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参诗的特点是意奇语奇，尤其是边塞之作，奇气益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奇而婉，侧重在表现边塞绮丽瑰异的风光，给人以清新俊逸之感；这首诗则是奇而壮，风沙的猛烈、人物的豪迈，都给人以雄浑壮美之感。诗人在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时，封常清出兵去征播仙，他便写了这首诗为封送行。
为了表现边防将士高昂的爱国精神，诗人用了反衬手法，抓住有边地特征的景物来状写环境的艰险，极力渲染、夸张环境的恶劣，来突出人物不畏艰险的精神。诗中运用了比喻、夸张等艺术手法，写得惊心动魄，绘声绘色，热情奔放，气势昂扬。
首先围绕“风”字落笔，描写出征的自然环境。这次出征将经过走马川、雪海边，穿进戈壁沙漠。“平沙莽莽黄入天”，这是典型的绝域风沙景色，狂风怒卷，黄沙飞扬，遮天蔽日，迷迷蒙蒙，一派混沌的景象。开头三句无一“风”字，但捕捉住了风“色”，把风的猛烈写得历历在目。这是白天的景象。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对风由暗写转入明写，行军由白日而入黑夜，风“色”是看不见了，便转到写风声。狂风像发疯的野兽，在怒吼，在咆哮，“吼”字形象地显示了风猛风大。接着又通过写石头来写风。斗大的石头，居然被风吹得满地滚动，再著一“乱”字，就更表现出风的狂暴。“平沙莽莽”句写天，“石乱走”句写地，三言两语就把环境的险恶生动地勾勒出来了。
下面写匈奴利用草黄马肥的时机发动了进攻，“金山西见烟尘飞”中“烟尘飞”三字，形容报警的烽烟同匈奴铁骑卷起的尘土一起飞扬，既表现了匈奴军旅的气势，也说明了唐军早有戒备。下面，诗由造境转而写人，诗歌的主人公——顶风冒寒前进着的唐军将士出现了。诗人很善于抓住典型的环境和细节来描写唐军将士勇武无敌的飒爽英姿。如环境是夜间，“将军金甲夜不脱”，以夜不脱甲，写将军重任在肩，以身作则。“半夜军行戈相拨”写半夜行军，从“戈相拨”的细节可以想见夜晚一片漆黑，和大军衔枚疾走、军容整肃严明的情景。写边地的严寒，不写千丈之坚冰，而是通过几个细节来描写来表现的。“风头如刀面如割”，呼应前面风的描写；同时也是大漠行军最真切的感受。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战马在寒风中奔驰，那蒸腾的汗水，立刻在马毛上凝结成冰。诗人抓住了马身上那凝而又化、化而又凝的汗水进行细致的刻画，以少胜多，充分渲染了天气的严寒，环境的艰苦和临战的紧张气氛。“幕中草檄砚水凝”，军幕中起草檄文时，发现连砚水也冻结了。诗人巧妙地抓住了这个细节，笔墨酣畅地表现出将士们斗风傲雪的战斗豪情。这样的军队必然无人能敌。这就引出了最后三句，料想敌军闻风丧胆，预祝凯旋而归，行文就象水到渠成一样自然。
全篇奇句豪气，风发泉涌，由于诗人有边疆生活的亲身体验，因而此诗能“奇而入理”，“奇而实确”，真实动人。
全诗句句用韵，除开头两句外，三句一转韵，这在七言古诗中是不多见的。全诗韵位密集，换韵频数，节奏急促有力，情韵灵活流宕，声调激越豪壮，有如音乐中的进行曲。
这首诗以白描手法写出了一个常见的乡村之夜。前两句写村夜秋色的浓重，后两句描绘出乡村之夜的美景。诗人通过秋夜的凄清，透露了孤独寂寞的心情。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苍苍霜草，点出秋色的浓重；切切虫吟，渲染了秋夜的凄清。行人绝迹，万籁无声，两句诗鲜明勾画出村夜的特征：夜色深沉，秋色浓重，在秋霜的浸染下，草色茫茫。四下里一片寂静，行人绝迹。只有不知名的秋虫在低低的吟唱。这里虽是纯然写景，却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萧萧凄凉的景物透露出诗人孤独寂寞的感情。这种寓情于景的手法比直接抒情更富有韵味。
“独出前门望野田”一句，既是诗中的过渡，将描写对象由村庄转向田野；又是两联之间的转折，收束了对村夜萧疏暗淡气氛的描绘，展开了另外一幅使读者耳目一新的画面：皎洁的月光朗照着一望无际的荞麦田，远远望去，灿烂耀眼，如同一片晶莹的白雪。“月明荞麦花如雪”，这是十分动人的景色，大自然的如画美景感染了诗人，使诗人暂时忘却了他的孤寂，情不自禁地发出不胜惊喜的赞叹。这奇丽壮观的景象与前面两句的描写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诗人匠心独运地借自然景物的变换写出人物感情变化，写来灵活自如，不着痕迹；而且写得朴实无华，浑然天成，读来亲切动人，余味无穷。《唐宋诗醇》称赞它“一味真朴，不假妆点，自具苍老之致，七绝中之近古者”。
诗因前后描写的景物不同，表达出诗人由孤独寂寞而兴奋自喜的感情变化。诗人以白描的手法描绘乡村夜景，于清新恬淡中蕴含了浓浓的诗意。诗中描写村夜，既有萧瑟凄凉，也有奇丽壮观，对比中构成乡村夜景。
《野庙碑》是一篇讽刺杂文。文章的题目便发人兴味，是为一座不知名的乡野神庙撰写的碑文，全文三段，最后附诗一首。
第一段叙述碑的由来和作者为野庙立碑的原因。开头就显出杂感的特点，好像在拉杂地漫谈作者自己的感想；而其实寓有严峻的讽刺。文章从“碑”的原义谈起。古代有一种用同音词解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碑”的原义就是悲哀。然后，他叙述碑的沿革，说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来发展成为记载死后功德的木碑，从而证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着，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块，用来为活人歌功颂德的石碑，是秦、汉以后的变化，是不合原义，并不相称的。据说，秦始皇东游到峄山，一帮儒生为他在山石上铭刻功德，这就是给活人树碑的开始。因此，通过谈论碑的由来，实质是说明树碑是记载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应该用来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这同时也就表明，作者给野庙树碑，并不是为活人歌功颂德，而只是为抒发悲哀。所以最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明这种悲哀的原因，野庙里的神祇只是一些没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记载，但是，农民却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们，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换句话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农民供奉祭祀着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祭祀的神鬼偶像，这是十分可悲的。
