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诗酒关系有如血肉关系密不可分。柳宗元虽然比不上盛唐诗仙兼酒仙李白的浪漫，也不同于晚唐李商隐“身世醉时多”的悲伤，自有自己喝酒的情态与心态。全诗共１６句，开头四句为第一层：“今旦少愉乐，起坐开清樽。举觞酹先酒，为我驱忧烦。”清早起来就喝酒，原因是感到缺乏生活乐趣。相传杜康是我国酒的创始人。据郭沫若的《中国史稿》：杜康即少康，夏王相的儿子。当年夏王相被一部落领袖杀害，少康逃到今河南虞城县依附有虞氏，当了“疱正”，是个专管皇帝吃饭的职司。杜康为了迎合皇上，力求酿出好酒，亲自筛选精粮，采制神曲，调配奇方，酿出的酒果然味美可口。皇帝饮后神振食增，龙颜大悦，就封杜康为“酒仙”。故柳宗元先举杯祭酹造酒的祖师杜康，是他用勤劳与智慧造出美酒，给人们驱逐忧愁和烦恼。“须臾心自殊，顿觉天地喧。”酒入口，加快了血液循环，浑身感到一股暖流上涌，心情发生变化，天地之间也变得温暖起来。接着，一一叙说饮酒后的感受：“连山变幽晦，绿水函晏温。”幽晦，《楚辞九歌·山鬼》说：“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晏温，指天气晴暖。心感温暖，连自然界的景物也变得温暖，连绵的高山也改变了原来的幽晦，碧绿的水流含着温暖的气息。这是诗人从感官的角度来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夏天的太阳升起来了，天气自然变得暖和起来。“蔼蔼南郭门，树木一何繁。清明可自庇，竟夕闻佳言。”开篇点明时间，现在点明饮酒的地点──南郭门。南郭门指永州城南，南门城边，树木繁茂，清凉的树荫可以遮挡烈日，庇护自己，整天都可以在树下乘凉谈天。这四句描写了诗人在永州的闲适生活，既无衙门的公务缠身，又无日出而作的劳累，似乎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也有注家认为：“清明”指草木，此句点化《左传·文公七年》“葛犹能庇其本根”句意，“无知的草木都懂得好好保护自己”。意思是说自己还不如草木，连保护自己都不懂得。下句说：“这些树木整夜好像在向自己诉说什么，现在才明白，原来它们要说的正是这种有启发性的话。”可做为一家之言。“尽醉无复辞，偃卧有芳荪。”谢灵运《道路忆山中诗》：“追寻栖息时，偃卧任纵诞。”与朋友们尽情畅饮，哪怕喝醉也不要推辞，芳草萋萋，可以供我们躺卧。这是第二层的小结，饮酒的快乐尽在“偃卧”之中，按理全诗可以到此结束了。然而，“彼哉晋楚富，此道未必存。”《孟子·公孙丑》：“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后两句“谓饮酒之乐也”。即使是那些富比晋楚的人，恐怕也未必知道饮酒的快乐吧？后两句为第三层，进一步说明饮酒的快乐，使诗意得到升华。
研究者认为，柳诗受陶渊明影响较深，“柳宗元确有部分作品拟学陶渊明，大都作于贬永州之后……宗元学陶诗作实蓄忧愤于闲适恬谈之中。”（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曾吉甫认为“《饮酒》诗绝似渊明。”陶渊明曾任彭泽县令，因对当时现实不满，四十一岁即弃官归隐，躬耕垄亩。他以《饮酒》为题写诗２０首，在序中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诗主要写自己的生活遭遇，人生坎坷。其五：“结庐在人间，而无车马喧。向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全诗与饮酒无关，写的是归隐后悠闲恬静的心情。他的“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反映诗人过的是自食其力的生活。而“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饮酒》）”反映的是生活贫困，无酒可饮，只好接受别人的恩赐。陶是看破红尘，“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隐居山村，做一名普通农民来与当时的黑暗社会抗挣。柳宗元却不同，少年得志，志向远大，在朝廷超取显美，成为王叔文革新集团的骨干。“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谪到南蛮之地永州，这对他是残酷打击。柳是不得已离开朝廷，政治理想并未放弃。