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史祖达在宋词中的地位,他上承周邦彦,又受到同时代的前辈词人姜白石的影响,应属周姜这一流派。周邦彦秦观乃至柳永词都描写过歌妓,表现了对她们的同情,史达祖这首词气格浑成,完全可以跟前辈词人并列而不逊色。
起三句写春晴时节柳花风中的来访。缥瓦晴檐,春满小巷。一个“摇”字刻画出烟光微照、缥瓦闪烁的景象。以望中的风急絮飞衬托,使明媚的春色融进了词人凄恻的情绪,勾起黯然销魂的别情。这三句词语浑融,情含景中。对此景色,急欲一见伊人之情,跃然纸上。及入妆楼,却不见伊人,但见“锦瑟横床”。“想”字直贯下文。词人从对方着笔,推想对方别后不理乐器,不出帷幕,因入骨相思,而思极成梦。
“倦出犀帷,频梦见、王孙骄马”,“倦”字,“频”字,巧妙地写出了分别以后,无法排解的相思之苦,不仅表现了伊人感情的执着,更写出她独居小楼的孑立。
“讳道相思”三句,进一步委婉曲折地刻画了这位多情女子的形象。连魂梦都萦绕在情人身上,在别人面前却讳莫如深地掩饰自己的感情,当她暗中整理旧著罗裙,突然发现腰围瘦损而惊呆了。这里有故作矜持的娇痴,有突然惊讶的动作,有难以掩盖的感情起伏,有由镇静到惊讶的跳动画面。这样的复杂心态动作变化,凝聚在短短的十二字里,神味极为隽永。
过片“惆怅南楼遥夜”三句,转入初次相遇的回忆,用对比手法深化了词人思念之情。“南楼”即词人此时所在的妆楼。“遥”字点明初见与此次相访相距时间之长。翠箔灯下,枕肩曼歌。昔日的乐器,就是此时横床的锦瑟和想象中常下的凤弦。这二句浓彩重抹,烘托出面对“锦瑟横床”时的悲痛心情。以“记”字唤起当时的甜蜜回忆来反衬此时感受的难忍之痛。这样的映衬,使初见和最后访问的两个画面构成了有机的整体。
下面递入遍访旧家门巷打探消息,与篇首暗中连接。浑灏流转,一气直下,转折处十分空灵。“又入铜驼,遍旧家门巷,首询声价。”洛阳有铜驼街,繁华游乐之地,这里借指京师临安。旧家,从前。这是词人重到临安,访问伊人情景的再现。与周邦彦《瑞龙吟》“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比较,更显出词人最后访问时的焦急与期待。这种写法又隐隐暗示出后来的追寻无果。果然得到的消息,却是伊人随闲花的凋谢而消逝了。“可惜东风”二句,分三叠写情:闲花无主,同情伊人的沦落;东风无情,惋惜环境的摧残;带恨离去,只能洒下相思的泪水。东风何能解人意,正是人愁自愁,而更恨东风之无情。既是曲笔,将沉痛感情,曲曲传出;又是大笔,既小结前文,又包扫前文,截住感情的波涛,使未了之情,暂时煞住。其情之痛之切令人回味不尽。一结,用元稹《崔徽歌序》里裴敬中与妓女崔徽相爱,崔徽临死留下肖像送给裴敬中的故事。这是词人感情的余波。伊人并未留下肖像,只好“记取”遗容,归后“暗写”,长期牵挂思念。这是崔徽典故的活用,笔法曲折变化,写出了极细微的感情,用此收束全词,既空灵,又沉厚。
冯煦《蒿庵论词》引毛先舒论词:“言欲层深,语欲浑成。”这首词正体现了这个特点。上片写最后访问时所见和联想中伊人对自己的不尽的相思,已经逆摄下片初次相见的倾心和对伊人突然离去的悼念。
为了抒相思之情略去了中间无限情事:只写初遇和最后访问,把两人往还中的缱绻深情略去了;只写死别的痛苦,把生前分离时的难堪略去了。给人以想象的极大空间。为了突出最后访问这一痛心场面,词人在下片以“又入铜驼”领起,钩连衔接,使上下片融为一体,用笔开阖动荡,这是章法上的层深。“讳道相思”三句层层深入传相思之神,“可惜东风”二句层层深入寄悼念之意,这是句法上的层深。情与景,人与物,初见和死别,当时的欢娱和此时的悲哀,死者的多情和生者的遗恨,浑然融为一体,此词气格之浑成,完全可以继承周邦彦。
全文记述了苏辙的哥哥苏轼重建武昌九曲亭的缘由,说明苏轼“适意为悦”的思想情趣,表现出苏轼游乐山水中的那份洒脱和磊落。显然,作者也在此寄托着思想。全文构思奇特,既抓住建亭的事实特点,也凸现苏轼的思想性格。
全文共分三段。首段写苏轼在黄州期间,经常遨游西山。落笔先从他谪居写起,制高扼要,总挈文章。然后轻轻一句“齐安无名山”,随即扣住,将笔触由黄州移到顺江绵廷的武昌西山。寥寥数句,已有龙蛇曲屈之势。写西山,又承“庐于江上”,先用“陂陀蔓延,涧谷深密”八字,正面勾画了一幅顺江绵延的武昌诸山远景图,简练传神而极富特点。而后转出西山、寒溪两寺,既以两寺之“萧然绝俗”来体现西山的深秀幽绝,又自然引出下文。苏轼与客游玩西山一段文字,着墨不多,却能从服饰、神态、动作、表情等方面的刻画,真切地传达出入物的精神风貌来。