第二段就是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这一段生动具体地谈论农民怎样和为什么迷信神鬼，说明作者自己的悲哀。这里有批评、有嘲弄，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农民充满同情。首先，作者明确指出唐代浙江东部山区农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当的祭祀，是错误的行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颇不恭敬地指点那些被农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觉得荒诞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相反，作者对这些生动偶像的雕塑艺术，却有点欣赏。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就因为农民以为自己生老病死，命运灾祸，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们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畜牧牺牲，竭尽全力，供养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不难看到，作者对此不胜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写出农民愚昧迷信，更显出他们善良驯服。因此，实际上，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进一步具体地形象地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农民用尽血汗供奉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如果农民能够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那么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观赏、农民也就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当时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题论题，文章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题发挥，所以还要议论开去。
第三段是借题发挥，其实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将，跟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较分析，结论是，当时官僚是戴官帽、说人话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恶劣。不言而喻，他们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从思想内容看，这一段是此文立意所在，是主题思想的阐发。作者以农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庙的无名偶像作比喻和衬托，揭露唐末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大唐王朝已经败坏沦落为一座乡野神庙，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无名神像的偶像。作者认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机构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寄于丝毫希望。这就深刻地传达了唐末农民起义暴发的时代脉搏，抒发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绪。正因如此，这一段的态度和笔锋明显与上一段不同，议论尖锐透辟，讽刺辛辣无情；不是嬉笑热嘲而是怒骂鞭挞，单刀直入地揭露这群活着的官僚像无名神像一样毫无功德政绩，却更为凶恶地压榨人民，更虚伪，更无耻，更罪恶，更令人愤慨。文章到此，主题思想说透，就结束了。
最后是一首诗。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文章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文章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艺术上看，这是一篇用传统碑文体裁写的杂感。或者说，是用杂感形式来发挥讽刺艺术力量的一篇碑文。因此，它不但具有杂感所要求的现实性、议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体地说，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冷眼旁观，谈古论今，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作者对于大唐帝国官僚是冷眼旁观的，冷淡、清醒、客观、无情。他这篇文章并不要给朝廷进谏，而是要说给有识后士以及黎民百姓听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谈古论今。他从碑的原始沿革谈到为野庙立碑，又从野庙供奉的土木偶像谈到农民被自己创造的无名偶像束缚压榨，再从古代祭祀谈到当时养官，等等，见解深刻，笔锋尖锐，鞭辟入里，抓住实质，逐步阐发主题思想，抒发作者的悲愤感慨。
其次是热嘲冷讽，说东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对不同讽刺对象抱着不同的态度，所以全面而有说服力。他对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热嘲，抒发深情的悲哀。对那些无名的神鬼偶像则以嬉笑的嘲弄，指指点点，这个黑大个儿叫将军，那个白面书生是郎官，尊贵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妇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赏雕塑艺术，令人发噱。而对文官武将，就是严峻的揭露，无情的冷嘲，尖锐的讽刺，凌厉的怒骂。但是，嘲弄讽刺的方式仍是从谈论中随时投射，好像说东道西，拉杂不拘。此文各个段落，层次后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结构，需要谈论什么，就开个头谈起来，转过去。