在永州任司马，虽为闲职，官禄照领，不必象陶渊明那样亲自耕种，以求温饱。酒完全可以购买，与朋友饮酒是常事。他的郊游是追求闲适，他的饮酒是自我陶醉，其目的是转移视线，以求适应环境，安宁心情。然而，遭贬的打击，沉重的心理负担，无言的痛苦谁能领会？诗的开头就提到情绪低落，但整个基调并不衰飒，与一般的反映闲适的饮酒诗也不同。“它写出了诗人在特定环境中似醉非醉的特有状态，以及他蔑视世俗的鲜明个性，不失为自画像中的一幅佳作。”（胡士明《柳宗元诗文选注》）由此可见，柳宗元的《饮酒》等诗，受陶渊明、谢灵运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却自有不同的个性与意蕴。
“金璞明，玉璞明，小小杯罥翠袖擎。满将春色盛。”“金璞”、“玉璞”写出了花蕊和花瓣的颜色和质地，两个“明”字，则表现出花蕊和花瓣的莹润和光泽。“满将春色盛”融入了词人的主观感受。整个上片色彩鲜明，刻画生动逼真，形神俱出。
“仙佩鸣，玉佩鸣，雪月花中过洞庭。”此三句进一步运用想象，动态地刻画出水仙的风姿。这三句所渲染出的画面神奇而美丽，令人心驰神往。
“此时人独清。”此句既是言水仙，又是言词人有感于水仙临水而独立的清新脱俗而甘愿超凡出世、独守寂寞的人格追求。“人独清”是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式的人格境界。
《吴山青·金璞明》咏物言志，既给人以美的享受，又颇耐人寻味。两个“明”字和两个“鸣”字，谐音，又为全词增添了视觉和听觉上的审美效果，读来颇感耳清目明。
这首词上片写柳的体态标格和风韵之美。起拍说腊尽梅凋，既点明节令，且借宾唤主，由冬梅引出春柳。以“新春”紧承“腊尽”，写腊月已尽，新春来临，早梅开过，杨柳萌发。柳丝弄碧，是春意繁闹的表征，故说“分付新春与垂柳”。“分付”，交付之意，着“分付”一词，仿佛春的活力、光彩、妖娆，均凝集于垂柳一身，从而突出了柳的形象，赞美了柳的体态。柳枝婀娜，别有一种风流，很似少女的细腰。杜甫《绝句漫兴》早有“隔户杨柳弱袅袅，恰如十五女儿腰”之句。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特点，称颂她有合格入流的独特风韵，并进而用“清英秀雅”四字来品评其骨相。这就写出了垂柳的清高、英隽、雅洁、秀丽，见出她与浓艳富丽的浮花浪蕊迥然不同。作者把握住垂柳的姿质特色，从她的体态美，进而刻画了她的品格美。
下片转入对垂柳不幸遭遇的感叹。换头三句，写垂柳境况清寂、丽姿无主。长安永丰坊多柳，生永丰园一角的垂柳，尽管明媚春光中修饰姿容，分外妖娆，怎奈无人一顾。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杨柳枝词》，据唐人孟棨《本事诗》载：白居易有妾名小蛮，善舞，白氏比为杨柳，有“杨柳小蛮腰”之句。白居易年事高迈，小蛮还很年轻，“因为杨柳之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后宣宗听到此词极表赞赏，遂命人取永丰柳两枝，移植禁中。作者在这里化用乐天诗意，略无痕迹，但平易晓扬的语句中，却藏有探沉的含义。”断肠“四句，紧承上文，写垂柳的凄苦身世，说：一到晚春，绿叶虽繁，柳絮飘零，她更将百无聊赖，必然日益瘦削、玉肌消减了。煞拍三句，展望前景，愈感茫然。只有东风的吹拂，足可消愁释怨，使蛾眉般的弯弯柳叶，得以应时舒展。正如宋初诗人幸夤逊《柳》诗听说：“既待和风始展眉。”这微茫的希望的霞光在何处，“又莫是”便是严峻而无情的回答。
全章用拟人法写柳，垂柳是词中的“主人公”。它身段苗条。体态轻盈，仪容秀雅。然而却寂寞无主，被禁锢在园林的一角。感受不到春光的温暖，也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希望。这婀娜多姿、落寞失意的垂柳，宛然是骨相清雅、姿丽命蹇的佳人。词中句句写垂柳，却句句是写佳人：这佳人或许是向苏轼索词的倩奴，或许是与倩奴命运相似的女性。至少可以说，作者是以婉曲的手法，饱和感情的笔墨，描写了一位品格清淑呵命运多舛的少女形象，对之倾注了同情。
宋代词论家彭孙说：“咏物词极不易下，要须字字刻画，字字天然。方为上乘。”（《金粟词话》）咏物含瘟深湛，在于寄托，“贵有不枯不脱之妙。”（《莲子居词话》）苏轼此词正具有这些优点。它句句刻画垂柳，清圆流杨，形神兼到，熨贴自然。并借柳喻人，把人的品格与身世融入对柳的形神描幕之中。物中有人，亦物亦人，既不粘滞于物，也不脱离听咏课题。就风格而论，此词缠绵幽怨，娴雅婉丽，曲尽垂柳风神，天然秀美处有似次韵章质夫的《杨花词》，而又别具一段倾城之姿。
