到目标,不至于“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引导学生打开思路,但不要急于提供现成的答案,才能养成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了“和易以思”,就算是善喻了。这是《学记》对孔子启发诱导教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四、教学管理与教师
《学记》提出了学校管理的具体措施,首先特别重视大学的入学教育和对学生日常行为的管理。《学记》把入学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开始,要求在开学当天,王子率领文武百官亲临学宫,参加典礼,用新鲜的蔬菜、水果等祭祀先圣先师,以表示尊师重道之意。开学典礼结束后,新生入学首先学习的内容是《诗经·小雅》中《鹿鸣》、《四牡》和《皇皇者华》三首君臣宴乐的诗。这是为了告诉学生,大学教育是培养政府官员的,上了大学就是”官其始也”,就等于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就要思考如何才能做一名忠于君王、勤政爱民的好官。入学教育结束之后,进行日常教学工作。教学过程中有一定的训诫仪式。上课时,学生只有听到鼓声才能打开书箧取书,目的是培养学生对待学业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教师上课之前应准备好惩罚学生的教鞭(即”夏楚”),目的是严肃课堂纪律,使学生不敢因懈怠而荒废了学业。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经常考察学生的学习状况,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正确引导,但不要指手画脚说得太多,要给学生独立思考的余地,让学生充分体会学习的乐趣,培养强烈的求知欲和自学能力。年幼的学生要注意多听少问,依循由浅及深的学习顺序,做到”学不躐等”。这是大学进行日常教育教学管理的基本规程和行为指南,明确具体,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学记》继承了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子和荀子重视教师问题的传统,认为教育教学成败的关键在教师。有了好的教师,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可以得到斧正,不科学的内容体系可以获得调整,不明确的教育目标可以明确突出。关于教师的作用以及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学记》均有论述。
《学记》赋予教师以崇高的地位,用“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来形象地说明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由于人才的成长离不开教师,社会的进步亦离不开教师,所以《学记》提出了尊师的思想主张。
《学记》提出教师的主要职责是“长善救失”。教师的责任是重大的,全社会都应尊重教师:“三王四代唯其师”,这就必然对教师应具备的素质提出很高的要求。教师应该具备“为长”“为君”的素质。
《学记》具体谈到教师应具备的素质,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具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觉悟,因为“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二是要有广博的知识。“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只靠事先备好的课,然后照本宣科,背诵现成的答案,是当不好老师的,做一名合格的教师,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基础,且精通自己所教授的专业知识,做到博大精深,能够随时回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三是要懂得教育规律。知道“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的道理,“然后可以为人师也”;要灵活地运用教育原则和方法,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做到“博喻”,即善于启发教学。既了解所传授知识的重点、难点,又洞悉学生资质方面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地教学是一个合格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四是要求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意思是说,教师在讲解问题的时候,应该做到语言简明而透彻、精微而稳妥,举例不多但却具有典型性,能够充分地说明问题。
