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十二句分二层。
第一层开头四句，写自已离开建康乘船逆流西行。第一、二句“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鹜 ”，点明此行溯流而上，与江水相背而行，水长路远。谢朓的船第一站定是新林浦，由此出发。在赴宣城的途中有不少佳篇，又如《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是侍停靠写的。新林浦、三山的在建康西南，离京邑不远，宣城也在建康西南，所以开头是说，江舟向西南方向行驶，水流却东北流去。此时诗人想，江水尚知道入海为归，而人却辞别故土而去。这时诗人对归海的江水感慨万千，羡慕不已。他又遥想，水流归海的途中正经过自已的家乡京邑，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永” 与“ 鹜”不但形容了逆流而上与顺流而下的不同水速，而且融入了自已思念故乡的真情实感。第三、四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由近写到远，继续写江舟远行时的景物，表达自已不舍的眷念。江面上点点帆影，消逝在远方的天空，但它仍是归去的舟船，再向前看，远处江岸还有约隐约现的树林，那树林的深处，不正是我的家乡吗？一字一句，情真意切。诗人以“识”与“辨 ”两字写出自己当时回望故乡专注与眷念的心绪。
前四句是写景，后八句是抒情。
第二层后八句。诗的第五、六句“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 摇摇，心神不定貌，这里是双关。一是写眼前涛涛的江水使船颠簸，摇晃不定。二是写当时的心情。在离开京邑赴宣城前夕，南齐在一年（495）之内换了三个皇帝，其中之一就是谢朓充任中军记室的新安王，他仅做了三个月的皇帝。新安王登基之时，谢朓连迁骠骑谘议、中书诏浩、中书郎官职。明帝废新安王，谢朓官职虽未动，但他心有余悸。第二年就被外放出任宣城太守。这时的他心情复杂，他既对京邑留恋，又庆幸自已摆脱了纠葛。这两句巧妙地把由眷念故土转换成自我排遣。这是一个倒装句，说从前我孤游不止一次，回想起旅途行程，自已总是心神不定。这里借景抒情，诗家稼研“神来之笔”。
第七、八句“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禄情，怀恋俸禄。欢喜、愿去做官领俸禄。沧洲，滨水的地方。古时常用以称隐士的居处。这两句是说又要当官，又做隐士，正合乎自已意向。隐居的志趣又合乎自已隐居的志趣。中国古代文人既要当官，又做隐士，最好是合二而一，在六朝以后渐成风气。而谢朓这次去宣城赴任，亦官亦隐，正好达到了这个目的。
第九、十句“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作者自己说，从此我将离开这烦嚣的是非之地，赏心乐事从此开始了。这只是作者一种天真的想法，实际是不可能的；如有，也只能是公务入之外逍遥吟咏的散淡生活，并非真正的避世远遁。
最后两句“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借用典故，一典多用，精当巧妙。据刘向《列女传》卷二载：“陶答子治陶(古邑名，在今山东)三年，名誉不兴，家富三倍。其妻独抱儿而泣，曰：‘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犬彘(猪)不择食以肥其身，坐而须(等待)死耳。一年后，答子之家果以盗诛。玄豹，颜色黑中带红的豹。”诗人借用此典，说自已虽无玄豹的姿质，不能深藏远害，但这次去宣城，与南山雾雨一样隐敝。“玄豹姿”，喻自已虽为一郡之守，并无美德，也未必能治好此郡，但自已却深爱名声，绝不会做陶答子邦样贫污、弄贫国家的事。从字面意义看，是借外任隐遁远祸，但更深的意义是说自己将以淡泊心境处理政务。这还包罗了“既欢怀禄情”照应，让人看到了诗人乘舟向西南江路漫漫前行、最终隐没在云遮雾绕的远山深林之中的景象。
这首曲写的是暮春的怨艾，以景述情。风雨落花，残蜂剩蝶，鹃声绿杨，都是古代诗词伤春的习见景象。该曲兼收并蓄，却使人既不觉陈腐，又不嫌堆砌，这主要是因为作品风神清婉动人的缘故。作者先撷取了“夜来”与“晓来”的两个镜头。一夜之中，风雨大作，一个“横”字，一个“狂”字，令人想起“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欧阳修《蝶恋花》）的名句。风雨肆虐的结果，是西园花落满地，且此“满地香”也遭到“断送”，狼藉残败之情况可想而知。作者并不详述园中花卉遭劫的具体景象，而转向了“晓来”，风雨止息，蜂蝶来到旧地，却再不见昨日的繁华，“空游荡”，生动地表现出它们茫然不知所措的情态。蜂蝶无知，“游荡”也漫无目的，但入园寻春的作者却是有意识地寻觅那“红锦妆”的芳菲旧影，结果当然是大失所望，且意识到春天已到尽头，只能怅然嗟叹春神的迅速离去了。“问东君归计何忙”，有怅恨，有感叹，有流连，有无奈，这同李煜《乌夜啼》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一样，是一声撕心裂肺的呐喊。这还不算，“东君”还留下了两件惹恨牵愁的礼物，一是“鹃声”，其鸣声同“不如归去”相近，一是“垂杨”，自古便是送别的象征。鹃声不遗余力，垂杨迎风自舞，可以想见，作者既有身处异乡不得遄归的苦衷，又有送客登程情肠百结的经历，这就将伤春之意写满写足了。
