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七律作于杜甫客居成都时。诗题为“狂夫”,当以写人为主,诗却先从居住环境写来。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中“万里桥”在成都南门外,是当年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的地方。杜甫的草堂就在万里桥的西面。“百花潭”在浣花溪南,杜甫草堂在其北。上句的“沧浪”指汉水支流沧浪江,古代以水清澈闻名。传说孔子到楚国,听到一个小孩在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这里就是暗含“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河水清澈啊,可以洗我的头发。河水浑浊啊,可以洗我的脚)之意。“水清”意指太平盛世,“水浊”意指世道浑浊。根据世道决定进退,表明一种超脱世俗名利的潇洒的人生态度。“即”传达出知足的意味。也就是有此清潭,又何必“沧浪”呢。上句的“万里桥”与下句的“百花潭”,上句的“草堂”与下句的“沧浪”相对应,在似对非对中,描写了一路风光,为下文写“狂”作铺垫。
“风含翠篠娟娟净,雨筿红蕖冉冉香。”中“翠筱”即绿色细竹。南朝梁简文帝《喜疾瘳》中有“隔帘阴翠篠,映水含珠榴”诗句。“娟娟”就是美好的样子。“娟娟净”秀美光洁之态。“浥”即滋润。“红蕖”即粉红色的荷花。“冉冉”本意为渐进地、慢慢地、缓慢地,也可以形容毛、枝条等柔软下垂的样子。这一联的意思是说,翠竹轻摇,带着水光的枝枝叶叶,明净悦目;细雨使荷花格外娇艳,微风吹送,清香可闻。其中,“含”和“裛”两个动词运用很妙。“含”有小心呵护之意,暗示了风的柔和。而“裛”通“浥”,有“润物细无声”的意味,足见雨之细。这里,诗人以精心之笔,描写了微风细雨,营造了一个美好的审美境界。
前四句写草堂及浣花溪的美丽景色,令人陶然。然而与此并不那么和谐的是诗人现实的生活处境。初到成都时,他曾靠故人严武接济,分赠禄米,而一旦这故人音书断绝,他一家子免不了挨饿。“厚禄故人书断绝”即写此事,这就导致“恒饥稚子色凄凉”。“饥而日恒,亏及幼子,至形于颜色,则全家可知”(萧涤非《杜甫诗选》),这是举一反三、举重该轻的手法。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中“厚禄故人”指做大官在朋友。“书断绝”就是断了书信来往。“恒饥”就是长时间挨饿。这里写了诗人的现实生活处境。初到成都时,他曾靠故人严武接济,分赠禄米,而一旦这故人音书绝,他一家子就得重陷长久的饥荒之中,上句“厚禄故人书断绝”即写此事。接着下句 “恒饥稚子色凄凉”是因上句而来,说明了“厚禄故人书断绝”的结果。这里,还要注意诗歌的形式,诗人打破格律来写,在句法上形成了“上二下五”式,把“厚禄”、“恒饥”前置句首显著地位,突出“恒饥”的贫困处境。在艺术上与“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有异曲同工之妙。
“填沟壑”,即倒毙路旁无人收葬,意犹饿死。这是何等严酷的生活现实呢。要在凡夫俗子,早从精神上被摧垮了。然而杜甫却不如此,他是“欲填沟壑唯疏放”,饱经患难,从没有被生活的磨难压倒,始终用一种倔强的态度来对待生活打击,这就是所谓“疏放”。诗人的这种人生态度,不但没有随同岁月流逝而衰退,反而越来越增强了。你看,在几乎快饿死的境况下,他还兴致勃勃地在那里赞美“翠筿”、“红蕖”,美丽的自然风光哩!联系眼前的迷醉与现实的处境,诗人都不禁哑然“自笑”了:你是怎样一个越来越狂放的老头儿啊!(“自笑狂夫老更狂”)
