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词人与老妻泛舟徜徉的野趣。
尽管是“一叶扁舟”，上面的设置却颇为清雅。词人卷起画帘，与老妻对坐。一面饮酒清谈，一面观赏着如画江山。“老妻学饮”句，雅兴溢于笔端。不用说，写诗填词，更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了。“人传诗句满江南”一句，既道出了“清谈”的内容，又勾勒出了词人自信自豪的翩翩风度。
伴片寓情于景，写归途的欢愉心情。
“林伴猿垂窥涤砚”：垂，伴挂、落伴或向伴俯身；窥，是从小孔或缝隙里偷偷地看，或在暗中察看的意思；涤砚，洗砚台。试想：一个或几个调皮的猴子，伴挂或向伴俯身，闪动着诡谲的小眼睛，在偷偷地窥伺着词人洗砚台的动作。这个镜头，很是生动传神，逗人喜爱。“岩前鹿卧看收帆”：靠岸了，收帆了，山岩前的小鹿，安闲地躺在那里，静静地观看着词人的一举一动，表现得饶有兴味。使人感到此情此景，难以言喻，真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接着，词人舍舟登岸，惊起了岸边杜鹃一片“声乱”，激起了船边的一片漩涡“如环”。
在这阕词里，词人以归途的三个动作为序：准备回去了，先要洗洗砚台，然后收起风帆，最后舍舟登岸。妙就妙在他没有简单地去描写自己这三个动作，而是用猿、鹿的神态和杜鹃的反应，客观地揭示了词人的内心世界：自信，闲适，意趣潇然。
黄庭坚的这首小词，写得活泼、欢快，生活气息浓郁。可以说是人物的心境美和大自然的环境美的天衣无缝的统一。
上片以景情反差的手法，反映了苏轼胸中的忧愁。“挂轻帆，飞急桨，还过钓台路”，写出了苏轼在富春江上轻快行程的生动形态。一个“挂”字，一个“飞”字，有“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势，形象传神。“酒病无聊，攲枕听鸣舻”，写苏轼醉卧船上的情景。颇似金代元好问《读书山月》“墙东有洿（wū）池，攲枕听蛙鸣”的神韵。“断肠簇簇云山，重重烟树”，情绪一变。以醉眼朦胧中的景物托情，流露出苏轼渺茫的孤独感。“簇簇”、“重重”，将沉郁心绪衬托得十分逼真。“回首望，孤城何处?”用设问手法，进一步渲染苏轼对桐庐山村哪堪回首的忧叹。那是一幅凄苦的生活景象。
下片承上一转，写苏轼欲摆脱愁情而又无可奈何，只得从神话梦幻中去寻找慰藉。“闲离阻，谁念萦损襄王，何曾梦云雨”，写苏轼顷刻离开钓台的沉思，但又被现实阻碍，愁思更加抑郁，人面显得憔悴。有宋代欧阳修《怨春郎》词“恼愁肠，成寸寸，已凭莫把人萦损”的滋味。“旧恨前欢，心事两无据”，不论过去了的旧愁也好，还是昔日的新欢也好，内心里对山村的挂记两不存在。 “要知欲见无由，痴心犹自，倩人道、一声传语”。这一句承承接上面一句，体现出苏轼的挂念之情深入一层。想再一次去看看山村人吧，不大可能了。然而一片痴情依然不改初衷。唯有恳求他人前去捎首词。
全词把欢景与愁情、现实与历史、人世与梦幻、意境与哲理有机地融为一体，思想开放，想象丰富，反映了苏轼的悯民思想，是一篇具有现实主义意义的作品。
这首诗仍然是写无穷无尽的相思。有人类就有爱情，有爱情就有相思。其意是，花儿随着春风的吹拂，一天天地衰败下去，结婚的佳期也是渺茫无期。结识不到如意的郎君，编结再多的相思草，也只能是空欢喜一场更使人愁上加愁，让人心碎这里的“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是作者在佳期渺渺，没有同心人的情况下，对自己以草结同心的行动表现出自怨自艾的无比痛苦心情。
这首诗与第二首诗一样，都是刻意伤春之词，春望，在这里意味着春天里的盼望，其中包含首着一个妙龄少女渴求自己爱情而最终归于失望的故事。女主人公兴致勃勃地揽摘芳草来打同心结，要将它赠给自已的“知音”。打同心结，是表达爱情的方式，把全部希望放在“同心结”上，然而，春鸟发出哀吟，昔日的同心结，今日成了断肠草。人世间留下了一颗破碎的心，情天恨海平添了几行血泪。
女主人公仍在编结“同心草”，不过此时是“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不是不愿结同心人，而是无法结同心人，故而，也只有“空结”同心草了。一个“空”字，写尽了她伤心欲绝的情味，与尽了她无法诉说失恋和绝望的痛苦……也只好木讷地用双手编结“同心草”来打发失去了人生意义的时光。用结同心草的细节，写出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而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动人心弦的悲剧美。