“列炬”这个词出于杜诗的“列炬散林鸦”，本是写除夕守岁之后打着灯笼火把出去拜年。王国维多次用这个词，有的是写除夕，如《八声甘州》的“列炬严城去”；也有的不是，如这首词提到“月中薄雾”，大年三十晚上是没有月亮的，所以显然不是描写除夕景色。王国维之所以用这个词，乃是以灯笼火把的“动”来衬托六街月夜的“静”。从“列炬归来酒未醒”到“六街人静马蹄轻”和“月中薄雾漫漫白；桥外渔灯点点青”，是一种环境和气氛的转变，其意境颇似冯延巳《抛球乐》的“酒罢歌余兴未阑。小桥流水共盘桓。波摇梅蕊当心白，风人罗衣贴体寒”。二者都是从繁华热闹的人间生活转向冷清孤寂的自然景色，从中体现出内心的一种感受。“酒未醒”也就是“兴未阑”，正由于兴未阑，所以感觉到深夜的大街上特别冷清，只剩下马蹄的声音伴随着自己。
“月中薄雾漫漫白”和“桥外渔灯点点青”都是现实的写景：在月光之下，眼前所有景物都像是罩上了一层迷蒙的白雾；苏州多水多桥，此时雾中的一切都是朦胧的影子，惟有远处水边桥外有渔船上的几点灯光在这静谧迷蒙的画面深处闪闪发亮。这两句，以工整的对仗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月下风景。月下的景色是朦胧的，“酒未醒”的朦胧醉眼在朦胧的月色中捕捉那一闪一闪的光亮，由此联想到在酒意中松弛下来的意识在自由地捕捉那一点一滴的往事。
由于前边的写景中已经有了这种隐约的暗示，所以过片的“从醉里，忆平生”就承上启下，顺理成章了。从醉里忆平生和清醒时忆平生是不同的。清醒时有许多理性考虑的干扰，所以有时候反而不够真实；而在喝醉的时候内心完全放松，不受任何约束，说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心里话。那么作者对自己平生的反省是什么呢，是“可怜心事太峥嵘”。“峥嵘”本来是山峰高峻的样子，作者用它来形容自己理想志向的特出和不同一般。理想志向太高有什么不好，志向太高了就容易遭受失望的打击。如果一个人的理想只是取得个人温饱也许是容易满足的，但实际上人除了要求温饱之外还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尤其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像杜甫，他说自己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稷和契都是辅佐舜的贤臣，而尧舜时代则是儒家理想中的盛世。杜甫身处安史之乱的战乱时代，以一个“布衣”的身份而怀抱有这样的理想，其不现实可想而知。可是他说，“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只要我不死，我就要为实现我这个理想而努力。杜甫的一生是贫穷的，直到晚年，在“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境况下，他还在为国家的战乱和人民的流离而悲伤：“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搂》）这是“窃比稷契”的理想给他带来的苦恼。王国维也是一个关怀人生的人，而且比杜甫更进一步，他还渴望解释人生。然而，人生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个答案，这种思索真是自寻烦恼，是“可怜心事太峥嵘”，“可怜”这个词用得很巧妙，因为它既有“值得怜悯”的意思，也有“可爱”的意思。因“心事太峥嵘”而造成一生的苦恼，值得自怜；为不同凡俗的理想而付出，虽苦犹甜，值得自傲。到底是自怜还是自傲，那种分辨是理性的事，现在他只是说出自己的感受，而这感觉里不知不觉地就渗透了作者清醒时意识形态里所存在的那种理智与感情的矛盾。
正是由于归途中有了这种对平生的反省，所以此夜就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梦见自己在天上御风而行，轻而易举地就“摘得星辰满袖”。天上的星辰，象征着光明、高远、晶莹、皎洁，在现实中是可望不可即的，而作者在梦中却能够“摘得”，而且“满袖”。那种达成意愿的圆满，那种无求无待的自由，真是一个人在清醒的现实之中连想都不敢想的。一个浑浑噩噩对自己的平生从来都没有过反省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梦；一个除了物欲与金钱之外再也没有更高向往的人也不会做这样的梦。可以说，“摘得星辰满袖行”不但是对“心事太峥嵘”的一种形象化的解释，而且流露出一种潜意识里对理想的坚持。