关于教师如何进行自我提高的问题,《学记》在世界教育史上首次提出“教学相长”的命题。“教学相长”本意是指教师自身要不断地向书本学习和向教育实践学习。由于这两种学习活动的相互推动,才使得教师不断进步,因此,《学记》提倡教师一方面必须向书本学习,只有学习才能发现自己在知识积累上的缺陷和不足,使自己不断进步,这是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就是要在教学实践中学习,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自己还有给学生讲不明白的问题,即“知困”,才能促使自己自强不息,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只有通过“学”的实践,才会看到自己学业方面的差距;只有通过“教”的实践,才会看到自己知识和经验方面的贫乏。看到差距,才能力求上进,看到贫乏,才能鞭策自己,从而得出“教学相长”的结论。后来也将“教学相长”引申为师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彼此激励的辩证统一关系。无论是本义,还是引申义,“教学相长”命题的提出都是《学记》对世界教育史的重大贡献。
《学记》主张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课本学习和实际训练相结合,既要扩大知识领域,又要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学记》重视启发式教学(“开而弗达则思”),重视教学的循序渐进(“不陵节而教之谓孙”),强调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重视因材施教;主张从了解学生学习的难易,才质的美恶,作为启发诱导的依据;主张由浅入深,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教学顺序,并且提出一条积极性的教育原则,即要在学生不良的行为没有发生前,引导他们向善的方面发展;并指出在学习过程中同学之间要取长补短。
艺术特色
《学记》是中国古代教育理论、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的总结。它的语言多用对比,从正反两方面论述,得出简明的结论,而没有采取滔滔论辩的方法,但其论辩性仍旧可以觉察得着的。比如“大学之法……然后可以为人师也”一段,开头用对比说明问题,先正后反,最后一句总结,条理井井,使人一目了然。
《学记》在论述中,多采用排比的方式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得出结论,简洁鲜明,不枝不蔓。比如“虽有嘉肴……教学相长也”一段,先运用类比的手法引出要阐明的观点,强调学与教的关系,最后归纳出教和学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的结论,思路清晰,文势流畅,层层递进,文气贯通,给人一气呵成之感。
首句“两竿落日溪桥上”,点明时间和地点。时间是“两竿落日”,则既非在红日高照之下,也非在暮色苍茫之中。在读者眼前展开的这幅画中的光线和亮度是柔和宜目的。地点是“溪桥上”,则说明诗人行吟之际,既非漫步岸边,也非泛舟溪面,这为后三句远眺岸上柳影、俯视水上绿荷定了方位。
诗的次句“半缕轻烟柳影中”,写从溪桥上所见的岸柳含烟之景。诗人的观察极其细微,用词也极其精确。这一句中的“半缕轻烟”与上句中的“两竿落日”,不仅在字面上属对工整,而且在理路上有其内在联系。正因日已西斜,望中的岸柳才会含烟;又因落日究竟还有两竿之高,就不可能是朦胧弥漫的一片浓烟,只可能是若有若无的“半缕轻烟”;而且,这“半缕轻烟”不可能浮现在日光照到之处,只可能飘荡在“柳影”笼罩之中。
这前两句诗纯写景物,但从诗人所选中的落日、烟柳之景,令人感到:画面的景色不是那么明快,而是略带暗淡的;诗篇的情调不是那么开朗,而是略带感伤的。这是为引逗出下半首的绿荷之“恨”而安排的合色的环境气氛。
诗的三、四两句“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写从溪桥上所见的荷叶受风之状。这两句诗,除以问语“多少”两字领起,使诗句呈现与所写内容相表里的风神摇曳之美外,上句用“相倚”两字托出了青盖亭亭、簇拥在水面上的形态,而下句则在“回首”前用了“一时”两字,传神入妙地摄取了阵风吹来、满溪荷叶随风翻转这一刹那间的动态。在古典诗词中,可以摘举不少写风荷的句子,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周邦彦《苏幕遮》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几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赞这几句词是“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而如果只取其一点来比较,应当说,杜牧的这两句诗把风荷的形态写得更为飞动,不仅笔下传神,而且字里含情。
这里,诗人既在写景之时“随物以宛转”(《文心雕龙·物色篇》),刻画入微地曲尽风荷的形态、动态;又在感物之际“与心而徘徊”(同上),别有所会地写出风荷的神态、情态。当然,风荷原本无情,不应有恨。风荷之恨是从诗人的心目中呈现的。诗人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到无生命的风荷之中,带着自己感情色彩去看风荷“相倚”、“回首”之状,觉得它们似若有情,心怀恨事,因而把对外界物态的描摹与自我内情的表露,不期而然地融合为一。这里,表面写的是绿荷之恨,实则物中见我,写的是诗人之恨。
