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颢向以使李白也为之叹服的《黄鹤楼》诗著名。如果说《黄鹤楼》诗是以日暮思归的真挚乡思动人心魄的话，那么这首《题潼关楼》则是对雄伟山川的赞叹和由此产生的广远深沉的忧虑，表现出崔颢诗歌风格的另一方面。
开始两句“客行逢雨霁，歇马上津楼”，表现出诗人匆匆登临的情形。诗人在骑马赶路到达潼关时，恰逢雨过天晴，原本疲倦的精神忽然为之一振，于是歇马登上“津楼”（即潼关城楼，面对黄河），眺望山川。两句说明行色匆匆，写来却从容不迫，“逢”字、“上”字，安排得次第井然，而且别有一种挺拔劲健的感觉，引出下文的雄伟气势。
中间两联，写登楼眺望所见，正面表现潼关形势的险要和山河的壮美。“山势雄三辅，关门扼九州。”前一句说从楼上望去，潼关内外，群山连绵起伏、威武雄壮地护卫着“三辅”之地。“三辅”，本指西汉时期治理长安京畿地区的三个职官，公元前104年（武帝太初元年），改右内史为京兆尹，治长安以东；左内史为左冯翊，治长陵以北；都尉为右扶风，治渭南以西。这里的“三辅”，指唐代京城所在的关中地区。后一句是说，潼关的大门紧紧地把持着“九州”。“九州”本指古代中国设置的九个州，即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这里是指潼关以东的广大地区，两句突出“关门”的险要，作者先在前一句勾勒出雄伟的山势，描绘出壮阔的背景，然后在这重峦叠嶂的背景上刻划出“关门”，前有“三辅”，后有“九州”，中间用生动形象而有力的“扼”字连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势，跃然而出。“川从陕路去，河绕华阴流。”这两句从描写关势险要过渡到交通，是上一联诗意的延伸。“川”即平野。潼关一带，在乱山之间有一条狭窄的平原，从关中向“陕路”通去。“陕路”即陕州之路，陕州治所在今河南陕县。“河”即黄河，在古潼关北面，黄河之水由北而南向华阴县流来，然后在潼关和对面的风陵渡之间，忽然折向东，滚滚流去，卷起滔滔洪波。一个“绕”字，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黄河的走势，形成磅礴的气势。中间四句，分别从群山、关门、川原和河流，描写了潼关的地势，这些景物组合在一起，展现出一派极为雄浑苍莽的特有境界。诗人还通过“三辅”、“九州”、川原、河流，将潼关与广袤的土地连接起来，大大拓展了诗歌意境，造成一种壮阔宏大之势，从而进一步衬托出潼关地势的险要。
最后一联，诗人融情于景，“向晚登临处，风烟万里愁。”诗人面对如此险要的关隘，眺望着雄伟的山川，不觉已晚，黄河之上、群山之中渐渐升起了暮霭，在轰然如雷的黄河涛声中，显得一片苍凉。触动了诗人的愁绪。这里的“愁”字包含着浓郁的乡思，因为作者一开始就点明了自己是在“客行”，行役之人时值“向晚”，产生思乡之念，但这里的“愁”，又不仅仅是乡思。在潼关楼上，面对从古至今如此险要的关口，作者自然也会产生怀古伤今之意。朝廷政治的腐败、藩镇作乱的迹象，都已经清楚地显露出来，诗里也隐含着作者对国事的殷忧。因此，作者在潼关楼上的“愁”，深沉而复杂。
这首诗气象雄浑，意境悲凉，与《黄鹤楼》相比，格律上更加严谨工整，手法上显得含蓄蕴藉，别具一种深沉凝重的风格。
全诗四句，这四句诗包含着一前一后两个场景相同、相互映照的场面。
诗的开头两句是追忆。“去年今日此门中”，点出时间和地点，写得非常具体，足见这个时间和地点，在诗人心中留下了多么深刻难忘的记忆。第二句是写人，诗人拈出一个人们犹知的形象——桃花，春风中的桃花人人都知道是何等的艳丽，而“人面”竟能“映”得桃花分外红艳，则“人面”之美可以想见；再者，本来已经很美的“人面”，在红艳艳的桃花映照之下定是显得更加青春美貌，风韵袭人。一个耀眼的“红”字，正是强烈地渲染出这种相映生色的景象和气氛。面对着这一幅色彩浓丽、青春焕发、两美相辉的人面桃花图，不用说姑娘的神采美貌如在目前，就是她的情态，诗人的心事，彼此藏在心中的欢爱和兴奋，也都是可以“思而得之”的。
下片则是说还是春光烂漫、百花吐艳的季节，还是花木扶疏、桃树掩映的门户，然而，使这一切都增光添彩的“人面”却不知何处去，只剩下门前一树桃花仍旧在春风中凝情含笑。桃花在春风中含笑的联想，本从“人面桃花相映红”得来。去年今日，伫立桃树下的那位不期而遇的少女，想必是凝睇含笑，脉脉含情的；而今，人面杳然，依旧含笑的桃花只能引动对往事的美好回忆和好景不常的感慨了。“依旧”二字，正含有无限怅惘。
整首诗其实就是用“人面”、“桃花”作为贯串线索，通过“去年”和“今日”同时同地同景而“人不同”的映照对比，把诗人因这两次不同的遇合而产生的感慨，回环往复、曲折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对比映照，在这首诗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因为是在回忆中写已经失去的美好事物，所以回忆便特别珍贵、美好，充满感情，这才有“人面桃花相映红”的传神描绘；正因为有那样美好的记忆，才特别感到失去美好事物的怅惘，因而有“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感慨。
从故事情节来看，这是一首即兴的诗，它给人看到的似乎只是两个简单的画面——桃花相映着的人面，人面去后的桃花。但是，由于人物的活动贯串其间，由于画面与画面、画面里（桃花）与画面外（诗人）的对比、映衬，便巧妙地显示了人物感情的发生、发展和起伏跌宕的变化，诸如初遇的脉脉含情，别后的相思，深情的重访，未遇的失望等等，都或隐或现地表达出来了。全诗自然浑成，犹如从心底一涌而出的清泉，清澈醇美，令人回味不尽。
“寻春遇艳”和“重寻不遇”是可以写成叙事诗的。作者没有这样写，正说明唐人更习惯于以抒情诗人的眼光、感情来感受生活中的情事。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