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特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上半首（前五句）表达劝慰王郎之意。王郎在江陵不得志，趁着酒兴正浓，拔剑起舞，斫地悲歌，所以杜甫劝他不要悲哀。当时王郎正要西行入蜀，去投奔地方长官，杜甫久居四川，表示可以替王郎推荐，所以说“我能拔尔”，把你这个俊伟不凡的奇才从压抑中推举出来。下面二句承上，用奇特的比喻赞誉王郎。诗中说豫、章的枝叶在大风中摇动时，可以动摇太阳，极力形容树高。又说鲸鱼在海浪中纵游时可以使沧茫大海翻腾起来，极力形容鱼大。两句极写王郎的杰出才能，说他能够担当大事，有所作为，因此不必拔剑斫地，徘徊起舞，可以把剑放下来，休息一下。
下半首（后五句）抒写送行之情。诗人说以王郎的奇才，此去西川，一定会得到蜀中大官的赏识，却不知要去投奔哪一位地方长官。“趿珠履”，穿上装饰着明珠的鞋。《史记·春申君传》：“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仲宣楼，当是杜甫送别王郎的地方，在江陵城东南。仲宣是三国时诗人王粲的字，他到荆州去投靠刘表，作《登楼赋》，后梁时高季兴在江陵建了仲宣楼。送别时已是春末，杜甫用饮佩的眼光望着王郎，高歌寄予厚望，希望他入川能够施展才能。最后一句由人及己，喟然长叹道：王郎啊王郎，你正当年富力强，大可一展宏图，我却已衰老无用了！含有劝勉王郎及时努力之意。
这首诗突兀横绝，跌宕悲凉。从“拔剑斫地”写出王郎的悲歌，是一悲；作者劝他“莫哀”，到“我能拔尔”，是一喜。“拔剑斫地”，情绪昂扬，是一扬，“我能拔尔”，使情绪稍缓，是一落。“抑塞磊落”呼应悲歌，“我能拔尔”照应“莫哀”。接着引出“奇才”，以“豫章翻风”、“鲸鱼跋浪”，极尽夸饰之能事，激起轩然大波，是再起；承接“莫哀”，“且脱剑佩”趋向和缓，是再落。指出“得诸侯”，应该是由哀转喜，但又转到“何门”未定，“得诸侯”还是空的，又由喜转悲。既然“我能拔尔”，别人青眼相望，这才是可喜的事情，可是又一转“吾老矣”，不能有所作为了，于是所谓“我能拔尔”只成了美好愿望，又落空了，又由喜转悲。一悲一喜，一起一落，转变无穷，终不免回到“拔剑”悲歌。“莫哀”只成了劝慰的话，总不免归到抑塞磊落上。正由于豫章两句的奇峰拔起，更加强抑塞磊落的可悲，抒发了作者对人才不得施展的悲愤，它的意义就更深刻了。这首诗在音节上很有特色。开头两个十一字句字数多而音节急促，五、十两句单句押韵，上半首五句一组平韵，下半首五句一组仄韵，节奏短促，在古诗中较少见，亦独创之格。
全诗四章，全以萧艾含露起兴。萧艾，一种可供祭祀用的香草，诸侯朝见天子，“有与助祭祀之礼”，故萧艾以喻诸侯。露水，常被用来比喻承受的恩泽。故此诗起兴以含蓄、形象的笔法巧妙地点明了诗旨所在：天子恩及四海，诸侯有幸承宠。如此，也奠定了全诗的情感基调：完全是一副诸侯感恩戴德、极尽颂赞的景仰口吻。
首章写初见天子的情景及感受。“蓼彼萧斯，零露湑兮。”自古以来，阳光雨露多是皇恩浩荡的象征和比喻，而微臣小民多以草芥自比，因此，这开头两句可以是兴，也可以看作比。有幸见到了君王，或是得到了君王的恩宠，当然是喜上眉梢，喜出望外，心里有多高兴自不待言，因此说：“既见君子，我心写兮。”似是日日夜夜，朝思暮盼，今日终遂心愿后的表述。因为在诸侯看来，入朝面君，无疑是巨大的幸事，一个“写”字，形象地描画出诸侯无比兴奋、诚惶诚恐、激动得难以言表的感受。境由心造，心情舒畅当然见什么都高兴。和君王在一起宴饮谈笑，如坐春风，因此，自然会得到君王的首肯、赞许，尽情享受那种恩遇带来的精神愉悦。因此，当他们与天子共享宴乐之时，便争相倾吐心中的敬祝之情，完全沉浸在圣洁的朝圣之乐中。
二、三两章进一步描写君臣之谊，分别从诸侯与天子两方面落笔。对诸侯而言，无疑应感谢天子圣宠，“为龙为光”，这当然是“其德不爽”的结果。故最后祝天子“寿考不忘”；对天子而言，则是描写其和乐安详的圣容及与臣下如兄弟般的深情。可以说抓住了两个最有代表性的方面，恰如其分地刻画出了天子的风仪及修养。这样可亲可爱的天子，不可能不受到臣下的拥戴与崇敬。
末章借写天子离宴时车马的威仪进一步展示天子的不凡气度。看那威风凛凛的高头大马，听那叮当悦耳的铃声和鸣，威而不滥，乐而不乱，恰恰表明天子不仅能够泽及四海，而且可以威加四夷，因此，他才能够集万福于一身，不愧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全诗以“和鸾雍雍，万福攸同”作结，为读者描绘了一派其乐融融的大祝福场面：四方车马齐聚，鸾铃叮当悦耳，臣民齐祝君王，万福万寿无疆！想来真是令人激动满怀，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此诗无论内容或是形式，均体现出雅诗的典型风格。因表现的是诸侯对天子的祝颂之情，未免有些拘谨，有些溢美，比起健康活泼、擅长抒发真情实感的民间风诗来，在艺术与情感上，可取之处便少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