南唐中主李璟有首《摊破浣溪沙》词,下半阕换头两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历来为人所传诵。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却认为,这两句不如它的上半阕开头两句“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并赞赏其“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而原词接下来还有两句是:“还与韶光共顦顇,不堪看。”这几句词以及王国维的赞语,正可以作杜牧这两句诗的注脚。联系杜牧的遭遇来看,其所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芳时不再、美人迟暮之恨。杜牧是一个有政治抱负和主张的人,而不幸生在唐王朝的没落时期,平生志事,百无一酬,这时又受到排挤,出为外官,怀着壮志难酬的隐痛,所以在他的眼底、笔下,连眼前无情的绿荷,也仿佛充满哀愁了。
在李商隐诗集中,有些诗以首句二字或几字为题。而诗题与诗意却不相涉,性质类似于无题。这首《一片》也属此类。全诗借叹咏琼英、和氏璧、象牙雕成的楮叶而自叹不为世人所重,表现了怀才而不见用的愤懑和痛苦之情。
“一片琼英价动天,连城十二昔虚传。”《诗经·齐风·著》:“俟我于堂乎而?充耳黄乎而?留之以琼英乎?”诗人借琼英寄兴,言自己甚有美才,名声极高,堪为王佐。此句理解为正面赞美琼英、赞美己才当然是不错的。但《著》一诗,“诗序”又说:“刺时也。时不亲迎也。”自《楚辞》出,男女婚恋又常常用以象征君臣间的关系。李商隐地位卑微,未必有廷见龙颜直接得到拨擢的奢望,但综观其诗作,诗人确有希翼得到权要荐引的愿望,他的另一首《一片》(一片非烟隔九枝)云:“人间桑海朝朝变,莫造佳期更后期。”冯浩曰:“似为津要之力能荐士者咏,非情词也。”如果将首句仅仅理解为自我赞赏之词似末免较肤浅。这一句既是诗人对“为津要之力能荐士者”发出要求引荐的呼喊,又是为得不到这些“能荐士者”“亲迎”所发的浩叹。和氏壁为连城之宝,名不虚传,但从它的发现到为世人所知,却颇多周折,和氏本人的双足先后也被不识宝的国君所刖。和氏悲愤地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韩非子·和氏》)。连城瑰宝和氏璧在其未被玉人所理时,正是形同顽石。诗人的才华未被发现、未被发挥时也是名同诳士。次句在赞美和氏璧的同时,也同样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感慨。
“良工巧费真为累,楮叶成来不直钱。”《韩非子·喻老》:“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象矛楮叶,良工巧匠花了三年时间才雕琢成;作为一件艺术品,其颜色、厚薄、平斜,维妙维肖,足以乱真。一个人的才学能力,也是经过长期砥砺、磨炼、积累而成的,但有才华的人被混于芸芸众生中,自然不能识别出来。“真为累”,“累”字下得极痛。在封建社会特殊的环境中,不少士人有才而不遇,更不能尽施才能,甚至穷困潦倒。他们苦闷彷徨,看不到出路,以至将才能、才干当成一种“累”——精神上的包袱或负担。赵壹《刺世疾邪诗》云:“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鲍照《拟行路难》云:“自古圣贤尽贫贱。”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云:“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这些不满和牢骚,皆可视为此诗“累”的注脚。李商隐亦终身受累,终于步履艰难地走完了他人生的历程。
这首绝句用了三个典故。首二句不写正面写反面,琼英、连城璧虽以赞美的口吻出之,而慨叹才华不展之意已在其中。后两句“真为累”,“不直钱”,直接作意。比起其他“无题”一类的作品,此诗情调激愤,胸臆也较直露,主题显然也醒豁得多了。
首三句从时间的推移下笔,起句写斗转星移、玉漏频催,已由“月上门”到“三更天”了,女主人把视线由室内的云母屏风移到室外栖息的黄莺身上,不仅表示时间的推移,而且是感情的升华。她等待的情人,未到约定的兰更而不来,她虽然急不可待,但还能自解。这一句用“转“、“移”、“频”连续三个动词表达少女对时光流逝的焦虑,以异于常人的感觉来表现她的炽热感情,给读者留下强烈而深刻的印象。独坐三更,面对栖莺,女主人公的情思是可以推知的。她会由夜莺都已栖息联想到自己还不能与所期待的潘郎相会,而有感于人不如鸟,由愁而怒。女主人公的遐想幽思可以是无边无际的,她的忧愁怒情也看似无穷无尽。
但下两句却一下子打破了静夜的沉闷空气,扫去了她心头的重重愁云和脸上的怒容,成为全词的起伏、转折之点。“已三更”时她仍然还在倾听着马嘶声。不过,此刻从花间小路上传来的不是老远就可听到的马嘶声,而是近处才可听到的马蹄声。这分明是她一直盼望听到的声音。末尾三句则急转直下:盼望已久的潘郎终于骑马疾驰归来,女主人公欣地的整理好衣服头饰,打开门户,轻快地走出房门,走下台阶到庭院相迎,从而结束了大半夜的期望与等待。
这首词与前一首都采用了直陈其事的手法,通过自然景物和人物一系列动作的描绘,展示了青年男女密约幽会的动人意境。在细节和心理描写上,细腻、生动、逼真,因而人物形象非常鲜明,真有呼之欲出之感。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