诗人在铺排暮春景物时，无不附以富于强烈主观感情色彩的词语，如“断送”、“空游荡”、“苦难寻”、“尽叫得”、“漫劳动”等，使景物成为人物心理的外化。对于种种伤愁的意象，点到即止，反映出一种惨不忍睹、不堪回首的凄情。末三句将阑珊的春事暗度入愁离伤别的人事，尤为细腻，悱恻动人，堪称是散曲婉约风格的上乘之作。
《湘妃怨》即《水仙子》。作者采用曲牌的这一别名，恐怕也同全曲“怨”的伤感主旨有关。这一曲牌的第三、四两句，可连可分。此处第四句“苦难寻红锦妆”不从上而从下，主语不定为蜂蝶而定于作者。这样断意的根据，正是基于全曲婉转流怨的情调。
这首诗用的是汉代乐府诗的题目，有意学习乐府诗的传统，但比汉代那首《战城南》写得更形象，更深刻。这首诗是抨击封建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桑干”、“葱河”、“条支”、“天道”都是边疆地名。整首诗大体可分为三段和一个结语。
第一段共八句，先从征伐的频繁和广远方面落笔。前四句写征伐的频繁。以两组对称的句式出现，不仅音韵铿锵，而且诗句复沓的重叠和鲜明的对举，给人以东征西讨、转旆不息的强烈印象，有力地表达了主题。“洗兵”二句写征行的广远。左思《魏都赋》描写曹操讨灭群雄、威震寰宇的气势时说：“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此二句用其意。洗兵，洗去兵器上的污秽；放马，牧放战马，在条支海上洗兵，天道草中牧马，其征行之广远自见。由战伐频繁进至征行广远，境界扩大了，内容更深厚了，是善于铺排点染的笔墨。“万里”二句是此段的结语。“万里长征战”，是征伐频繁和广远的总括，“三军尽衰老”是长年远征的必然结果，广大士兵在无谓的战争中耗尽了青春的年华和壮盛的精力。有了前面的描写，这一声慨叹水到渠成，自然坚实，没有一点矫情的喧呶叫嚣之感。
“匈奴”以下六句是第二段，进一步从历史方面着墨。如果说第一段从横的方面写，那么，这一段便是从纵的方面写。西汉王褒《四子讲德论》说，匈奴“业在攻伐，事在射猎”，“其耒耜则弓矢鞍马，播种则扞弦掌拊，收秋则奔狐驰兔，获刈则颠倒殪仆。”以耕作为喻，生动地刻画出匈奴人的生活与习性。李白将这段妙文熔冶成“匈奴”两句诗。耕作的结果会是禾黍盈畴，杀戮的结果却只能是白骨黄沙。语浅意深，含蓄隽永。并且很自然地引出“秦家”二句。秦筑长城防御胡人的地方，汉时仍然烽火高举。二句背后含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和诗人深邃的观察与认识，成为诗中警策之句。没有正确的政策，争斗便不可能停息。“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这深沉的叹息是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为背景的。
“野战”以下六句为第三段，集中从战争的残酷性上揭露不义战争的罪恶。“野战”二句着重勾画战场的悲凉气氛，“乌鸢”二句着重描写战场的凄惨景象，二者相互映发，交织成一幅色彩强烈的画面。战马独存犹感不足，加以号鸣思主，更增强物在人亡的悲凄；乌啄人肠犹以不足，又加以衔挂枯枝，更见出情景的残酷，都是带有夸张色彩的浓重的笔墨。“士卒”二句以感叹结束此段。士卒作了无谓的牺牲，将军也只能一无所获。
《六韬》说：“圣人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全诗以此语意作结，点明主题。这一断语属于理语的范围，而非形象的描写。运用不当，易生抽象之弊。这里不同。有了前三段的具体描写，这个断语是从历史和现实的惨痛经验中提炼出来，有画龙点睛之妙，使全诗意旨豁然。有人怀疑这一句是批注语误入正文，可备一说，实际未必然。
这是一首叙事诗，却带有浓厚的抒情性，事与情交织成一片。三段的末尾各以两句感叹语作结，每一段是叙事的一个自然段落，也是感情旋律的一个自然起伏。事和情配合得如此和谐，使全诗具有鲜明的节奏感，有“一唱三叹”之妙。
汉《战城南》古辞主要是写战争的残酷，相当于李白这首诗的第三段。李白不拘泥于古辞，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性。内容上发展出一、二两段，使战争性质一目了然，又以全诗结语表明自己的主张。艺术上则揉合唐诗发展的成就，由质朴无华变为逸宕流美。如古辞“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和“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此诗锤炼为两组整齐的对称句，显得更加凝炼精工，更富有歌行奔放的气势，显示出李白的独特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