然而，“更堪”这个词却是一种理性的反映：高远的理想给人的一生带来的只有失望和痛苦。梦中的理想越是美满，梦醒后的失望越是痛苦，所以是“更堪”——怎么能够再受得了。梦中的意气风发和醒后的失望痛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此这个结尾余音袅袅，有许多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值得慢慢地咀嚼品味。
全词的那种朦胧与清醒、豪放与怅惘的结合，实际上也就是作者感性与理性的一种微妙的结合。
“一派明云荐爽”一首，结构与“秋气”篇略同，上片写景怀古，下片抒情。首句为眼前秋景，次句为耳中秋声。“明云荐爽”的秋空，固然迥别于万马横排的阴霾；“碧空中响”的秋声显然也不同于“一点点，滴人心碎了”的三更素商。它或许是霜晨雁叫，或许是唳鹤排云、萧瑟之中又饶清丽。然而，景观虽异，它所引起的作者的感触则同。作者一想到秋阳下如此莽莽苍苍的大好河山已处于异族统治之下，不能不慷慨生哀。一个“徒”字，便已曲折地传达了此中消息；而嗟叹伯符、寄奴之已往，更将这层心事或明或暗地透露出来。寄奴即宋武帝刘裕，东晋末曾率兵北伐，企图将中原地区从少数民族手中夺回，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有“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之句，亦是借咏刘裕以表达自己的抗金复国之志。这个典故的含义较为明白。伯符即孙策，一般人多不过以为他少年英雄，骁勇善战而已。实则据《三国志·吴志》本传，“建安五年，曹公(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可见他还是一个汉家天子的忠臣。陈维崧嗟叹伯符已往之真意，或即在此。要之，伯符、寄奴皆喻抗清复明之志士。斯人已逝，恢复无望，作者安得不嗟！
昔日英雄既已往矣，而作者自己虽有雄才大志，但亡国之余，沦落憔悴，无从一展身手。换头三句即道此意。“厮养”犹言厮养卒，取薪者为厮，造食者为养。作者虽未必真的躬操贱役，但其弟宗石序其词集，有“中更颠沛，饥驱四方”之语，则其时作者生活处境之艰难，概可想见。“十载”未必是实数，但如作实数看，亦无不可。盖清兵入关在甲申(1644)，后十年为顺治十一年(1654)。作者至康熙十八年(1679)五十四岁时始应诏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走上仕途，则1654年前后自视有如厮养卒，亦无足怪。“长头”谓身材伟岸，语出《后汉书·贾逵传》及《南史、范岫传》。“大颡”义犹“长头”。作者以“长头大颡”自喻怀抱之高，才学之富。长头大颡之人而沦为厮养卒，作者怎能不羞？怎能不自觉有负平生之志？
但作者并未消沉下去。结尾三句从前面的悲嗟叹息、羞愧自责的心情中突然振起：趁此秋晴时候，快马著鞭，往游上党；再掉臂西行，登上壁立千仞的西岳莲花峰，观看巨灵神为通黄河而擘开华山与首阳山时留下的掌迹。按上党在山西东南，为战国韩地。秦并天下，置上党郡，以其地极高，与天为党，故名。而华山在陕西境内，两地相去甚远。作者这里显然是以登临之高、所观景象之壮丽，来喻示自己志向之大。读其词，正可想象出作者当日意气干云，“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形象与气概。豪情快语，足令当时与后世读者为之浮一大白。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据《山海经·北次三经》晋郭璞注，衔西山木石以填沧海的精卫鸟所居的发鸠之山，即座落在上党境内，精卫填海与巨灵擘山，虽一成功一不成功，但都是对天地山河的一种改造。如果说所谓游上党、登华岳不仅仅是说登高远眺，而且另寓深意，当非厚诬古人。
维崧之词，“气魄绝大，骨力绝遒”。这从上文的简析中已可概见，无须多说。须特别提出者，他又是清初四六名家。《清史稿·文苑传》论其骈文“导源庾信，泛滥于初唐四杰，故气脉雄厚。”骈文的一大特点是用典。维崧万卷在胸，作骈文时用典固然随手拈来，作词时也技熟手快，用来毫不费力。这些典故的使用，一方面使词味醇厚耐咀嚼，另一方面也使作者之意包裹在一层迷离朦胧的古典罗之中，减轻了因干触时宪而可能招致的政治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