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句写归家后的心情。首二句点明时间。“别弟三年后，还家一日余”。失意归来，不免悲伤怨愤；和久别的亲人团聚，又感到欣喜宽慰。三、四句“醁醽今夕酒，缃帙去时书”表现的正是诗人这种悲喜交织的复杂心情。弟弟不因“我”落泊归来而态度冷淡，仍以美酒款待。手足情深，互诉衷肠，自有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乐趣。可是一看到行囊里装的仍是离家时带的那些书籍，又不禁悲从中来。这里虽只字未提名场失意，而仕途蹭蹬的景况，已通过对具体事物的点染，委婉地显示出来了。诗人善于捕捉形象，执简驭繁，手法是十分高妙的。
后四句抒发感慨。“病骨醽能在”写自己：“人间底事无”写世事。意思是说：“尽管我身体不好，病骨支离，现在能活着回来，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至于人世间，什么卑鄙龌龊的勾当没有呢？”诗人一方面顾影自怜，抒发了沉沦不遇的感慨，另一方面又指摘时弊，表达了愤世嫉俗的情怀。这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显得异常沉痛。
末二句是回答弟弟关于考试得失的问话。“牛马”和“枭卢”是古代赌具“五木”（一名“五子”）上的名色，赌博时，按名色决定胜负。“何须问牛马，抛掷任枭卢”，意思是说：“我应试作文，如同‘五木’在手，一掷了事，至于是‘枭’是“卢”，是成是败，听之任之而已，何必过问呢！”其实当时“枭”（负彩）“卢”（胜彩）早见分晓，失败已成定局，诗人正是悲愤填膺的时候，却故作通达语，这是悲极无泪的一种表现。表面上愈是装得“冷静”、“达观”，悲愤的情怀就愈显得深沉激越。
黎简说：“昌谷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李长吉集评》）这首诗，当是李贺诗中“章法井然”的一个例子，音韵和谐，对仗亦较工稳。全诗各联出句和对句的意思表面相对或相反，其实相辅相成。一者显示悲苦，一者表示欣慰，但其思想感情的基调都是忧伤愤激。诗人装作不介意仕途的得失，自我解嘲，流露出的正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极大痛苦。
这是一首酬赠诗，诗人酬和友人，以友人的诗题和诗，描写了秋夜清远疏淡的景色，意境开阔，同时写出时序更迭引起诗人心事未了的惆怅。
前四句就卧病的心情来取景渲染、寂寥的砍夜之景与诗人的寂寥心情相吻合。
“长簟迎风早”是说秋风过早地来到庭院，长簟被秋风吹得窸窣咋响。一个“早”字写出卧病之人对秋风的突出感受。“迎风”二字写出一片萧瑟的声响，达声音更衬托出秋意的浓重和秋夜的沉寂。
“空城澹月华”，是说空寂约城中洒满了淡淡的月光。“空城”并非说城中空无所有，“空”是寂静之意。空城寂寂，月色凄迷，是对诗人心情的绝妙写照。
“星河秋一雁”，是说一只孤雁划过秋夜的天空向银河飞去。“星河”是寂寥的，“一雁”是孤独的，“秋”夜是清冷的，三种事物连缀成文，构成幽深的意境，使人感触到诗人心境为孤凄。
“砧杵夜千家”，是说时当秋季，人们开始准备寒衣了，故而千家万户都传来了捣衣声。捣衣声声，反衬出秋夜的沉寂。诗人巧借秋声秋色以渲染愁怀，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颈联转入叙事，写出悲秋的原因。“节河看应晚，心期卧亦赊。”“节河”，这两个字承接着前四句所写的秋声秋色。“看”和“应”均为揣测之辞，全句意思是说，看来节河大概已入晚秋。此句使用揣测之辞与下句的“卧”字相关照，“卧”是卧病在床，故对节河不能作定论。一个“卧”字定下全诗的感情基调，道出悲秋的原因：由于卧病，而使心愿落空。美好的心愿不能实观，疾病缠身，又临深秋，可见诗人的悲哀心情，跃然纸上。此联叙事是前四句景物描写的感情依凭，使以上的景物有了精神支柱。
尾联“向来吟秀句，不觉已鸣鸦：”二句意谓，深夜吟诵您的秀美诗句，兴味颇浓，不知不觉已是天晓鸦鸣。以扶病之身而能长夜吟庆不倦，自是因为诗句美好，作为酬赠之作，已尽了题意。同时，也写出了病中孤寂的生活，漫漫秋夜，只有一诗相伴，诗人的寥落心情可以想见。
全诗前半写景，景中寓情；后半叙事，事中现意。写景与叙事，笔墨虽二，情意实一。一条感情线索贯穿全篇，有如红线串珠，结构成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