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此词作于词人贬监处州酒税时。
此词名扬于时。苏轼有题跋云：“供奉官莫君沔官湖南，喜从迁客游……诵少游事甚详，为予道此词至流涕。乃录本使藏之。”黄庭坚跋此词云：“少游醉卧古藤下，谁与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全词题为“梦中作”，系写梦境，先写出中漫游，再写飞云空中变幻和醉卧出藤阴下。整首词出语奇警，意境幽绝。
起首二句，写春路、春雨、春花、春山、春色，环环相扣，宛转相生。春路上下了一场春雨，给人以浥尽轻尘的快感；春雨过后，春花盛开，给人以无比绚烂的印象；而春花一动，整个山间又出现一片明媚的春光，遂使人目迷五色，如入仙境。作者仅用寥寥十一字就写出了一个带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奇特境界，为全词定下了基调。三、四两句，紧承前意。“行到”一句，与首句“春路”相应，点明方才的一切乃词人的梦魂春路上行走所见，而这条春路，傍临小溪，曲径通幽，越走越深，境界越是奇丽。“有黄鹂千百”，则把这种奇丽的景象充分地渲染出来。“小溪深处”，应是一个静谧的所在，黄鹂或许正树上栖息。词人的突然来到，打破了一片岑寂，无数黄鹂立刻喧腾起来。上有黄鹂飞鸣，下有溪水潺湲，再加上满山鲜花烘托，境界何其优美。
过片二句，镜头移向天空，只见飞云变幻着各种形态，竟象龙蛇一样，碧空中飞舞。“夭矫”二字，写出龙蛇盘曲而又伸展的动态，极富于形象性。“空碧”即碧空，因押韵而句法倒装。碧空万里，龙蛇飞舞，这个景象煞是壮观。它象征着词人梦境中获得了一刹那的精神解放。对作者用语和造境之奇特，清人陆云龙评曰“奇峭”（《词菁》卷二），陈廷焯评曰“笔势飞舞”（《词则。别调集》）。所谓“奇峭”者，当是指景象奇伟，格调峻峭，非一般绮靡之作可比，也与少游其他作品不同。所谓“笔势飞舞”，是形容词笔纵横捭阖，笔端带有感情，落纸如龙蛇飞动，奔逸超迈，运转自如。
“醉卧”二句，由动至静，静的状态中，创造了一种无我之境，反映出词人消极出世的思想。古藤浓阴的覆盖下，词人酣然入睡，置一切于不顾，似乎很超脱，达到了无我之境，实际上这是对黑暗现实一种消极的反抗，亦即明人沈际飞所云“白眼看世之态”（《草堂诗余续集》卷上）。此处写得静谧幽绝，有不食人间烟火之妙。《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引《冷斋夜话》云：“秦少游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据此，此词当为秦观于绍圣二年春所作，离去世有五年之久。因结语有“醉卧古藤阴下”之句，后人遂以为其死于藤州之谶，实属一种迷信说法。
全词所写，皆淡语、景语、致语、丽语、奇语，景致奇丽，意境深微，借优丽的梦境，隐托痛绝的情怀，确乎“如鬼如仙”，“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充满浪漫、奇诡的色彩。
“轮奂半天上，胜概压南楼。”开篇突兀而起。紧扣题目，描写吞云楼的胜概。巍巍高楼，直耸云天，华美、壮观。第一句是作者站在远处仰望云端，直抒赞赏之情，是正面描写楼之高耸入云。第二句用对比手法，说吞云楼的雄姿胜概足以压倒武昌黄鹤山上的南楼。这个对比很巧妙，“南楼”是诗词中常提及的名胜，其中有一个著名典故。《世说新语·容止》记载：“庾太尉（亮）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庾亮是东晋声名赫赫的人物，拥重兵镇武昌，号征西将军。李季允身份、职务与庾亮有某些相近，作者言吞云楼胜压南楼，言下有李季允胜过庾亮之意，这不免有些夸大，但是应酬之作中的常见现象。然而词人却不停留于一般的恭维，笔势出人意外地来了一个逆转：“筹边独坐，岂欲登览快双眸”。如此巍峨华美的楼，登临纵目，自然是赏心乐事；然而对李侍郎来说，重任在身，也没有观赏风景的闲情。李侍郎即使登楼，也是为了观察地形，然后独坐苦苦思索破敌大计，这又暗与当年庾亮登南楼的风流雅事对比，衬托出今日李侍郎的一片忧国忠心。
下面接着这层意思，进一步借楼写人。在司马相如《子虚赋》中，有位齐国乌有先生对楚国使者子虚夸说齐地广大，并形容道：“吞若云梦（楚地广阔的大泽）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在这首词中，戴复古更翻进一层说：“浪说胸吞云梦，直把气吞残虏，西北望神州。”登上这样的高楼，感到“胸吞云梦”，从这里北望中原，简直有气吞残虏（指金兵）的气概。从此句开始词的现实性逐渐显露出来，作者写此词决不仅仅是为了赞美它的雄伟或恭维楼的建造者，而是为了抒写登楼后“西北望神州”，胸中一腔收复失地的豪情。这里，作者巧妙地化用《子虚赋》语，点出“吞云”楼名的来源，同时也就写出它直入云霄的雄姿，更进一步传楼之神，楼之神即人之神，李侍郎及词人自己抗金的壮志亦可“吞云”。
词写到这里，已将“气吞残虏”的豪情抒写得淋漓尽致，突然文势作了一个大幅度的跌宕：“百载好机会，人事恨悠悠。”词作于1221年，渡江已近百年，终于有了与金作战接连获胜的大好形势，可谓“百年一机会”，可是苟且偷安的南宋朝廷却不能抓住这个好机会，一举收复中原，眼见胜势渐去，英雄亦失去了建功立业、实现抱负的契机，所以词人不禁叹道：“人事恨悠悠”。
词的下片便是将景、情和历史陈迹融为一体，继续抒发“人事恨悠悠”的感慨。从吞云楼上放眼望去，江山胜迹，尽收眼底，望着远处的黄鹤楼想起唐诗人崔颢的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馀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而归结到“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悲感。那白浪接天的江中有一片绿地，正是鹦鹉洲。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汉代文学家祢衡在此作出文采惊人的词赋，而有“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之叹息。古人的流风遗韵，依稀还在，却已不可追寻。再向那黄鹄山下看，那里添了新景。郁郁葱葱的杨柳生长在旌忠坊岳王祠畔，在那烟笼雾罩之中，深锁着他“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及忠而见杀的遗恨，当年抗金名将岳飞为了“收拾旧山河”，竟至饮恨惨死于投降派的屠刀之下这等悲壮的事，生出无限感慨。借岳飞抗金宏愿实现作者自己壮志未酬之愁。直至今日，中原仍在陷落中，活着的人何以慰忠魂。因此词人又调转笔来，寄厚望于李侍郎“整顿乾坤手段，指授英雄方略”了。同时作者又感到收复中原这项事业的艰巨，心生凄怆。还是让我们来干一杯吧，如果没有酒来解忧，秋风起时，真要愁得双鬓都变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