在杜诗中,原不乏歌咏优美自然风光的佳作,也不乏抒写潦倒穷愁中开愁遣闷的名篇。而《狂夫》值得玩味之处,在于它将两种看似无法调合的情景成功地调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意境。一面是“风含翠筿”、“雨裛红蕖”的赏心悦目之景,一面是“凄凉”“恒饥”、“欲填沟壑”的可悲可叹之事,全都由“狂夫”这一形象而统一起来。没有前半部分优美景致的描写,不足以表现“狂夫”的贫困不能移的精神;没有后半部分潦倒生计的描述,“狂夫”就会失其所以为“狂夫”。两种成分,真是缺一不可。因而,这种处理在艺术上是服从内容需要的,是十分成功的。
全诗八章,每章八句。首章以呼天自诉总起,先言“我独于罹”的忧伤和悲痛。作者以“弁彼鸒斯,归飞提提”的景象为反衬,以“民莫不谷,我独于罹”为对比,以“心之忧矣,云如之何”为感叹,充分揭示他内心沉重的忧怨之情。他无罪被逐,只有对天呼喊:“何辜于天?我罪伊何?”第二章就他放逐在外的所见景象,抒发自己内心的伤感。平坦大道上生满了杂乱的茂草,象征他平静的生活突然产生了祸端。他愤怼悲伤,“惄焉如捣”,卧不能寐,“疢如疾首”,并容颜早衰,诗句形象地展示出他忧怨交织的心情。第三章叙述他孝敬父母而反被父母放逐的悲哀。他虽然面对父母所栽的桑梓“必恭敬止”,对父母怀有恭敬孝顺之心,但和父母的关系是“不属于毛,不罹于里”,所以只有无奈地归咎于上天:“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语言极其沉痛。第四、五两章又以在外所见,叙述自己苦无归依、心灰意懒的痛苦心情。“菀彼柳斯,鸣蜩嘒嘒;有漼者渊,萑苇淠淠”,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而自己却“譬彼舟流,不知所届”;“鹿斯之奔,维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多么欢畅而富有生机,而自己却“譬彼坏木,疾用无枝”。他孤苦一身,漂荡无依,其内心的痛苦忧伤,别人是无法理解的,更见逐子失亲的悲痛。第六章埋怨父亲残忍,不念亲子之情。他说,野兔投网还有人放走它,人死于道路还有人埋葬他,而父亲忍心放逐自己,只有使自己“涕既陨之”了。第七章指责父亲,揭示出了被逐的原因。他指出,“君子信谗”,不仅“不舒究之”,反而“如或酬之”,结果颠倒了是非、曲直,“舍彼有罪,予之佗矣”。于是,诗人的内心也由“忧”进而“怨”了起来。最后一章,进一步叙述自己被逐后的谨慎、小心而警戒的心情。他感到他的灾祸背景就像山泉那样高深难测,因而警惕自己“无易由言”。因为“耳属于垣”,会随时让坏人抓住把柄、进谗陷害。但这四句,又有些痛定思痛的意味,既求告人们不要再去触犯他,又心灰意懒地感到后事难卜、前途渺茫。这四句亦见于《邶风·谷风》,可能是当时习用之辞,是自己特殊境遇中复杂心情的比拟说法。由此可见,这首诗以“忧怨”为基调,对自己被逐后的悲痛心情,反覆倾吐,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表述和揭示,感情沉重,言词恳切,致使忧怨哀伤之情充满纸上,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在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时,采取了多样的艺术手法,或正面描述,或反面衬托,或即眼前之景以兴内心之情,或以客观事物的状态以比喻自己的处境。赋、比、兴交互使用,泣诉、忧思结合,内容丰富,感情深厚,给人以具体、形象的感受。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此诗写隐者的闲适生活以及情趣,描绘了诗人月下独坐、弹琴长啸的悠闲生活,遣词造句简朴清丽,传达出诗人宁静、淡泊的心情,表现了清幽宁静、高雅绝俗的境界。