可见，薛涛是写爱情诗的高手，这恐怕也与她自己的命运有关吧女诗人写爱情诗，自然有她得天独厚的条件：真切深刻细腻，易于感人至深。这正如胡云翼先生所说：“婉约而温柔的文学，总得女性来做才能更像样…无论文人怎样肆力去体会女子的心情，总不如妇女自己所了解得真切;无论文人怎样描写阔怨的传神，总不如妇女自己表现自已的恰称。”这是对女性创作的高度肯定与赞扬，也是对薛涛爱情诗的肯定和赞扬。黄周星在《唐诗快》评第一首与第三首诗为：“二诗皆以浅近而入诗，故妙。”这四首诗，以第一首与第四首写得较好，其审美价值更高一些，可读性更强一些，也更耐人寻味一些第四首诗的立意与第一首诗相同，不同的是这首诗多了一些形象性的描写，其诗就更加具体，更加感人。第四首又与第一首诗相呼应，满目春色，非但不让人喜，反而更是着恼：恼在个独赏!梳妆打扮，又有何用呢？镜里的花容月貌，又有谁看呢？又是为了谁呢？这也只不过孤芳自赏罢了。
该诗的第一、二句诗人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了一位两鬓斑白的“京师旧乐工”，第三、四句诗人歌颂了老乐工不忘故国礼乐的深情。这首诗既具有缘事而发的现实性，又蕴含着作者御敌复国的心愿，思想内容深刻感人。诗人在诗中连用古代乐舞术语，表达了他的“复古之心”。
这首诗既具有缘事而发的现实性，又蕴含着作者御敌复国的心愿。虽然此诗的题注直接与乐舞有关，但诗本身却不是引导人们去观赏什么轻歌曼舞，而是启迪人们去进行历史的回顾。所以演员出场前毋庸描写“整顿衣裳起敛容”（白居易《琵琶行》）的过程，上场后观众看到和听到的也不是婆娑舞姿和婉啭歌喉，而是“紫袖当棚雪鬓凋”，原来台上是一位毛发脱落两鬓雪白的老者。题注告诉读者，“真定舞”者系“京师旧乐工”。不言而喻，京师的乐工之所以从中原来到朔方，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掠走徽钦二帝连同宗室、后妃、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人众。无疑此诗中的“紫袖”也是“靖康之变”的受难者。从靖康二年（1127年）到范成大使金的乾道六年（1170年），已整整四十三年。当年即使是“破瓜年纪小腰身“（宋谢幼槃词）的名优达伎，至今也差不多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了。所以“雪鬓凋”即是诗笔，也是写实，很耐人寻味，感慨良深。
这里以“紫袖”代表“真定舞”者。因为中国许多诗赋中，仙女被通“紫妃”，这里以“行头”代替舞者，意为四十多年前天仙般的舞伎，如今已经鹤发凋零了。
“曾”这个副词，在这首诗中不仅表示时间，主要是使第一、第二句的意脉紧密相连，两者的主体都是“紫袖”，别看眼前台上的这位舞者鬓白发凋，当年也是上过大场面的，曾伴随着广乐和云韶翩翩起舞。广乐和云韶原是神仙和天子的音乐，如今由“虏乐”取而代之，这就意味着民族的灾难和王朝的更迭，这是作者难以忘怀和不堪忍受的国耻。此次使金就是要为民族和朝廷争一口气。所以作者的醉翁之意不在舞裙歌扇，而是无时无刻不在虑及国家的兴亡。此诗中对广乐和云韶的津津乐道，其原因正在于此。
这首绝句中最难理解的是第三句“老来未忍耆婆舞”。有一种注解说“耆婆”亦作“岐婆”，“耆婆舞”就是“胡妇”、“番婆”的“胡”舞。但根据《礼·曲礼上》和《国语·吴语》的有关记载和注释，“耆婆”就是六十岁的老婆婆，没有“胡妇”的意思，即使外来意，称其为名医，也不含贬意。上述耆婆即岐婆的解释，或许是因为耆、岐同音的缘故。联系第一句的“雪鬓凋”，追溯一下舞者的经历，再细审当句中的“未忍”二字，这样联想起杜甫《忆昔二首》其二中“宫中圣人奏云门……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的诗句。杜甫诗中既有“云门”又有“耆旧”的用语。范成大写《真定舞》一诗时，不一定想到杜甫的这首诗，但两首诗的题旨却不无相通之处，用古人的话说： “此痛乱离而思兴复也……道路尽为豺狼，宫中不奏云门矣。乱后景象，真有不忍言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三）在古人看来，法度及正声乐舞的存亡，关乎社稷的兴废。安史之乱后，唐朝社会豺狼当道，宫中不奏云门。为此杜甫以中兴事业望诸代宗。范成大的心情与杜甫相类似，在他使北途中，从临安至幽燕，亲眼看到“虏乐悉变中华”，这与“隆兴议和”后宋孝宗对金人处处退让、完全失去了恢复中原的锐气有关联。像杜甫期望唐代宗中兴一样，南宋朝野的抗金派人士多么希望孝宗皇帝起用抗战派收复河山、中华大地处处重奏“高平曲破”。这些话范成大自然不敢公开说出，只得象杜甫一样借盛世乐舞，寄托其婉讽之意。这是从作者方面来说。从舞者方面来说，一个年届六十的老人，本已不忍耆婆之舞，但是紧接下去第四句“黄钟”大吕的洪声促拍，恰合当年的“云门”之舞，即使老境已至、鬓发凋零，依然“尚舞高平曲破”。作者所激赏的正是“京师旧乐工”的这种不忘故国礼乐的深情。
如上所述，此诗的思想内容是相当深刻感人的，范成大在诗中罗列古代乐舞术语，借以表达他的“复古之心”。
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