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怨妇诗。李太白乃浪漫主义豪放派诗人。很多作品均狂放不羁,如“飞流直下三千尺”、“黄河之水天上来”等等。细腻的描写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作品不是太多。
“君为女萝草,妾作冤丝花”。古人常以“菟丝”、“女萝”比喻新婚夫妇,优美贴切,因而传诵千古 。冤丝花为曼生植物,柔弱,茎细长略带黄色,常常缠绕在其他植物之上;女萝草为地衣类植物,有很多细枝。诗人以“菟丝花”比作妻妾,又以「女萝草」比喻夫君,意谓新婚以后,妻妾希望依附夫君,让彼此关系缠绵缱倦、永结同心。即所谓“百丈托远松,缠绵成一家”。
“女萝发馨香,菟丝断人肠。枝枝相纠结,叶叶竞飘扬”。大意可能是说,夫君在外春风得意、如鱼得水,而妻妾却在家里忧心匆匆、痛断肝肠。
“生子不知根,因谁共芬芳。中巢双翡翠,上宿紫鸳鸯”。我只想用一个字来理解——怨。过去,男主外、女主内。妻妾在家除了相夫教子外,别无旁务,因而想入非非。我的归宿在哪里?夫君该不会在外面与别的女子“共芬芳”、做“鸳鸯”吧?
“若识二草心,海潮亦可量”。妻妾向夫君表明态度:夫君啊!假如为妾的有二心的话,那么海水也可以用斗来量了。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海枯石烂不变心”吧!
这是杨万里写的山溪的组诗。这不仅是一幅幅奇妙的山水画,而且也是作者的行迹图,大抵是从乐平入弋阳,过芙蓉渡,晨炊横塘,午憩马家店,再至松源。
这首诗写溪水行迹和声响,寄寓作者求静的感情。“山北”“山南”概括溪水曲折不断,作者行迹不止。作者以拟人手法,表现溪水对人的感情,十分动人。溪水不辞辛苦地从千山万壑之中一路伴人还归,又要热情地送作者远行,依依不舍,可谓情深意切。以“响”状情,尤为妙笔。
但当作者得知它原来要伴随自己去京都寻求官职,却规劝它不要如此热情。其意蕴大概是说,克服困难去追求,在患难中重视友情,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是为追名逐利,就不值得称道了。这无疑是作者弃官求逸心境的写照。当然也更反衬山溪独特的意趣。平凡通俗流畅的诗句表现深刻的意趣是杨万里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这篇文章叙写作者听到雨打芭蕉叶时的精致细腻的感官品味,先听而后思,并连续运用象声叠词和排比博喻句式,将原本单调乏味的声音表达得顿挫扬抑,生动流畅。文章拟物模情,形象细腻;虚实相映,意蕴独特。
从文章中很容易发现它以文字而造就的种种音乐效果,也可以透过全篇文字把握到被作者用心描绘的雨中芭蕉的典雅气质。然而,这篇两百字不到的小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还是它那超越表层描述的哲学思考。
这是很让人迷惑不解的,像沈周这样一位对于事物的形体、色彩有敏锐感受的画家,何以面对葱绿的芭蕉,不是着意用他的眼,却是用他的耳去“听”这生命成长的节奏。而当他静心倾听那雨打芭蕉的渐沥声时,他脑海里浮现的,不是蕉叶上晶莹的水珠,而是形而上的抽象命题:芭蕉承雨有声,其声假之于雨;雨不集,蕉不虚,声无从起,因而声乃蕉雨相合之结果:蕉静雨动,动静相配以起声,等等。如果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特性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可以很快悟到这实际上是中国绘画重神似甚于重形似的基本理论在沈周身上的一种曲折的反映: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正因为沈周是一位一流的中国画家,而不是普通的画匠,所以他面对熟悉的绘画对象——芭蕉,才不会古板地专注于它的形,而着眼于它的神,把雨打芭蕉的动人场景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来思考。
但《听蕉记》,终究不是一篇高深的哲学论文,而是一曲富有思辩色彩的乐章。这乐章的形式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尤为明显。当作者用“匝匝㴙㴙、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四串叠用象声词来表现雨点或快或慢、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地打在芭蕉叶上时,无疑可以感到一阵新鲜感。作为一位喜欢与僧侣交朋友而又生活于姑苏水乡的画家,沈周把这种声音同时比喻为如僧人在佛堂内同声诵经与如晚归的渔舟敲响梆榔,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透过这种象声词的娴熟运用与生活化比喻的巧妙设置,也感到一点钱钟书先生所谓的“通感”在沈周身上有着突出的表现。沈氏之所以对于声音的感受如此细致,或许与他对于形体与色彩的敏锐感觉颇有关联,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