第三是知识丰富，议论风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开头谈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谈得头头是道。接着说浙东农民滥祀，就把滥祀风气和农民心理说得子如指掌。讲古代祭祀，两句话便概括讲出要领；论当时官僚，用几笔就勾画出典型嘴脸。这表明作者知识丰富，了解透彻，所以发出议论，都能抓住要点，讲出妙处，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读来脉络清楚，增长见识，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当，描写生动，语言活泼，形象鲜明。从表现手法看，此文其实抓住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国官府比作一座野庙，官僚就像野庙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国官府的关系，就像人民和野庙的关系一样，人民创造了它们，反而又害怕它们。但是两者后间有一点差别，就是活着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凶恶，祸害更大。总起来看，作者用“古文”的语言，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描写出了几类鲜明形象，即野庙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恶形象。
最后便是此文风格特点，嬉笑怒骂，严峻冷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者跟读者杂谈感想，启发开导，摆事实，讲道理，爱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现形式却是复杂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说来，娓娓动听，引人兴趣，而说到以野庙碑抒发悲哀，仿佛一拍惊木，令人震动。第二段，作者好像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说到“农民创造这一切，又害怕这一切”，骤然一转，痛心叙述，辛酸悲恻。第三段，作者突发议论，两番转折，进入主题，鞭挞怒骂，激人愤慨。末尾用诗明确点出主题思想，说破大悲哀。这一层层叙述议论，逐步深入，表现出作者严肃沉重、感慨激奋的神情风度，形成独特风格，产生艺术效果，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应当说，在晚唐文坛上，这篇杂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
作者通过谴责人们对梅花的摧残，形象地揭露和抨击了清王朝统治阶级束缚人民思想，压制、摧残人才，表达了要求改革政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本文篇幅短小，结构严谨，寓意深刻。全文一共三段。
第一段，揭示产生病梅的根源。文章起笔先简要叙述梅的产地：“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然后笔锋一转，引出一段有些人评价梅的美丑，用“固也”一语轻轻收住。接着，作者开始详细分析病梅产生的缘由。原来，在“文人画士”的心目中，梅虽然“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但一“未可明诏大号”；二不能让人“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三，从客观上说又不能“以其智力为也”。所以，他们只好通过第四个途径了。于是，他们暗通关节，让第三者来转告“鬻梅者”，斫正，删密，锄直，以投“文人画士孤癖之隐”。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南之梅皆病”也就无可避免了。“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一句感叹，道出了作者的无尽愤慨，也为下文“誓疗之”蓄足了情势。
第二段，写作者疗梅的行动和决心。“予购三百盆”而“誓疗之”，可见其行动的果断；“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可见其成功的誓言；“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可见其坚持到底的决心。疗梅的举动和决心，写尽了作者对封建统治阶级压制人才、束缚思想的不满和愤慨，表达了对解放思想、个性自由的强烈渴望。
第三段，写作者辟馆疗梅的苦心。这一段，作者慨叹自己暇日不多，闲田不多，疗梅的力量有限，也就是慨叹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挽回人才受扼杀的黑暗的政局。事实上，作者一生在仕途上很不得意，只做过小京官，而且受到权贵的歧视和排挤，自己的才能都无法施展，更不要说解除全国人才所遭受的扼制了。因此，他只能以感叹作结。但是，虽为感叹，他渴望“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充分表现了他坚持战斗的意志。
本文表面上句句说梅，实际上却是以梅喻人，字字句句抨击时政，寓意十分深刻。作者借文人画士不爱自然健康的梅，而以病梅为美，以至使梅花受到摧残，影射统治阶级禁锢思想、摧残人才的丑恶行径。“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暗示的正是那些封建统治者的帮凶，他们根据主子的意图，奔走效劳，以压制人才为业。斫正、删密、锄直，这夭梅、病梅的手段，也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扼杀人才的恶劣手段；他们攻击、陷害那些正直不阿、有才能、有骨气、具有蓬勃生气的人才，要造就的只是“旁条”和生机窒息的枯干残枝，亦即屈曲、邪佞和死气沉沉的奴才、庸才。作者“购三百盆”，“泣之三日”，为病梅而泣，正是为人才被扼杀而痛哭，无限悲愤之中显示了对被扼杀的人才的深厚同情。“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就是说要破除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才的束缚、扼制，让人们的才能获得自由发展。“必复之全之”，一定要恢复梅的本性，保全梅的自然、健康的形态。这正反映了作者要求个性解放，“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本文表面写梅，实际是借梅议政，通过写梅来曲折地抨击社会的黑暗，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