次段在结构上是应题,写苏轼扩建九曲亭的经过;在文意上,则是上段的回环与强化。“羊肠九曲”,点出九曲亭地处半山,地势佳而险。因此坐在亭上,可以“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这段文字,表面上写的是游人在亭上所看到的山川形势,读者却可品出内中深藏的寓意来:它隐微地勾画出一个在贬谪中以静观世事政局为乐的苏子瞻。写亭的扩建,也同样是饱蕴哲理。原先的亭比较窄,是因为被“百围千尺”的古木所环据。苏轼虽然“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但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后来自然界本身的大风雷雨把古木“拔去其一”,苏轼于是因以营建,则是知其可为而为之。在这里,他不过是以人力去顺应自然罢了,形象地体现出他那老庄式的旷达,而古木的结局,又隐隐含蕴了世事无常,穷通难测的经验与人才复出的希望。结尾“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吴,子瞻于是最乐”,既呼应上文对西山胜景与苏轼游山之乐的描写,又因一“乐”宇,引出末段。
末段前半回忆,后半议论,集中揭示苏轼之乐的内涵所在,归结全文。苏辙以弟弟的身份,通过饱怀感情的回忆,塑写了一个逍遥山水的少年苏轼,与前二段的描写相印证,使形象更加完满。并由此引发议论,画龙点睛,直接道明了苏轼的思想实质:尽管他一生宦海浮沉,变故屡遭,但始终以忠君爱民为己任,洁身自好。在他看来,身处逆境,并不可怕,只要“无愧于中,无责于外”,尽可以适意为悦,暂且寄寓性情于山川形胜之中,得到身心的解脱和快乐。文章最后以“有乐于是”结笔,照应了首段的游山之乐与次段的修亭之乐,结构完美。
这篇散文巧用双线结构,描写苏轼游山建亭行动与赞美苏轼“适意为悦”情怀相辅相成,而以后者为主线,每段结末之旬前后呼应,点明文章脉络,反复强调苏轼寄情山水,其乐无比。文章时空跨度大,忽而武昌之游,忽而少年之游,笔墨挥洒自如,并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熔为一炉。景致美、人情美、哲理美浑然交融。
艺术特色
《武昌九曲亭记》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首先,文章叙事写景,空灵淡泊,与人物的心灵和情趣融合为一。本文无论写景还是叙事,都是为了写人,在叙事写景上空灵洒脱,恰当地表现了苏轼心境空灵、内无滞障、与物游息、适意为悦的内心世界和人生态度。其次,含蓄蕴藉,寄意遥深。本文是在兄弟二人遭受政治迫害,受到贬逐的情况下写成的,因而这是一篇兄弟二人相互抚慰的文章,虽然文章没有一句愤激语,没有一句悲酸言,但在恬淡洒脱的背后,其悲苦之情还是不难体味的。
构思特点
这篇散文构思巧妙,富有特色。作为记事散文,并不单纯为叙事而叙事,而是叙事见人,突出展现了苏轼的思想情趣;作为记游文字,并不单纯描绘西山景色,而是把绘景、抒情融为一体,相映生辉。因而,在作者笔下,西山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皆与苏轼的活动紧密相连;西山的一邀一游,一吟一咏,都与苏轼的思想情趣浑然一体。写人,毫发毕现。生动形象。苏轼谪迁黄州,不居武昌,因此文章先从苏轼好游武昌诸山写起,特为指出苏轼在黄州三年“不知其久”的原因就在武昌西山风景好,山里人也好。这是为叙述建亭武昌铺垫,显出苏轼在失意遭遇中善于自得其乐。然后,便引出九曲亭址所在。这是游西山者“至此必息”的一处胜境,而且“有废亭焉”,但长久无人治理,冷落荒废,古木盘踞,重建困难,使苏轼有心无力。然而天助人愿,一场大风雷雨刮倒一棵大树,创造重建的条件,苏轼心愿实现,九曲亭重新建成。这就具体说明建亭的经过,含蓄地赞美建亭此举,兴废利众,符合天意,而苏轼获得了最大乐趣。最后就具体议论苏轼所追求的乐趣是“以适意为悦”,精神上求得符合心意的满足,并不计较个人的功利得失,因而处世为人,“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这就委婉地说明苏轼建亭的目的,也是他处世为人的态度,从而赞扬他的品德风度,光明磊落,超然洒脱。如果结合他们当时的政治处境来看,作者写作这篇题记赞美其兄的思想情趣,确乎也表现出作者政治坚定和胸怀坦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