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
“嘉陵江水此东流，望喜楼中亿阆州。”起笔扣题，突出“别”字。诗人站在望喜楼上，注目嘉陵江水滔滔东流，不禁油然升起依依不舍的心情。诗人极目望去，又忆起那远在中游的阆州，思绪为之一顿。
“若到阆州还赴海，阆州应更有高楼。”嘉陵江经阆州后继续向东南流去，到重庆汇入长江，最终流入东海，故曰“赴海”。“应更”是肯定句，前行匆匆，无暇游赏，而此行又不经此，当然不可能再到阆州的“高楼”眺望嘉陵江水了。“阆州”也是写实，而不是未曾涉足的想象，从而更增强了“别”的韵味。
第一首重在远眺嘉陵江，从宏观着笔，第二首重在写嘉陵江水之澄碧，于细微处见精神。
“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诗人把视线收回，注目脚下的江水；江天一色，千里嘉陵，烟波浩渺，它象皓月那样洁白，又比纯蓝还碧。诗人尽情描摹江水之美，以增加不忍“别”之情。
“今朝相送东流后，犹自驱车更向南。”这里把江水人格化了，也就是把自然人格化。江水变成了有生命力的东西了，这样也遂使诗的意境得到了升华。“犹”，有不忍之意，“更向南”意谓前途渺茫。诗人尽管受柳仲郢之邀，但此行如何，还未可预料，故尔发出“犹自驱车更向南”，以收束全篇。
这两首绝句通过赞美嘉陵江水，抒发了自己对大自然的依恋，从而也反衬了人世间的倾轧、污浊。诗曾有自注：“此情别寄。”当指另有所寄，这或许就是人情冷暖，世风日下，李商隐虽有才华和政治抱负，但时时受到猜忌、排挤。王氏卒后，他更觉无所依托，人生飘泊，内心矛盾也偶尔流露。他渴望得到知音，但现实社会知音难觅，只好钟情于嘉陵江水，聊以片刻的自慰。
这两首绝句是联章体，紧紧围绕嘉陵江来抒发情感。前者重虚写，以想象嘉陵江壮阔景象，但虚中含实；后者重写实，以细腻的笔触，抒发自己的无尽山水之情，但实中寓虚。这组诗以江水为核心，从不同侧面加以描摹。从其过程上看，写其上游、中游、下游，淡淡勾渤几笔，写出江水的博大；从其特色上看，写其“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芝，极富画意；从其人格化上看，有“相送”，人送江，江送人，生动活泼。
白居易在庐山游玩的时候，终于看上了一个好的去处。在庐山香炉峰的北面，遗爱寺的南面，有一处风景秀丽甲于匡庐的地方。白居易来电此地竟然像远游的人回到了故乡一样而不忍离去，最终决定在此盖一处草庐。第二年盖成之后，他住在那，可以看山，可以听泉，真是美不胜收。况且在草庐附近还有一个水池，在池塘周围有很多山竹野卉，而池子里面又有白莲、白鱼。这是作者下了决心，等到以后，弟妹们都成家立业之后，自己就和妻子儿女们搬到这里来住，“终老于斯”。
文章从修建庐山草堂的缘起入手，首先具体介绍草堂的建筑情况及堂中因陋就简、朴素高雅的陈设；然后转入对草堂四周迷人景色的铺写，以空间方位的转换为序，细致地描写了方池平台、山竹野卉、飞泉悬瀑、杂木异草等；又从景物说到自己恬静安适的心情，表达自己乐天安命、归隐庐山的愿望。全文语言清丽，作者以娴熟的文笔和技巧，充分表达了自己酷爱山水的癖好，并注入自己的身世感、沧桑感，使山水别具内涵与风韵。
文章起始，交代草堂的由来和位置。“匡庐奇秀甲天下山”。白居易在记文开篇对庐山发生这样的赞叹，此后这就成为对庐山众口一词的评判。草堂建在香炉峰和遗爱寺之间，“其境胜绝”，作者又以“甲庐山”称誉。两个“甲”字，突出了草堂周围环境之美，写出了作者对庐山美景的深情迷恋。
第二段写草堂的设置。草堂格局简单：“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堂内陈设朴素古雅，听其自然：“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两三卷。”这显示了作者的爱好与志趣。
第三、四两段写住进草堂后的情景。作者仰观诸峰险峻，俯听泉水流响，还有竹树云石等点缀，令人从早到晚欣赏不尽。他身体舒适，精神和畅。为烘托草堂主人之乐，作者又通过自问自答，对草堂周围附近的自然景物进行细致描绘。接着又展示草堂四季景色的特点，加上早晚天气的变化，景物时隐时现，有声有色，气象万千。于此，作者用“故云甲庐山者”一句收束，转入议论，抒发物我两忘的情怀，回应上文“俄而物诱气随”二句，显出构思的精妙。
第五段正面记叙对山水的爱好和希望终老草堂的心情。悒郁不平之气寄于言外，意蕴深远，富有艺术魅力。作者又为未来生活构思出一幅“出处行止，得以自遂”的美妙图景，宣称要“终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这正是文章的主旨所在。
最后一段附记移居、庆贺及作记等事，虽是“记”体散文通有的格式，却透露出作者当时的思想情趣。
全文写景生动，叙事简洁，层次清楚，旨趣隽永。“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不可殚纪。”作者对庐山草堂的四周景物环境，落笔悠悠，却倾吐了真诚的爱恋和审美情趣。“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纳阳日，虞祁寒也。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砌阶用石，幂窗用纸，竹帘纻帏，率称是焉。”作者对庐山草堂建筑的率真写实，成为人们研究中国古代园林的重要史料，而《庐山草堂记》亦被视为中国园林学的奠基之作。
此诗作于元末明初战乱之际。客游外地，寄寓他乡，古人对这种生活很难适应，总有一种飘零之感。飘泊在外对古人来说是人生的不幸，除夕佳节期间仍然不能还家，更是莫大的不幸。这首诗就是作者在除夕那天旅居外地所写，道出了佳节期间滞留外地的苦闷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