起句写诗人活动的环境非常幽静。开头一个“独”字便给读者留下了突出印象,这个“独”字也贯穿了全篇。“幽篁”指幽深的竹林。《楚辞·九歌·山鬼》说:“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竹里馆”顾名思义是一座建在竹林深处的房子,王维独自坐在里面。他的朋友裴迪的同题诗写道:“出入唯山鸟,幽深无世人。”仅诗的第一句就塑造了一个悠然独处者的形象。
次句承上写诗人悠然独处,借弹琴和长啸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我们知道王维是著名的音乐家,所以考取进士后,当上了太乐丞。但是他独自坐在竹里馆中弹琴显然不是供人欣赏的,而是抒发自己的怀抱。“长啸”指拖长声音大声吟唱诗歌,如苏轼《和林子中待制》:“早晚渊明赋归去,浩歌长啸老斜川。”可见弹琴还不足以抒发自己的感情,接着又吟唱了起来。他吟唱的诗也许就是这首《竹里馆》。
诗中写到景物,只用六个字组成三个词,就是:“幽篁”、“深林”、“明月”。对普照大地的月亮,用一个“明”字来形容其皎洁,并无新意巧思可言,是人人惯用的陈词。至于第一句的“篁”与第三句的“林”,其实是一回事,是重复写诗人置身其间的竹林,而在竹林前加“幽”、“深”两字,不过说明其既非庾信《小园赋》所说的“三竿两竿之竹”,也非柳宗元《青水驿丛竹》诗所说的“檐下疏篁十二茎”,而是一片既幽且深的茂密的竹林。这里,像是随意写出了眼前景物,没有费什么气力去刻画和涂饰。
三、四两句写自己的内心世界没有人能理解。“深林人不知”本来就是诗中应有之意,如果对人知与不知毫不在意,那他就不会写出这句诗,既然写了这句诗,就表明他还是希望有人能够理解自己的,遗憾的是陪伴他的只是天空中的一轮明月。起句写“人不知”,结句写“月相照”,也可谓相互呼应了。
诗中写人物活动,也只用六个字组成三个词,就是:“独坐、弹琴、长啸”。对人物,既没有描绘其弹奏舒啸之状,也没有表达其喜怒哀乐之情;对琴音与啸声,更没有花任何笔墨写出其音调与声情。表面看来,四句诗的用字造语都是平平无奇的。但四句诗合起来,却妙谛自成,境界自出,蕴含着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作为王维《辋川集》中的一首名作,它的妙处在于其所显示的是那样一个令人自然而然为之吸引的意境。它不以字句取胜,而从整体见美。它的美在神不在貌,领略和欣赏它的美,也应当遗貌取神,而其神是包孕在意境之中的。就意境而言,它不仅如施补华所说,给人以“清幽绝俗”(《岘佣说诗》)的感受,而且使人感到,这一月夜幽林之景是如此空明澄净,在其间弹琴长啸之人是如此安闲自得,尘虑皆空,外景与内情是泯合无间、融为一体的。而在语言上则从自然中见至味、从平淡中见高韵。它的以自然、平淡为特征的风格美又与它的意境美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可以想见,诗的意境的形成,全赖人物心性和所写景物的内在素质相一致,而不必借助于外在的色相。因此,诗人在我与物会、情与景合之际,就可以如司空图《诗品·自然篇》中所说,“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进入“薄言情悟,悠悠天钧”的艺术天地。当然,这里说“俯拾即是”,并不是说诗人在取材上就一无选择,信手拈来;这里说“著手成春”,也不是说诗人在握管时就一无安排,信笔所之。诗中描写周围景色,选择了竹林与明月,是取其与所要显示的那一清幽澄净的环境原本一致;诗中抒写自我情怀,选择了弹琴与长啸,则取其与所要表现的那一清幽澄净的心境互为表里。这既是即景即事,而其所以写此景,写此事,自有其酝酿成熟的诗思。更从全诗的组合看,诗人在写月夜幽林的同时,又写了弹琴、长啸,则是以声响托出静境。至于诗的末句写到月来照,不仅与上句的“人不知”有对照之妙,也起了点破暗夜的作用。这些音响与寂静以及光影明暗的衬映,在安排上既是妙手天成,又是有匠心运用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